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名人情恋

丁香空结雨中愁
——诗人戴望舒诞辰100周年纪念




  今年11月5日,是著名现代诗人戴望舒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这位颇具传奇色彩的诗人,软弱和坚强并举,幸运与不幸共存:同情“左翼”思潮,却写着堪称“尤物”的现代诗歌;曾因主编进步刊物被捕入狱,为了妻子女儿逃离香港,辗转于内地,却仍然受到婚姻生活的打击。作为一名诗人,他的诗歌被人传诵,名声可谓大矣,其诗学价值却很少得到后辈诗歌写作者的认可。他和同时代的卞之琳、穆旦等有何不同,那一代诗人在中国新诗的发展中起过什么作用,为何我们要频频回首,被他们深深吸引?

  ◎冷尚

  100年前的昨天,即1905年11月5日,一位天生必是诗人的婴孩降生在浙江杭县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就是后来成为“忧郁诗人”的戴望舒。父亲戴立诚原是火车站的普通职员,后任中国银行职员。母亲卓佩芝出身于书香门第,能成本地讲述《水浒》《西游记》等古典名著,戴望舒在这些故事里萌发了最初对文学的兴趣。今年,距他去世已经55周年了。弹指一挥间,诗人复杂的一生变得短促如流星,无数世代的迷雾包裹着他,令人隐见其迷茫、困顿,然而细究他一生的几件大事,又可摸到那颗热烈跳动的滚烫心脏……

  成名

  1923年,18岁的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1925年,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班,在那里接触到雨果、拉马丁、缪塞等法国浪漫派经典作品,对他早期的诗歌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紧接着果尔蒙、耶麦等后期象征派诗人的作品俘获了这位青年诗人,有人说他从中找到将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最新诗艺结合起来的途径,但现在来看,不如说他找到了其中的“忧郁的情调”。

  “感伤”作为中国诗歌几千年的基调之一,已在古典诗歌形式中试遍了所有的变化和可能,并已拥有众多光芒万丈的作品。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入诗”,当时被认为也是诗歌发展的内部需求。闻一多、徐志摩率先尝试新诗的外在韵律和格式,创作出了一批连内容上都显得“洋派”的诗歌。戴望舒想到的则更多一些,他向象征主义和后期象征主义学习更“先锋”的方法,形式上将闻一多、徐志摩诗歌模式加以精确地古典改良,多用四行段,其次是三行段书写,内心却始终诚实地拨动着那根古老的“忧伤之弦”。

  1926年,戴望舒同施蛰存、杜衡创办《璎珞》旬刊,在创刊号上发表处女诗作《凝泪出门》和译魏尔伦的诗。1928年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一起创办《文学工场》。1928年8月,《雨巷》在《小说月报》发表,叶圣陶在编发这首诗时,称许戴望舒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1929年4月,戴望舒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出版,其中《雨巷》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他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有人评价他的诗是现代诗歌里的“尤物”。

  爱情

  与早期一帆风顺的诗歌创作相比,戴望舒的情感生活却一波三折。这一生,他真诚地爱恋过三个女人。尤其八年初恋,给他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戴望舒初恋的女性不是别人,正是挚友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施蛰存——这位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鼻祖”之一的小说家、散文家,对戴望舒深为赏识,甚至可以说,戴望舒在诗坛的领袖地位由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造就,是施蛰存的张扬与推动所致。

  然而施绛年对诗人却一直没有特殊的感觉。经不住戴望舒一再追求,1931年春夏之交,施绛年心有所动,与戴望舒订婚。但要完婚有一个条件:戴望舒必须出国留学,取得洋学位并找到体面工作。于是,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搭乘邮船从上海前往法国。到了巴黎,他一面在巴黎大学旁听,一面在一所语言学校学西班牙语,后来又转到学费比较低廉的里昂大学读书。对学位他却并不看重,把全副精力都用来忙于写作和翻译,其间又对西班牙文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将翻译《堂·吉诃德》当作自己一生最大的心愿。据施蛰存回忆:“这个翻译工作是做完了的,但因为译稿按月寄去北京,经过战争,全稿至今不知下落。” 现在我们能见到的只是其中一些片断,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1934年,戴望舒先后参加了巴黎和西班牙反法西斯群众游行,于是被学校开除,遣送回国。

  戴望舒回到上海,才知施绛年已另有所爱。于是两人登报解除婚约。失恋的浓重阴影笼罩着诗人的心灵,八年苦恋的伤痛无法消弭。当时与戴望舒同住的穆时英主动将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他。穆丽娟刚18岁,从上海南洋女中毕业,也喜欢文学,对颇有成就的戴望舒仰慕不已。戴望舒熄灭的爱火被重新点燃。1936年6月,他们举行了婚礼。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很快占领上海。1938年5月,戴望舒举家避难香港。不久,穆时英与戴望舒在政见上发生巨大的矛盾,戴望舒禁止穆丽娟再同娘家来往。1940年冬天,穆时英被打死,穆丽娟母亲服毒自尽,戴望舒瞒着这一消息。穆丽娟得知真情后,悲痛地带着女儿朵朵赶回上海。但丧事已毕,穆丽娟伤心至极,遂通过书信形式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努力挽救,但为时已晚。戴望舒这样自述当时所受的伤害:“香港沦陷后,我唯一的思想便是等船到上海去,然后带她转入内地;然而在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之前,我就落在敌人宪兵队的魔手中了。而更使我惨痛的,就是她后来终于离开了我,嫁给了附逆的周黎庵了,这就是我隐秘的伤痕。”

  1942年5月,戴望舒在香港与年仅16岁的杨静举行婚礼。杨静一派南国少女的风采,性格非常活泼,敏感的诗人常常感觉自己把握不住。1944年至1945年,他们的女儿二朵和三朵相继出生,给家庭带来欢乐。但戴望舒仍然忍不住开始怀念上海——那个恬静的家和温柔的前妻,以及那个“自己读倦了书可以去垦地”的园子。

  1946年春,戴望舒携家眷回到上海,租住在四平路新陆村,把大女儿戴咏素也接了过来。他与杨静的矛盾从此加剧。1948年末,杨静爱上了同住一幢房子的蔡姓青年,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一直没在离婚协议上签字,杨静与蔡姓青年相偕出走。

  1949年3月,戴望舒忍着哮喘病痛,带两个女儿乘船抵达北平,从事对外宣传工作。1950年2月28日上午8时,他因给自己注射针剂过量猝死,时年45岁。戴望舒被安葬在北京西山万安公墓,与朱自清墓相邻。

  身后

  戴望舒具备一切天才诗人的条件:他看重感情,连自己都觉得“过分了”;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将爱情和政治当作理想苦苦追求;他的诗歌柔美抒情,具有迷幻的魅力。在新诗刚刚诞生的岁月里,他一出手就不同凡响,与当时最出色的诗人比肩,甚至成为当时的诗坛领袖。

  1922年他刚开始写诗时,正流行着一种“自我表现”的诗歌,以坦白奔放为标榜。但敏锐的戴望舒觉得这并非中国诗歌正途。他将诗歌看作另一种不能轻易示人的生活,朦胧隐约,却能最大程度地保存其中真挚热烈的部分。他的作品精致优美,具备白话诗歌的基本特征,与当今众多不是诗歌的作品相比,《雨巷》《我用我残损的手掌》等脍炙人口的作品虽然简单,却是真正的诗歌。

  然而考察一位诗人的成就,不能简单地看其作品的流传广度,还要从后辈的诗歌书写者中去寻找至深的影响。重新回顾戴望舒的创作,我们不能不遗憾地说,他在诗歌上应该做的工作远没有完成,就过早地离去了。他给后辈诗人留下的是一团气雾般的、顶多有些特殊味道的作品。这气味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来,却没有新的内容——后辈诗人还不如直接从古诗里去传承、寻觅更为复杂宽广的诗意。五四时期的诗人所做的工作,后来很快被上世纪70年代的朦胧诗人们覆盖,更不要说轰轰烈烈的80年代和“比硬功夫”的90年代——汉语诗歌的列车在这两个时期突然提速,创造了新的诗歌准则和大量优秀的作品。有人甚至说,一个后辈诗人学习研究汉语白话诗歌可以直接跳过戴望舒等诗人。的确如此,虽然很多人都知道《雨巷》,但现在成熟的诗人中,没有一个宣称他的技艺是从戴望舒那里来的。

  尽管如此,在纪念戴望舒诞辰100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回首当年,仍然感到非常迷惑:学养丰厚的那一代诗人,又恰逢中国剧变的不平凡时刻,为何在诗歌上没有做出更伟大的成就,莫非真的艺术弄人——要达到汉语诗歌应有的辉煌,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书写她需要好几十代人的努力,一代人能做的事情相比之下就非常之少?在纪念戴望舒的特殊日子,我们呼吁给予诗歌更多的关注和宽容,向在喧嚣时代里默默耕耘的诗人们表达崇高的敬意!

  来源 《成都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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