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名人情恋

郁达夫喧哗与骚动的爱情传奇

梦尧


  郁达夫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极富浪漫和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扑朔迷离。尤其是一生中3次结婚两次离婚及多次婚外恋的经历,在当时的文化界曾引起不小的责难与非议。这位一生为爱情而歌的文豪在个人的情感世界里,散发出异样的色彩。

  

  徘徊在家与青楼间的文坛巨子

  郁达夫中学毕业后,怀着一腔救国救民的热忱,与长兄一起赴日求学。

  当时日本国内风行西方文化,两性观念也比较开放。日本的女人给郁达夫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多愁善感、风流倜傥的郁达夫又一次陷入情爱的漩涡。他曾追逐过好几位日本女性,并以自己的真诚和超群的才华博得了她们“一往情深”的回报。

  然而倒霉的是,郁达夫与日本少女的恋情,无不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大致因为他是一个素来被日本人看不起的“支那人”!

  不懈的追求,接连的失败,深深刺痛了郁达夫脆弱的情感。随之而来的性的苦闷也一天天膨胀起来。为了压制住这种强烈的性苦闷,他经常喝得大醉。借酒精来麻醉自己,实在抑制不住了,就跑到青楼中去寻求刺激和发泄,并自我解嘲道:“索性沉到底罢!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

  正当郁达夫在情欲的漩涡中狂乱地挣扎时,孙荃走进了他的情感世界,并傲然占领了应该属于她的那一片圣地。

  孙荃出生于书香世家,出落得美丽动人,加上知书达理,能诗善文,在郁达夫的家乡浙江富阳名气很大。郁达夫四海漂泊,见识过无数的奇花异草,当他第一次见到孙荃时,并未对她名动乡里的容貌产生多大的兴趣,而独对她超群不凡的学识和风流谈吐惊讶不己。他在日记中写道:

  “薄暮陈某来,交予密信一封,孙氏手笔也。文字清闲,已知压倒前清老秀才多矣。”此语出自一般人之口也就罢了,而郁达夫是一代文豪,意义就有些不简单了。

  后人论及郁达夫与孙荃的婚姻时,大多认为这是一桩并无真情在内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结合,事实上并非如此。

  郁达夫对女性美的标准有3条:一是外貌,二是品德,三是才华。而孙荃是三者皆备,以至郁达夫在致长兄的信中对她赞美不已。他在与孙荃初次见面到分别的一个月里,经常书信来往,诗歌唱和,甚至还商量过结婚的具体事宜。若无感情,这是不可能的。

  在去国归日前,郁达夫赠给孙荃5首小诗,文笔清丽,语意缠绵,可以说是郁达夫与孙荃炽热情爱的体证。其中有云:

  风动珠帘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

  幽兰不共群芳丢,识我深闺万里情。

  有情人终成眷属。1920年,郁达夫与孙荃举行了婚礼。

  但由于郁达夫的放荡不羁与风流任性,本来是一桩美满的姻缘,最终以悲剧收场。

  郁达夫与孙荃结婚后,不断爆出婚外恋,其中轰动一时的共有3次:一是在安庆时与妓女海棠的荒唐恋情,二是在北京与银娣的交往,三是抛妻离子,追逐杭州名花王映霞。

  海棠是郁达夫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时结识的一位风尘女子。当时郁达夫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新小说家,为成千上万的青年女子所敬爱与崇拜,其中自然不乏才貌出众者,而海棠则奇丑无比!所以他们的恋情的确非一般人所能理解。

  对于郁达夫在安庆的苦闷情怀、变态的性心理和荒唐行为,他的好友易君佐在《我与郁达夫》中写道:

  郁达夫在未获海棠之前,一次进城在一小巷见一杂货店的老板娘坐在门口,尚有几分姿色,便凑过去买针。老板娘拿出一支新针,他不要,他指明要她头上的那枚旧针。安庆之俗有以旧针治病的,老板娘并未疑心。接着郁达夫又要买小手帕,新的也不要,要她襟间那片旧的,老板娘于是有些疑心了,但看他不像个恶人,便将手帕让出。郁达夫得此二物后欢天喜地地回到学校,跑到自己的卧室用针刺破面孔和手指,将血液在小手帕上放在鼻孔前拼命地嗅,且越嗅越香。

  郁达夫后来在文章中对他的“红颜知己”海棠做如此描述;她年方二十二三岁,身材矮小,额角广而低作青灰色,头发稀少,眼睛鲁钝下挂,嘴狭长,相貌好似猿猴。

  对于郁达夫来说,他的狎妓并不仅仅是为了性欲,或许是在有意填平人世间的不平——人家不愿意要的,他偏愿意要;人家不喜欢的,他故意奉如至宝。他要与世俗为敌,只是这种方式的确令人汗颜。

  1921年,郁达夫为参加东京大学的毕业考试而告别海棠,离开安庆。

  在此后的日子里,郁达夫一直在光明与黑暗、希望与绝望、振作与颓废之间挣扎。他与孙荃时分时合,在家和妓院之间徘徊,放荡不羁,荒唐沉沦。

  到底是谁伤谁更深

  1927年,郁达夫邂逅王映霞,便一见钟情,将她视为自己灵与肉“全都救度”的女神。

  王映霞与郁达夫相识于烽火连天的上海滩,也算是乱世儿女。郁达夫在朋友处见到她,立即为她的美貌风度与优雅气质所折服。以后几乎天天去找王映霞,坠入情网,不能自拔。面对郁达夫疯狂的追求,王映霞有着很复杂的心情。一方面她对这位名满天下的才子仰慕已久;另一方面,他毕竟已经是有妻小的中年男人,而她只有19岁。 但经过郁达夫的狂轰猛炸,王映霞最终被征服了。她决定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这个三十多岁、已经娶妻生子的男人。1928年4月,郁王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1936年2月,郁达夫去福建,被任命为省政府参议。直到“七·七事变”爆发,他一直与王映霞处于两地分居的状态。战火连绵,丈夫远在异乡,王映霞带了老母弱子共5人四处逃难,最后在其弟金葆桐的护卫下与国民党浙江省党政机关一起撤到丽水。郁达夫非但不理解她的苦心,竟然怀疑王映霞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有染,最终为毁家埋下了祸根。

  郁达夫究竟为什么会有如此荒唐的想法,不得而知,但这件事的确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后果。由于郁达夫疑神疑鬼,王映霞被迫离家出走。这让郁达夫更加恼火,他轻率地在汉口《大公报》上登出了一则寻人启事:

  王映霞女士鉴:乱世男女离合,本属寻常,汝与某君之关系,及搬去细软衣饰、现银款项、契据等,都不成问题,惟汝母及小孩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达夫启。

  郁达夫的启事一时间弄得满城风雨。其实王映霞并没有走远,她只是暂时住在朋友家里。对于郁达夫的这一荒唐行径,王映霞后来在《半生自述》中说:“这是我十年来第一次突然行动,他着慌,失去了理智。”在郭沫若、田汉等人的劝说下,郁达夫自知不对,便在10月的《大公报》上登出致歉启事。

  两个人虽然重归于好,但在彼此,尤其是王映霞心中,留下了无法弥补的裂痕,夫妻之间的感情已经很是淡漠。不久,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的邀请,举家匆匆离开大陆,奔赴南洋。对于郁达夫来说,这是他永远离别祖国的日子。

  郁达夫到达新加坡后,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他拼命工作,并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可就在此时,他陷入了家庭问题的深深苦恼之中。虽然在武汉时,由于郭沫若、田汉等人的调解,郁达夫与王映霞言归于好,并立下字据:“从今以后,各自改过,各自奋发。”但到了新加坡,郁达夫又是故态复萌。他背着王映霞,偷偷地集了19首诗及一首词,题为《毁家诗纪》在香港《大风》旬刊上发表。在这些诗以及“诗注”中。他极力地批判王映霞是毁家的罪人。《毁家诗纪》一石激起千重浪,的确是起到了毁家的作用!王映霞知道后,立即写了答辩文及长信,同样寄给《大风》主编,对郁达夫进行了批判。

  《毁家诗纪》发表一年后,郁达夫与王映霞正式离婚。她曾经是他灵与肉的“救助者”。他们一起走过了12年悲欢交集的日子,而今终于分道扬镳了。也许失去了才知道可贵,王映霞走后,郁达夫非常懊悔,他曾在一首诗中写道:

  纵无七子为哀死,

  犹有三春各恋辉。

  愁听灯前谈笑语,

  阿娘真个几时归?

  几时归,永远不归了!魍魉世界,到底是谁伤谁更深?

  性格即命运,这或许是对郁达夫的情感悲剧最好的解释。


理想藏书 Hesse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