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名人情恋

文人的另一面———现代派诗人戴望舒

温梓川


  在中国的新诗运动方面来说,戴望舒的贡献可说是很大。在诗坛上,有好几个已成了名的诗人,在初期的那个阶段,曾直接或间接地受过他的影响。尤其是在诗歌和诗论方面的翻译和介绍,他也作过很大的努力。

  望舒的诗,是采用象征手法,借著散文的笔法,将一种无可奈何的淡淡的忧愁,羞涩地表现了出来,正如杜衡在望舒所著《望舒草》序里说的:“象征派诗人之所以会对他有特殊的吸引力,确可说是为了那种特殊的方法,恰巧合乎不是隐藏自己,也不是表现自己那种写诗动机的缘故。”

  所谓象征,就是将意识幽深化、人格化的一种巧妙的叙述,在联想的奇特上和观念结构的省略上,它是极端地显示了蒙昧、幽深等神经艺术的物质;说得好听一点,就是“不是隐藏自己,也不是表现自己”的这一种神气。

  大概是因为个人意识的游移,缺乏毅力和兴奋,便不期而然地撷取了这一种形象,以求麻醉。因为象征所给人的愉快是抚慰,是麻痹;象征的意义,是缺乏直接地通人性的。所以,象征诗的趋势,不能不说是一种危机。

  由于意识的游移和缺乏毅力,因而怨恨和怀疑,正是时代通病;望舒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虽然受了法国象征诗人的影响很深,他的诗却能自辟蹊径,摆脱外来的影响,并且能应用旧辞句和虚字,给读者一种新的情绪。

  他的诗的特色,便是大部分都是散文式的,既没有一定的句法,也没有韵律。他的作风,如与现代诗人比较,则情致的清悒颇似朱湘,却比不上他的瑰奇;意象的生动则颇似臧克家,却不似他的冷静;至于意境的幽深,虽似李金发,却不像他那样艰涩。

  戴望舒的成名作《雨巷》,最初便是在商务印书馆出版、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接著还发表了不少诗篇。迨后他和施蛰存、戴杜衡合编《现代》月刊时,他就是诗栏的主编。那时在《现代》发表过诗作的诗人真不少,记得当年有李金发、邵洵美、金克木、邵冠华、鸥外鸥、辛木、路易士、侯汝华、林英强、徐迟、卞之琳、姚蓬子等。《现代》月刊创刊于一九三一年,由一九二九年创办的现代书局出版,可惜到了一九三三年停刊。“现代派”这一名称,也就是由此而来的。

  望舒原名朝宗,字承,别号梦鸥。幼年时期,与后来鲁迅称为“第三种人”的杜衡同学;杜衡也姓戴,原名克崇。他和望舒非常友好,简直有如亲兄弟一般。起初同在浙江鹾务小学读书,中学也是同在宗文中学读的。后来望舒独自到上海去读书,先后在上海大学和震旦大学读过书,他这时期很喜欢写诗。在上海大学时,和施蛰存相交最善,因此,曾和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闹恋爱,却没有成功。一九三三年春赴法,进巴黎大学读书,但是不到一年功夫便悄然返国了。

  戴望舒在杭州时,也办过“兰社”,出版过《兰友旬刊》。他从法国回到上海后,网罗了常在《现代》月刊发表诗作的撰稿人,创刊了《新诗》月刊,发行到抗战前夕才停刊。

  抗战后第二年的一九三八年,他从上海流亡到香港,主编《星岛日报》的副刊,同时还创刊了《顶点》诗刊。当年《现代》月刊的诗友,重整旗鼓,在《顶点》上大显身手,可惜只出版了二期,便又风流云散了。

  至于我之认识望舒,为期甚早,大概是在他的第一部诗集《我的记忆》出版之后。我记得是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到水沫书店去买这部诗集,正当我在翻阅《我的记忆》时,望舒走前来和我谈了不少话。他还向我请教姓名,然后从书架上抽取一册《我的记忆》,给我签署了他那个响亮的名字,说是赠给我的,不用花钱买了,这时我才知道他原来就是戴望舒。

  后来我听说他在这时期,正在追求以《南北极》一篇小说名噪一时的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那本诗集都是为了讴歌恋爱而写的诗篇,他和穆丽娟终于成了眷属,可是并不是幸福的神仙眷属。丽娟和望舒的结婚,本来就很勉强,因此,使这位诗人过了一生没有欢乐的“灾难的岁月”,变成了郁郁寡欢、沉默无言的诗人。

  一九四零年冬,住在上海极思非尔路的穆时英,突然遇刺殒命。穆的母亲在重大打击之下,不到一个月也撒手尘寰。丽娟为了胞兄和母亲的丧事,带了五岁的长女朵朵,从香港迢迢地赶往上海去。她在离港的前夕,还和望舒大吵大闹了一场,因为望舒并不愿意她去上海。

  丽娟到了上海后,受到一个姓朱的大学生热烈追求,他们互相热恋著。在香港的望舒听到丽娟有了爱人的消息,又得到了丽娟提出离婚的要求而获证实。因此,他竟服毒自杀,最后终于和丽娟分居以代替离婚。

  不久,和丽娟热恋的大学生朱某,突然要参加游击队,以后就一直下落不明。在一九四二年秋,丽娟和前《宇宙风》主编周黎庵正式结婚。

  至于望舒呢?在香港沦陷后,和丽娟的关系也就此停止了。他曾在日军报导部办的文化协会当过干事,后来又因为不能和他们彻底合作,又被关进监牢里去。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夏,他回到上海去,当时他已经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这个年轻的妻子,是一个落后并且不大有教养的女人。这第二次的结婚,给他带来了更多的的苦恼,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底,和这个妻子也离了婚。这期间,他是一直在上海康乐师范教书,同时继续从事翻译和介绍西洋文学的工作。

  一九四九年冬,他到了北平,得了严重的气管炎,加上宿疾哮喘病的复发,宕延到第二年春天去世。他在生前说过:“不要替自己辩护,时间长了,别人自然会了解你。”这无异是他的自白。

  (广西师范大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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