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名人情恋

徐志摩和陆小曼

刘海粟


  我认识陆小曼,是二十年代初期。那时我在北京暂住,胡适之、徐志摩和张歆海(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哥哥)先后来看我。胡适之对我说:“海粟,你到北平来,应该见一个人,才不虚此行。”我问是哪一个?他严肃地答道:“北平有名的王太太!

  你到了北平,不见王太太,等于没到过北平。”我在他们的怂恿下,决意去看一看。当时我们都还是翩翩少年,脑子里罗曼蒂克的念头很多。我还特地剃了胡子,换了衣裳,适之虽是中式袍褂,但也很修饰。雇了三辆黄包车,在一家朱红漆的墙门前停下,进了会客室。当底下人通报说“小姐就来”时,我纳闷:我们要见的是一位太太,就是还年轻,怎么叫“小姐”呢?

  谁知站在我们面前的竟是一位美艳绝伦、光彩照人的少女。“啊!她就是陆小曼!”我在心里自己回答:“这位女士真配叫陆小曼!”

  “刘先生,您请坐。”小曼听了胡适之的介绍,很殷勤地招待我,并且自荐地提到她学过绘画,希望我能帮助她。

  “是啊,你们还是同行呢!”胡适之笑道。

  “哦,王太太应该会作画!”我说。

  “海粟,你应该收这位女弟子!”适之说。

  “如果刘先生肯收,我就叩头了!”小曼银铃般的笑声,使我不安起来。

  徐志摩接着就赶来了。但是奇怪,他微笑着和小曼打了招呼,却不说话。席间,他总是用眼神而不用嘴巴。我想,豪饮且健谈的志摩,怎么今天拙于言辞了?也许被王太太的睿智和辩才所慑服了?

  小曼的父母出来,我才知道是我们常州的乡贤,且是父执。他们伉俪也很器重我,自然交谊深了一层。

  陆家原是常州的望族,世代书香,加上陆老先生是学者兼外交官,很有学问,因此小曼家学渊源,自小就受琴棋书画的熏陶。她 9岁随父到北京,后来在北京教会学校圣心学堂读完中学课程,法文的基础已很好。15岁起,又专为她请了一位英国女教师教她英文。 3年后,她的英文也很流利了。18岁开始,北京社教界已经传闻有一位外交官的掌上明珠,能诗能画、能写一手蝇头小楷,能唱歌,能演戏,并且热情、大方、彬彬有礼。因此,北京许多大家子弟和少年得志的新贵,都想和她接近,求亲者来自四面八方。但是她在19岁时,由父母做主,嫁给了无锡人王赓。王赓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哲学,又转到西点军校攻军事,他与美国名将艾森豪威尔是同学。1918年回国,第二年,顾维钧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我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王赓任武官。

  王赓比小曼年纪大得多,做事干练沉着,但是在家庭生活上,他缺乏吸引力。

  王赓对小曼是很宠爱的,但是,他像一个大哥哥哄小妹妹那样,爱护有余,而温情不足,小曼对他自然是敬多而爱少。这一对夫妇,实际上有点封建包办,因此,虽新婚不久,但在夫妇的形式下,中间空白不少。后来,王赓被任命为哈尔滨警察局长,小曼不愿去东北,仍住在娘家,因此感情上更加淡漠了。双方都深知这点,但由于都讲究品德和信守,暂时还是相安无事的。

  徐志摩与王赓原是好友,经常在一起,每当星期日,他常与小曼夫妇到西山看红叶,来到今雨轩喝茶,或去舞厅跳舞。小曼爱好文艺,对志摩这样一位才情横溢的诗人自然是很敬仰的,因此经常向他请教一些文艺上的事,感情虽很融洽,但很纯真。王赓在北京时,因事忙,有时不能陪小曼出游,就邀志摩代劳。起初,志摩也出于友情难却,加上对小曼印象极好,也就乐于充其任。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的,何况爱好相同,意趣相投,共同语言一多,谈话内容就丰富了。自从王赓调任哈尔滨后,志摩和小曼接触机会更多了。那时候,虽然社交已经公开,但是北京的封建意识还是很浓的。社会上对这两位男女才子本来刮目相看,他们的接触一多,就瞠目起来,流言蜚语也就离奇了。这些不负责任的流言,就给他们的交往带来压力。人的感情也真奇怪,越是出现压力,越是有人误解和非难,越要斗争,感情也越深了。因此,他们很自然地从友情发展为爱情。志摩当时是比较能克制的,因为一个使君有妇,一个罗敷有夫,他立即想到悬崖勒马,以免掉进爱情的深深的旋涡中不能自拔。因此他在1925年赴欧洲,以便使爱情的火焰冷却下来。但是到了柏林,感情上受到新的打击,他心爱的儿子彼得已经在一周前夭折了。志摩在悲伤之余,更觉在异国有飘泊之感。这时,他突然接到小曼病重的电报,他又不顾一切地回到北京。这一回来,两人更难舍难分了。志摩与幼仪的婚约也在此时解除。

  用小曼自己的话来说:“他给我的那一片纯洁的真情,使我不能不还他整个的从来没有给过人的爱!”

  我后来回想到,那天随适之、志摩等第一次去陆家,就已经觉察到志摩和小曼的眼神不对,似乎心神不定的样子。那时,他们已经难舍难分了。小曼对我很敬重,她拿出自己的许多字和画来给我看,要我批评。我对她说:“你的才气,可以在画中看到,有韵味,感觉很好,有艺术家的气质,但笔力还不够老练,要坚持画下去,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画家!”听了我的话,小曼倒还沉静,可是志摩已经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他握着我的手说:“海粟,你真有眼力!”当时我心想:你激动什么?

  那天晚上,志摩又到我的房间里来。我感觉到他想和我谈什么,又似乎有难言之隐,忙问:“你有什么心事?”“怎么?你看出来了?”

  我单刀直入地问:“你老实讲,和小曼相爱多久了?”

  “你怎么知道?”

  “你们的眼睛告诉我的。”

  “我和她认识才两年多,现在已经不能自拔了。”

  “你和幼仪之间的关系呢?”我问。

  “我和幼仪也是强撮合的。这一点,她哥哥歆海最清楚。”他说。

  他于是详细地介绍了与小曼相识到相爱的过程。他要我想想办法。

  我起初很为难,因为三角中的人都是风云人物。可是,他再三说:“这样下去,小曼是要愁坏的,她太苦了,身体也会垮的。”其实,他自己正是如此。

  这句话打动了我。我自己也是为了婚姻自由逃过婚的。当时,以反封建为己任的我,正当25岁,血气方刚,看到好友如此痛苦,我终于答应去试试。

  小曼母亲听完我的叙述,叹息道:“我们何尝不知道。可是因为我们夫妇都喜欢王赓,才把亲事定下来的。我们对志摩印象也不坏,只是人言可畏啊!”

  我就提出许多因婚姻不自愿而酿出的悲剧。并且希望长辈要为儿女真正的幸福而做出果断的抉择。老太太是有学问的人,她答应说服王赓。我们就商定,我陪她母女去上海,由她出面找王赓,我再出马。当时王赓正好在沪出公差。

  当我决定陪小曼母女去上海时,志摩高兴得像个孩子,他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我说:“志摩,你不要想得太乐观,这件事不是简单的。”

  志摩说:“只要你肯用心去办,准能办好,我也只有把希望放在你身上了。”

  有趣的是,当我们到上海还未立定脚跟,志摩又追随到了上海。当时,他说是和我讨论学术的事,其实,还是紧盯小曼不放。

  那时,我从来未做过婚姻上撮合的事,这次也是“逼上梁山”的。到上海第三天,我就在功德林设宴请客。

  我请的主客,除了小曼母女和王赓外,还有唐瑛和杨铨,同时还请了李祖德、张君劢(志摩前妻张幼仪的哥哥)、唐瑛的哥哥唐腴庐。志摩既是客位,又帮我张罗,亦有半个主人的地位。志摩原来是巴望我举行这次活动的,但是临场未免紧张。因为志摩生性忠厚,他虽然狂热地恋着小曼,但是他毕竟是个笃诚君子,虽然明知小曼与王赓之间并无真诚的感情,但是要在这个时候,要他公然从王赓的手里夺走他名分已定的妻子,作为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文学家,头脑里的封建主义束缚总不是那么容易冲破。

  我就开始斟酌自己的话题,因此稍稍有点沉默。这时候,张君劢忍不住了:“海粟!你这‘艺术叛徒’又要搞啥花样了?”

  张君劢这句话提醒了我。我就在祝酒时以反封建为话题,先谈人生与爱情的关系,又谈到伉俪之情应建筑在相互之间感情融洽、情趣相投的基础上。王赓也是极聪明的,他终于觉察到我的用意,和这席宴会的宗旨。他终于举杯向我、向志摩、向其他人,自然也向小曼,说:“愿我们都为自己创造幸福,并且为别人幸福干杯!”

  宴会后,王赓推托有事,要小曼随老太太回去,他先走了。后来,我不知道她母女怎样同王赓说的,但是据说王赓终于同意解除婚约。得到王赓的同意,陆太太才和陆先生讲明。陆先生是有名望的读书人,他起初自然不赞成,认为有辱家声。

  但是王赓都已经同意了,他反对有什么用?何况徐志摩也是他所喜欢的青年。他最后摇摇头说:“我不管,你们自己闯的祸,自己收场!”小曼高兴极了,她终于摆脱了这桩婚事,得到了自由。她噙着兴奋的泪花对我说:“海粟先生,谢谢你为我们创造新的生活出了大力!”勇敢的小曼自然要创造新的生活的,她的理想自然和她本人一样美好。但是现实生活使她的美好愿望暗淡了……首先是志摩的父亲大为反对。他认为这是一件有辱门第的事情,因此后来虽然经过我们多方的斡旋,他勉强收了成命,但是对志摩夫妇的感情很淡薄的了。志摩婚后,夫妇俩就被严父禁锢在老家硖石,不许出来,并且给以极微薄的生活费。老太爷始终不去,也一直不见新媳妇,自负和自尊的小曼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打击,她是出乎意外的。因此,新婚不久,她病了,而且得了肺病。

  志摩在1926年10月和11月三次给我来信,这三封信都是志摩写的,但小曼的情状,活现纸上,我觉得难受。洒脱的徐志摩,竟如此为穷愁而哀诉;豪情的小曼,竟对我缄默起来。她非不能作书,是不愿作,因无话可说。我自然尽力周""济一点。他夫妇再三邀我去硖石小住,我知道盛情可感,但是他们饮食难备。我终于去了一次,却常要志摩来沪,让他带点吃用去慰小曼。志摩在1927年 2月15日从上海返硖石后,来信说:“自昨空手枵囊而去,饱腹满载以归,幸运何似!

  ”不久,我就出国了。因为国民党“清共”“四·一二”后,不仅进步文化人横遭诬攀比附,连我这个落拓画家也因为有一些信仰马列的朋友,被暗中调查起来。

  国事蜩螗,政事混乱,空气自然沉闷,我就和几个朋友到了巴黎,心里常惦念着局处乡间的志摩和小曼。但是,他们的生活益发穷愁了。当初小曼在北方时,名满京华,挥金如土,如今生活艰难,化妆品和生活用品都不周全了。使我最不忍的是,1930年7月8日志摩代小曼写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一段:“前托梁君代买廉价小绸帕,但不知如何?……小曼仍要绸丝帕 Pon君同去买的。可否请兄代垫付……另买些小帕子寄来。小曼当感念不置也。”

  12月10日,他回信中说:“此间生活,如蹈大泽,无可攀援,费容支撑,且为奈何。……小曼得帕如小儿得饼,极快乐,嘱代谢,想是夫人之惠也。”

  我不忍再抄旧信,也不忍再叙述小曼与志摩结合后的不幸处境了。志摩是我的挚友,在文学和人品上,我是极推崇他的,但是他性格上的懦弱,还有一点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的读书人的软弱和天真,未能帮小曼和自己冲破封建卫道士的精神桎梏。他不幸早故,小曼虽一直到六十年代才逝世,但终于不得志。一代才女,旷世美人,竟在充满封建制度的封建意识包围中抑郁而死。小曼留下许多诗文、小说、绘画,都是极有灵气、极有成就的。

  现在,小曼已早做故人,她的丰采和文采,她的豪情和柔情,都变做一杯黄土,满目蒿草了。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我们,将如何对待今天的陆小曼?将用什么态度来支持和帮助崭新的陆小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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