理想藏书-名人情恋

朱自清和他眼里的女人

韩石山

朱自清


  他是个怎样的人

  朱自清先生是个内向的人,腼腆的人,从品行上说,绝对是个正人君子,看看他讲课,就知道这是怎样一个忠厚人了。

  他那时是矮矮胖胖的身体,方方正正的脸,配上一件青布大褂,一个平顶头,完全像个乡下土佬。讲的是扬州官话,听来不甚好懂,但从上讲台起,便总不断地讲到下课为止。好像他在未上讲台前,早已将一大堆话,背诵过多少次。又生怕把一分一秒的时间荒废,所以总是结结巴巴地讲。然而由于他的略微口吃,那些预备好了的话,便不免在喉咙里挤住。于是他更加着急,每每弄得满头大汗……一到学生发问,他就不免慌张起来,一面红脸,一面急巴巴地作答,直要到问题完全解决,才得平舒下来。

  这是北大刚毕业,在杭州第一师范教书时的情形,他的学生魏金枝记下的。后来当了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情况是不是好了呢?没有好多少。下面是他的学生吴组缃的回忆:

  我现在想到朱先生讲书,就看见他一手拿着讲稿,一手拿着块叠起的白手帕,一面讲,一面看讲稿,一面用手帕擦鼻子上的汗珠。他的神色总是不很镇定,面上总是泛着红。他讲的大多援引别人的意见,或是详细地叙述一个新作家的思想与风格。他极少说他自己的意见;偶尔说及,也是嗫嗫嚅嚅的,显得要再三斟酌词句,唯恐说溜了一个字,但说不上几句,他就好像觉得自己已经越出了范围,极不妥当,赶快打住。于是连连用他那叠起的白手帕抹汗珠。

  他的婚姻状况

  朱自清结过两次婚。第一次是1916年考入北大预科,当年寒假里回扬州老家结婚。妻子武钟谦,扬州名医武威三的女儿,朴实、文静,在前面引用过的那篇文章里,魏金枝说,“至于我们的朱师母呢,也正和朱先生是一对,朴素羞涩以外,也是沉默,幽静。除开招呼以外,不大和我们搭腔,我们谈着,她便坐在床上做活”。1929年11月,夫人在扬州家中病逝,32岁,遗3子3女。朱先生与夫人同岁,都是1889年出生。

  第二次是1932年8月,与陈竹隐女士在上海结婚。陈是四川成都人,少先生7岁,毕业于北平艺术学院,为齐白石、溥西园的弟子,工书画,善度曲。婚后随夫北上,住在清华园里。抗战爆发后,朱自清独自赴长沙,又转赴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陈由北京赴昆明与丈夫团聚。抗战后期,带着孩子住在成都。

朱自清与陈竹隐



  对武钟谦夫人,朱自清的心里,始终充溢着真挚的情爱,《给亡妇》可说是一曲爱的颂歌。现在要说的是这篇文章写作的时间。若是刚刚去世,痛不欲生,秉笔为文,自在情理之中。但愿是这样,然而不是这样。文末标明的1932年10月,是武去世3年之后,又是新婚3月之内。文中有“孩子都好,我们一定尽心教养他们”之语,是不是也有一点“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的意思在里面呢?

  单就这篇文章立论不免轻率,从此后朱自清的《日记》中寻按,就不能说无影无踪了。

  1933年1月15日,也就是《给亡妇》一文写罢不久,朱自清“在平伯处打契约桥眚,并吃晚饭,归时竹似怒”。此后夫妇间小的龃龉,在日记中时有所见。有时纯属记事,却不能说没有怨怼之意,如“竹病中延一中医诊治,竹信中医甚笃,然中医诊金昂甚”(1935年1月14日)。又如“晚竹谓予近太懒,为之惕然”(1933年3月6日)。

  有没有大的龃龉呢。

  有一个时期,朱自清对他的夫人,似乎已不只是怨怼了。1934年1月2日记:

  入城至吴宅,吃牛肉锅,极美。食毕跳舞,余兴致先不佳,后较好。舞得非常生,只一次合上拍子。竹跳甚多,其履不佳,一胫常外歪斜,又身子不直,显得臀部扭得厉害,然甚剌戟余也。

  徐志摩一度对陆小曼失望后,曾在日记中写道:“爱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身体,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厌恶的出发点,也不一定是身体,但厌恶到了身体也就到了顶点。”可不可以把这句话转用在这儿呢。还是不要吧。那就都让一步吧,你也得承认,朱陈之间的关系,不像一些传记里说的那么好。

  抗战后期在昆明,朱先生那么艰难地活着,冬天甚至披着赶车人穿的光皮板子(俗名一口钟)御寒,这在当时的大学教授里,是绝无仅有的。撙节下来的钱,乃至是借来的钱,按时寄往成都。

  他眼里的女人

  或许是生性太腼腆,或许是心里太忧伤,每见到漂亮或心仪的女人,朱先生都有精细的观察,且在日记中有简约记载。先录1937年8月18日《日记》中的一段话,作为引子,也可以说是朱先生的妇女观吧。

  对女子之我见。西洋女子已得独立,故服务之观念强,抚慰丈夫方面甚佳。日本女子服务之观念过强,以至失去独立之人格。中国女子只事争独立,为丈夫服务之观念全废,此盖过渡时代人之命运欤!

  下文引号中的话,均为日记中的原话。

  1924年9月5日,由温州乘船赴宁波任教。“船中见一妇人。脸甚美,着肉丝袜,肉色莹然可见。腰肢亦细,有弱柳临风之态。”

  在宁波,“访萼邨,见一女客,甚时髦,两鬓卷曲如西洋妇人也。”(1924年10月5日)第二天,“与萼邨同到丹生家。丹生夫人甚健谈,人甚飞动。而在其处便饭,菜甚佳美!”

  1931年8月,经苏联赴欧洲度假,9月4日车过柏林,“车中有俄妇甚有致,与其夫俱,亦翩翩。打桥,其夫妇桥甚精,有记分纸,殆亦甚好之也。”

  就是不甚喜欢的女人,只要风度好,他也很是欣赏。1931年11月13日在伦敦,邀请周先生在顺东楼进晚餐地,遇见两位中国女士,“她们说上海方言。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听到上海话了!她们的作风举止也是一副上海派头,我对她们既讨厌又赞赏,这真是自相矛盾啊。”

  1932年6月25日,在德国游览期间,“车上遇一医生小姐,活泼可爱,不似英人,使人颇有好感。”

  1932年8月16日,蜜月中游完普陀,“到上海,赴六妹处,遇邓明芳女士,颇有标格。”

  1941年3月6日,“上午宋夫人及廖二姐来访竹,适竹去医院,因留客谈。宋夫人打扮得很漂亮,听说她已43岁,可还是显得那么艳丽。夫人的职业为果树栽培,这方面的书我一点也没读过,没有研究。约等二小时得见竹。”

  1945年2月4日,“下午应唐庆永夫妇之邀,至其家跳舞与桥戏,并进晚餐。至唐家遇翟君夫妇,翟妻甚美。”

  越到晚年,这类记载越少了。路遇的美妇人,已视而不见。同事的妻子,多已上了年纪,可欣赏的,只有作为晚辈的小姐了。这也是情理中事。

  抗战后期,独自在昆明生活,还差点闹出“绯闻”。且看这样几条记载:

  在钱家午餐。我在餐桌上又被钱太太让得进食逾量。(1941年12月11日)在钱家午餐,面和菜均佳。(1942年4月10日)端升晚餐后留此长谈,培源认为我可能会捎信给钱太太,我应下决心不去访问周家。(1942年5月12日)

  还得诠释。钱,即钱端升,政治学家,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周培源,物理学家,当时在西南联大从事理论研究。朱自清所在的国文系,初到云南,在蒙自上课,后来迁回昆明,朱自清居住的文学研究所,仍在乡下,上课则在城内。先前夫人在,饭食还正常,待夫人回成都后,只好在朋友家起伙,一回到城内,便只能在朋友家“蹭饭”了。他和钱端升是北大预科时的前后同学,好同学的情分总要比一般同事重些,常在钱家用餐,也就理所当然。来往多了,难免会让人说些闲话。到1942年暑假,朱自清在清华任教又满了一个5年,按清华惯例,是教授的,教满5年有一年假期。朱自清家眷在成都,已是5月份了,放假后就要回成都。这一分别,就是整整一年。故此,周培源才会说出“会捎信给钱太太”这样令朱自清反感的话。

  这篇文章就这样完了。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让朱自清这样的忠厚长者,人格上,生活上,更丰富些,或者说更丰满些。

(摘自《人民文学》200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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