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名人情恋
鲁藜的忘年之恋


  一

  早先,在天津市文联的对面有一爿小电料行,里面有个小姑娘,1950年时,她12岁。因为一心想当演员,所以常帮助父母到文联去给那些文化人修个电灯什么的。她叫刘颖西。因为家境不怎么好,放了学也不能去玩,总是帮家里做些小修小换的电工活。所以她有时会到文联主席鲁藜的家中。鲁藜当时36岁,他身材颀长挺直,双目大而美,而有着福建人特有的和婉,并且他是有名的诗人,气质上就愈发不凡,在12岁的孩子心中,他便是最完美的人了。

  第一次见到鲁藜,是她被父亲差派去换一个开关。她跑着去了,敲门。开门的便是文联主席鲁藜本人,第一次这么近地和“大人物”相对面,刘颖西慌得厉害,她脸红了,不敢说话,他于是倒水给她喝,拿糖给她吃,问她几岁了。她12岁,小学6年级,他笑道:“比我女儿大1岁。”

  他看着她熟练的操作,为她扶着叠放的椅子,并赞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于是他想到自己。

  鲁藜早年随父在越南西贡定居,小学五年读完便辍学,到湄公河畔一家面铺当学徒。后来做过小贩,码头上的磅手,直到16岁,为父亲回乡安葬才回国。

  干完活,他便问她,有什么困难。她是多么单纯,毫不掩饰,说:“考初中,怕分到离家远的学校,放了学没法帮家里干活。”他便点了点头。

  她叹道:“你有这么多书!”

  他便选了几本,借给她看。她发现,那书中另有天地,似乎生命的味道也不同了。送还时,她问鲁藜:“这书真好看,是您写的吗?”

  “不,是安徒生写的。”他说。

  他们便开始了忘年交,他叫她“孩子”,她称他“考师”。不久,鲁藜果然帮助她上了女一中(海河中学),以便于她分担家事。她对他,从崇拜变成了感激,她开始收集鲁藜的作品,并且开始爱诗。

  二

  1954年,鲁藜40岁,应当是一个男人的鼎盛时期,他自己感到又一个创作的高峰期就要到来了,突然,出现了“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说法。

  鲁藜多年以来,一直在胡风办的刊物上发表作品,他的诗集《醒来的时候》,《星的歌》也是胡风给他出的。虽说神交10多年,却从未见面。1949年,鲁藜已是位名气不小的诗人了,胡风从香港回国到北京开政协会,路过天津时,第一次见到鲁藜,也是唯一的一次。1955年,鲁藜在天津作协任党部书记,18年的党龄,使他深深地感胡风的问题的分量,在主持批判的同时,他内心有着深深的恐惧,他预料自己“胡风弟子”的名衔大概是跑不了的。但他仍旧没有估计到问题的严重性。

  不久,抄家、隔离,不能回家了,他诗人的敏感的心,似乎难以承受,眼看着一串一串文人随胡风“倒”下,他几乎目瞪口呆。

  他更没料到的是,除了妻子王曼恬和子女外,给他修电灯,换开关的小朋友刘颖西也受到了牵连,因为收集了鲁藜的诗作、保存了他的照片而被派出所叫去审查。

  一个仅仅16岁的少女,被别人强行同另一个人联系起来时,其心理变化是难以捉摸的,尽管鲁藜比她大24岁。但是别人天天问她,你同他是怎么认识的?他对你说过什么?做过什么?她于是在小黑屋子里回忆,他的书、安徒生、他讲的故事、他的关心、他的音容笑貌……这一切都变得更加清楚而亲切了。于是,当她被派出所放出来时,清秀的,飘逸而有着一双温和的大眼睛的鲁藜,已成为她心目中最完美、最可爱的男人了。她16岁,从未想过他是个有妻子儿女的大人,她只是觉自己情窦初开,钟情于鲁藜了。

  她被放出来后,便每天到文联去打听鲁藜的下落,她迫切地想见到他,想得心焦。最后,有一个画家很可怜她,对她说:“别再问,鲁藜回不来了!”此后,刘颖西再也没在文联露过面,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无名的女孩的消失。

  三

  鲁藜真回不来了,他被定性为反革命,开除党籍,关进天津军法处。四五平方米的天地,高处小窗可见一方蓝天,也被铁条切割成一条条的。他有时想念笔,有时想说话,但却没有纸笔,也没有耳朵,只好从墙上的污渍中编些故事,默默讲给自己听。

  一日,管教干部把他叫到办公室,递给他一张纸,他看那纸,惊奇地发现,纸上每个字,他都认识。他笑了:“我还认识字!”没什么更刺激的话,只不过是宣布离婚而已。当然,鲁藜是在押反革命,与反革命是要划清界限的,这在意料与情理之中,早该了结的,鲁藜不存遗憾,也不存忧伤。只是……只是孩子们!

  他和王曼恬1938年结婚,17年了!大女儿16岁,两个儿子9岁和6岁。王曼恬是湖南人,性急、泼辣,是热辣辣的多情。她现在是教育局分局长,依她的党性,为了孩子的前途,离婚是必然的,他隔离时,她来探望,夫妻相对,默默无语。他就知道这一天该来了。相交、相恋的过去,本不该忘了,他忆及了,又像擦黑板似的擦去了,一笔笔忆,一笔笔抹。于是心地一片白茫茫!

  此后,便是绝对的孤独,母亲也早已于1953年在越南去世了,连惦记也不用他去惦记了。

  直到1956年9月30日,国庆前夕,鲁藜被提到公安局局长江峰的办公室。江峰问:“对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问题,你最近有什么想法?”

  鲁藜回答:“没什么想法,和过去一样。我不知道这个集团的存在。”

  22个月,柔弱的诗人,就这样硬顶了22个月,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

  “好吧,鲁藜!”江峰目光锐利地盯着鲁藜,几分钟后,他说,“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以后会清算的。这段生活嘛……就结束了。”他站起来,似乎言犹未尽,终于又没开口,只温和地说:“回家吧。”

  哪儿是家?一下子太自由了,自由多得让他没法消受。市委宣传部安排他住在市委招待所里,“住在那里写检查。”

  住是住了,检查是不写的,过去关起来都不写,现在更不能写。尽管他珍爱自己的党籍,但是不该承认的,不能承认。

  这样,他——一个诗人消失了,像从未存在过一样,只有一个瘦骨嶙峋的农民,在天津南郊生活着。

  四

  中国大戏院。1958年。座无虚席。一个穿着又脏又破的棉大衣、戴着大口罩、帽沿压到眉际的“老农”,一动不动地缩在椅子上,悄无声息地在听戏,没有人想到,他曾经是这个大戏院的经理!

  然而,在他后面几排,有一位年轻的姑娘,挪到左边看看,又挪到右边瞧瞧,翻来覆去地打量着这个老农民。

  戏快演完了,那农民起身,低头沿过道快步向外走去,他要趁场内灯光未亮之际离开,这时,像是从地底下传一声细小的呼唤:“鲁藜!?”

  他没敢停步,没敢张望,像没听见似地,加快脚步,逃似地到了街上。他无法判断,那是谁的声音。

  “你是鲁藜吧?”那声音追到了街上,轻轻扯住他的衣襟。但鲁藜不认识她——一个亭亭玉立的女子。

  “我是刘颖西呀!”

  “换开关的小女孩!”惊喜交集的鲁藜,已完全像是个老人了,尽管才43岁。

  川鲁饭店小叙,刘颖西的宿舍长谈,鲁藜那孤独的心,充满柔情,他将它倾注在这女孩子身上,细细地询问她的生活、工作,得知她在一家诊所当了医师,欣慰地拍着她的头:“好,好啊,长大了!好孩子!”

  “我的女儿,怎么样了呢?”鲁藜看到仅长女儿一岁的刘颖西,才想到,女儿也该是这么高了呀!

  然而,刘颖西的心情却不同,她久久盼望着,等待着的这一天,突然降临了,她要得到她崇拜的男人,她要倾诉自己的情意。

  她约他再来,数日后,他来了。她决心奉献自己的身心,他却说:“我不能再见你了!”

  刘颖西叹息,为什么刚刚找那失而复得的,却又要失去?

  鲁藜却没有了愤怒和叹息,他认命了,他要去板桥农场劳动教养了。

  1963年解教,到天津拖拉机厂,既然是作家,便发挥特长,当了文书。

  “文革”开始,投笔从运,挨批斗、扫厕所、掏阴沟。不久,又被送进军粮城农场,劳动改造。

  那年头,不怕被人遗忘,就怕被人惦记,江青的一句:“鲁藜怎么还没死呀?”便把他打入18层地狱,差一点被打死。

  同时,他把劳改犯的那一点点生活费,一分分集起来,给女儿寄去,夜里捏着破钢笔,写了一封又一封信,却石沉大海。

  久而久之,他明白了儿女已不认他为父了!

  在“死去活来”中,竟也“光阴荏苒”。鲁藜当反革命24年了,他65岁时,平反。41岁中断的“创作高峰”,65岁时继上。

  24年,谁说鲁藜不写诗?他写,只是写过以后,用一根火柴当邮资,寄给自己的父母了。如今,他又可以在阳光下发表作品了。

  《补白集》见报了。他没有想用诗召唤什么人,王曼恬两年前去世了,儿女与他之间,久未通信,他们是她的儿女,而不是自己的儿女了。

  然而……

  一个天津市普通工人的家。妻子和女儿说说笑笑地准备着晚饭。丈夫回来了,把当天的《天津日报》放在桌上:“你老师发表作品了!”

  “什么”妻子漫不经心地随口问。

  “鲁藜呀!《补白集》!”丈夫说。

  “鲁藜……”妻子拿过报纸,却是一片模糊,看不清,什么也看不清,除了那名字。

  “别哭,颖西!”丈夫安慰她,“想办法去看看他……20多年了,不易呀!”

  询问,《天津日报》答复:鲁藜在军粮城。

  奶粉、麦乳精、鸡蛋、水果,刘颖西跋涉了一整天,到了军粮城:“鲁藜落政策回天津了!”没有地址。

  找,写信,询问,直到一年以后,联系上了。忘年交的一对朋友见面,已是22年以后了,鲁藜66岁,刘颖西42岁。

  22年,刘颖西怎么过来的?她也曾“上山下乡”,只因到支部书记办公室,忘记敲门,推门而入,看到了支书正在和一个女知青……支书说:“多了一双眼睛。”她被关起来,罪名莫须有。在农场政、党、工、团轮流地、联合地批呀、斗呀,直到那双多余的眼睛终于失明。幸亏她自己是医生,试着为自己医治,但是,她的眼睛不愿再看到丑恶的现实。场里的一位青年,默默地关心她,当支书组织一帮人到医务室去缠着她,逼她开假条,不开就推推搡搡、打她、骂她时,他伸出胳膊,护着她;当她为自己调治眼睛时,他关注着她;当她伤心、痛苦时,他给她一个流泪的小角落,让她倾泄自己的苦楚……

  她的眼睛慢慢好了,他说:“结婚吧!”她点点头,没有热情,却有着温馨。

  她从鲁藜那儿回来,神情恍惚“他只有一双筷子、一个碗、一张小行军床。”

  他点点头:“你去照顾他吧!”

  于是刘颖西带着女儿到鲁藜家,照顾他的生活。

  五

  1981年,鲁藜67岁了,彻底平反,指的是党籍、工资和级别以及“父亲”这个头街一同恢复,却不包括“年龄”的恢复。但他劳动了24年身体还健,未被打死总算有后福。

  高大的小伙子是儿子,伴着声名赫赫的“九大代表”——儿媳,陌生,中年妇女是女儿——陌生。鲁藜感到内疚,因为对儿女陌生而深深地内疚。

  为孩子做点什么呢?市委分了一套房子,给转业回津的儿子住吧!鲁藜这样想。

  还有一个孩子,远较儿女更亲近的孩子——小颖西!他发现,自己更离不开她。

  她也深深地苦恼“我实在太爱他了,怎么也不想再离开他了。”

  她的丈夫听了,说:“怎么会呢?他已快70岁了!”

  “我12岁时,他给我讲故事时,我就崇拜他。1957年我们邂逅,我就爱他爱得七颠八倒了!”她哭着说,“现在,命运又把他送到我面前,可是我却不能……”

  她的丈夫,一个普通的,工人慢慢地坐下来,说:“我和你一同生活了好多年了,这段生活,对我来说,十分幸福。我所能给你的,一定给你,你回到他身边去吧!”

  他们离婚了,她说:“谢谢。”

  他说:“我不会忘记那些幸福的岁月。”

  子女结婚,是喜事;父母再婚,子女往往引为耻辱,而父母也觉得理亏,总要用什么来赎自己的过错,鲁藜也是这样。给子女房子,把20多年补发的工资,全给了子女们。

  瘦削的鲁藜和他的小友刘颖西,穷到只剩下一对碗筷,两床被褥的地步,便心安理得了,清清爽爽了,一无所有也就一无所欠了,他们结婚了。

  刘颖西的女儿在她父亲的开导下,来看妈妈,母女相拥,十分亲热,她在鲁藜、母亲和父亲的影响下,开始理解“爱情”这个词,又因为对这个词的理解,而更加敬重她的父亲、母亲和鲁藜。

  “没有什么遗憾的,世界没有亏待我,该得到的,得到了,想得到的,也有了!每天早上我醒来,就想:活着真好,去了也没有什么不好。”鲁藜说。

  于是,他笔下,如泉似地涌出诗句:

  我只要一滴水,

  我就可以尽情歌唱,

  ……

  唱得天地间只有阳光、

  花朵与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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