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名人情恋

戴望舒的感情世界

王文彬


  戴望舒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而他的感情世界却是一波三折,充满坎坷。他有过失败的初恋,又有过短暂幸福的婚姻,但又以失败告终。什么才是真正的两人世界,也许,戴望舒的经历能给人以启迪。

  初恋

  1927年,戴望舒回到杭州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扩大反共,杭州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势,为安全计,他又转到松江县施蛰存家中暂避。

  这个时期,望舒的感情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件重要事情———爱上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施绛年(1910—1964)是上海女中学生,毕业后在上海邮电部门当职员。此时施绛年业已成年,亭亭玉立。

  望舒因为与施蛰存的友谊已经达到忘于形骸地步,与施绛年也早已相熟,匿居于施家之后,与施绛年有了更多的接触,爱情的幼苗在诗人心田萌生。但是上帝好像没有精心雕塑诗人:赋予他超群的才华,却没有给他翩翩的风度。望舒外表高大,面孔黝黑,但感情深沉强烈细腻,对绛年一往情深。绛年虽比他年幼5岁,因受到有较高文学修养的哥哥的影响,懂得感情,开朗,活泼,富有个性,不像望舒那样既冲动又忧郁内向,性格上的差异造成彼此感情上不平衡,再加上望舒面部不雅,也使绛年不悦,给他们的爱情蒙上阴影。

  姑娘和诗人彼此熟稔,诗人又是其兄长的挚友,所以,态度明确而未遽下断语,温和平静,善意宽怀,始终以微笑对待诗人的苦苦追求,希望诗人能明白她的暗示,但多情的诗人却误会了对己的态度,以为希望之火并未泯灭,仍然苦苦追求,但另一方面又体悟到姑娘微笑中的“寒冷”,闪现出不祥的预感。

  望舒的初恋是痛苦的,使他更为痛苦的是他囿于传统,自尊而又内向,只能把自己的真实通过想象流泻于诗篇之中。

  对诗人爱的冷漠,实际上是对他的人格和生命的轻慢和蔑视,这对于一个有高度文化教养和自尊心旺盛的诗人来说,真正感到生之屈辱和苦恼。他忍受不了这种令人徒然、绝望的期待。他约请施绛年最后一谈,希望她能接受自己的感情,否则他就跳楼以身殉情。施绛年为望舒的赤诚所感动,也为他的自萌短见所震慑,千金一诺,勉强接受了他的感情,于是,望舒命运有了新的转机。

  望舒回到杭州,请父母到松江向施绛年的父母提亲。绛年的父母过去是不同意这桩婚事的,如今在这种情势下,加上施蛰存的支持,勉为其难地应承了。1931年春夏之间,戴望舒和施绛年举行订婚仪式。

  但婚期拖延下来了,不久,施绛年提出条件,要求诗人出国留学取得学业和有了稳定的收入,方可完婚。诗人又一次跌入感情的低谷。

  1932年10月,戴望舒应承难以兑现的爱情预约,乘坐“达特安”号邮船离沪赴法留学。

  1935年5月,戴望舒回到上海。海外的传闻,果然是事实,施绛年已经移情别恋。绛年与望舒订婚前,和别人已有恋情。她很苦恼,这份恋情不能公之于众。偏偏望舒又苦追不舍,并以身殉情表明心迹,加之父母也点头允诺,她只得勉强与望舒订婚。这样,一下使她陷入两难境地。但她毕竟是一个感情成熟有个性的姑娘,终于还是选择了自我,选择了她的感情,把婚期延宕下来。望舒去法后,施绛年即表示了不可与诗人结合。她爱上了一位冰箱推销员,这当然引起轩然大波。为了不给远在海外的诗人增添苦恼,施蛰存和其他在国内的亲友一直瞒着诗人。望舒在里昂时已有传闻,从通信中也感到绛年的冷淡,写信给施蛰存询问原因,施蛰存出于好意,并没有告诉真情,不过他也知道,作为哥哥无法硬性叫妹妹就范,感情的事不可勉强。望舒回国后面对这样的情形,既痛苦又气愤。他当众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然后登报解除婚约,终于结束了为期8年之久的婚恋。施绛年后来也无愧无悔自己的选择,面对岁月的风风雨雨,顽强地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1964年病逝于香港。戴望舒是全身心的投入,事情却走向渴求的反面,他感到“心的枯裂”(《秋夜思》),完全是情理之中。

  与穆丽娟共结并蒂莲

  戴望舒回上海以后,住在刘呐鸥的江湾公园坊公寓。刘呐鸥和穆时英一家住一幢楼。戴望舒和杜衡另住一幢楼。失去了施绛年的爱情,诗人与他的朋友穆时英、刘呐鸥、杜衡有了更多的交往。在这场婚变中,朋友们都较同情戴望舒,朋友的情谊和安慰冲淡了他失恋的沉哀。

  穆时英(1912—1940)是朋友中对望舒最为钦佩的一个。他对望舒回国的婚变甚为关注,他安慰望舒:“施蛰存的妹妹算得什么,我的妹妹要比她漂亮十倍,我给你介绍。”

  穆丽娟(1917—)是穆家唯一的女孩,端庄秀丽,望舒后来在诗中称许她:“温柔又美丽。”穆丽娟受到母亲和哥哥影响,也喜欢读一些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她很敬重哥哥的文才。她与穆时英的文友都比较熟识,文友都称她为“穆妹妹”。因为哥哥的关系,丽娟很自然和戴望舒有了往来。先是晚上一起玩。戴望舒从法国带回一种法国式打桥牌的方法,教丽娟他们打牌,或者去跳舞,稍后,望舒约请丽娟白天帮他抄稿子。戴望舒单独住一个套房,一个大房间,一个小房间。大房间是卧室,小房间是书房,望舒常常请丽娟在小房间帮他抄文稿,彼此有了更多的单独接触机会,逐渐产生亲昵的感情。丽娟年刚18,中学毕业,自幼家境优裕,父亲兄弟相处和睦,觉得眼见都是好人,也早对诗人埋下倾慕之心。望舒面对娴雅,文静,单纯,如同蓓蕾初放的丽娟,熄灭的爱情火焰又重新燃烧起来了,于是他们相爱了。1935年冬,杜衡受望舒委托,向丽娟母亲提亲。丽娟的父亲刚刚去世,母亲和蔼可亲,加之大哥的支持,提亲顺利地得到许诺。订婚时,没有举行仪式,望舒通过杜衡把钱给丽娟母亲,要丽娟自己买一个钻石戒指,以志纪念。

  1936年6月,望舒和丽娟如期结婚。举行婚礼的前一天,他们拍了结婚照,青年诗人徐迟作他们的傧相。望舒的庄重和大方,丽娟的秀丽和甜蜜的微笑,徐迟的翩翩风度和愉悦,显示出新婚的一派喜气洋洋的氛围。婚后生活的安定和美满,也促使诗人对事业作新的追求。

  不久,长女戴咏素诞生。

  当时一般朋友也觉得望舒和丽娟琴瑟和谐。他们夫妇俩常常一道到玛蒂夫人、艾泼斯坦和艾伦那里作客。望舒的同乡、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冯亦代是他们家的常客。望舒夫妇曾为冯亦代和郑安娜当过婚姻介绍人,1938年5月,望舒全家乘船由上海来到香港。

  家庭里的独唱

  穆丽娟温柔、美丽、沉静,这种沉静包藏她的整个性格。静静的,像一朵水仙花。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生阅历的加深,她的个性成熟了,对感情理解和追求也有更深刻的内容。望舒在追求施绛年的时候,心扉是敞开的,渴望与她交流。他的感情有强烈的爆发力和穿透力。他和穆丽娟的结合,来得顺利,几乎没有什么波澜,因而至少缺乏像对绛年那样有力的冲动和深沉的激情。他把比自己小12岁的穆丽娟看成不懂事的“小孩子”,家中的事情都由他做主。譬如说,望舒准备把家小安顿在香港后,个人到内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这样的计划,丽娟也不知道,缺少一种平等自由的气氛。他没有注意到丽娟的内心,也缺少与她作深层的感情交流。他把爱封闭在自身,他婚前婚后写下的为数不多的诗篇中,流露出来的幸福、充实、完满和信心,也仅是自我品咂和陶醉。据穆丽娟说,他平时在家话不多,只是看书写文章。如果说,男人们生活在思想里,那么女人们则生活在感情中。丽娟的感情逐渐觉醒了,需要温暖,需要滋润,但这都是望舒所未顾及到。充满欢欣的幸福小天地,埋下了感情悲剧的最初因子。到了香港以后,这种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望舒和自己的朋友在一起谈天说地,但与丽娟独处时,却默而无言,单调乏味,若不是女儿朵朵从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嬉戏,家庭生活更显沉闷,穆丽娟觉得自己是家庭生活的旁观者。她有很多空闲,但又无所事事,家庭不是充实的处所,而是空虚的幻象,是一片沙漠。丽娟常常感到生活中缺少一些滋润灵魂的爱。谈到她和戴望舒在香港的后期生活时说:“他是他,我是我,我们谁也不管谁干什么,他什么时候出去,回来,我都不管,我出去,他也不管”。两个人的世界应该是彼此交融相互贯通的整体。对爱人的精神世界的体验,应该成为生命的组成部分。爱侣之间的精神交流渗透越深入,他们之间的爱情就越稳固,结合过程中唤醒的生命力度感和创造感也越强。彼此之间,不仅仅是对方身体的占有,而且也是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的享用。男女双方这种结合,才是巨大的幸福。但是望舒和丽娟他们不是合唱,而是彼此独唱。

  望舒的诗写得很美,诵其诗,想其人,一般人都以为诗人一定是一个风流潇洒的白面书生。朋友相处,诚恳,真挚。但是人的个性往往是多重甚至对立的组合。望舒在家庭中与丽娟缺少交流,缺少体贴和温柔,但有时偶尔一些小事,又很冲动,类似的事情发生,使业已疏远的夫妻感情更加冷淡乃至对立。穆丽娟说:“我们从来不吵架,很少谈谈,他是他,我是我。从小家里只有我一个女孩子,家庭和睦,环境很好,什么时候都不能有一点点不开心。看戴望舒粗鲁,很不礼貌,我曾经警告过他,你再压迫我,我要和你离婚。戴望舒听了也没有说什么,他对我没有什么感情,他的感情给施绛年去了。”丽娟的警告,对戴望舒虽有触动,但也没有想得更远,以为仅仅是煞有介事似的吓唬一下罢了。这样,望舒和丽娟性格和心理的矛盾慢慢积聚起来,两个人的世界由温馨逐渐趋于冷漠。穆丽娟说:“戴望舒第一生命是书,妻子女儿放在第二位。”

  婚姻破裂

  1940年的冬至,丽娟的母亲病逝。望舒把这一消息瞒着丽娟。一天,丽娟穿着大红的衣服,叶灵凤的妻子赵克臻看见不由地笑了起来,令丽娟诧异,但赵也不告诉原由。后来,丽娟从别处才知道真情,悲痛地带着朵朵(戴咏素)赶回上海。其时,母亲的丧事已经办完,丽娟连母亲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极为伤心。痛定思痛,丽娟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的命运和前途。她想,自己还年轻(时年23岁),不能这样闭上眼睛,糊里糊涂过一辈子,于是通过书信正式向望舒提出离婚。50多年后她沉思地回忆当年情景道,那时自己太年轻,没有想到小孩(指戴咏素)。下一代也无法体会到上一代的苦衷和感情中的磨难。成年后的戴咏素就曾经问过穆丽娟:“妈妈你为什么要和爸爸离婚?”破碎的家庭不能给孩子带来健全的爱,做母亲的觉得对女儿有歉意,所以无言以答。望舒接信后,感到事态严重,隐约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努力挽救,也未见效。

  穆丽娟温柔的性格在感情的磨难中变得坚定,她后来说:“一旦决定了,我就不改变。”这时又风传有一位姓朱的大学生在追求丽娟。她自步入青年以后,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充满青春浪漫气息的感情包围,她一再受创的心灵,突然受到抚慰,所以也投入一瓣心香。严酷的现实虽然没有提供她跨越雷池的选择,但她却亲身领略了另一种感情态势,因而很自然地加强对望舒的疏离感。望舒在沪期间,虽同丽娟长谈了两三次,也没有效果。汪伪宣传部长胡兰成得悉望舒回来,托人传话,要他留在上海办报纸。汉奸头目李士群也乘机要挟望舒参加敌伪工作,说只要答应,就能保证“穆丽娟回到你身边”。望舒拒绝了:“我还是不能这样做。”望舒的拒绝,体现了冰贞玉洁的民族大义,但也接受了他自己不忍的痛苦。当时上海鬼影憧憧,望舒害怕落入魔网,成为千古遗恨,尽管他很想在上海多停留一段时间,继续劝转丽娟,但也不敢稍微疏失,仅仅住了两三天,就悄悄离沪返港。在离沪前一天晚上他来到丽娟处告别,看看仍无接纳之意的丽娟和童稚无知的朵朵,心中凄苦可想而知。但他多少还存有幻想,认为丽娟总不至于走到决裂一步。乘着茫茫的夜色,他走了。

  望舒回到香港,为挽救婚姻继续努力,没有成功,丽娟仍然坚持离婚,望舒绝望了。他服毒自杀,幸而获救。但是一切都已晚了,望舒的绝命书和自殒,也没有使丽娟回心转意。

  这样,他们的婚姻终于走到破裂的边缘。双方通过信函联系,并经律师马叔庸办理离异(分居)协议,半年为期,以观后效。分居期间穆丽娟和朵朵(戴咏素)的生活费由戴望舒负担。

  分居期间,望舒还继续努力修补几成破残的婚姻,书信不断,等待着与丽娟重归言好的一天,穆丽娟经过正反感情的震荡和望舒如今的诚恳表示,她也在等待那一天———自己也说不清朦胧企盼的一个新的天地,然而战争打乱了他们的步伐,日军占领香港后,1942年3月,作为抗日爱国人士的戴望舒被捕入狱,后经叶灵凤设法保释出狱,出狱后,戴望舒和穆丽娟各自找到了自己感情上新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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