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名人情恋

文化名人妻子们的回忆



  本书收录了鲁迅、邹韬奋、梁实秋、张伯驹及至王实味、郑律成等三十位文化名人的妻子的回忆文字,读来均觉情真意远。这里选摘的是对三位学者的回忆,他们勤奋不倦的身影不仅长留在妻子们的眼中,也将永留于世人的心底。


  朱自清:情如潭水

  我与佩弦(朱自清字——编者注)的相识是在1931年。这一年4月的一天,浦熙元老师带我们几个女同学到一个馆子去吃饭,安排了我与佩弦的见面。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黄色的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挺文雅正气,但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又显得有些土气。回到宿舍,我的同学廖书筠就笑着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我才不要呢!”我却并不以为然。他写的文章我读过一些,我很喜欢,很敬佩他,以后他给我来信我也回信,于是我们便交往了。

  那时我住在中南海,佩弦常常进城来看我,我们共同游览瀛台、居仁堂、怀仁堂;有时共同漫步在波光潋滟的中南海边,有时清晨去钓鱼。一次我居然钓到一条半尺长的鱼,还请佩弦喝了鱼汤。佩弦是个不苟言笑,做文章非常认真的人,他常常把他的文章读给我听,有时为了一个字仔细推敲,征求我的意见。

  当我知道佩弦在扬州老家还有六个孩子的时候,心里也有过矛盾和斗争。但我与他的感情已经很深了。我怎能嫌弃这无辜的孩子们呢?我觉得做些牺牲是值得的。

  那时北平结婚还要坐花车,穿披纱礼服,礼节很多,而上海比较开明,于是我们就决定在上海结婚。我们用当时上海最新式的简便方法举行了结婚典礼:事先发个结婚帖子;1932年8月4日那天,请了文艺界的一些人士,我记得有茅盾、叶圣陶、丰子凯等人,在一个广东饭馆聚会了一次;饭罢,我与佩弦便回到旅馆。我们没有那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我们就是这样朴素而又真诚地相爱并结婚了。

  佩弦是个非常勤奋的人。我们度蜜月时,他带着旅途回来的疲倦,就开始了紧张的写作生活。为了他能安安静静地写,我们特意住在普陀一个小寺院里。此后,我们共同生活的十七年的时间里,佩弦从没放松过一分一秒。他的作息时间是安排得很严格的:早晨起床做早操,用冷水擦澡,洗脸,漱口时就把书放在洗脸架上看,然后喝一杯牛奶就到图书馆去。中午回家吃饭,饭后看报。图书馆一开门便又去了。吃罢晚饭,还要去图书馆,直到闭馆才回家。进家门便又摆上东西写,一直到11点休息。除了生病,我从未见他11点前睡过。

  婚后,我们回扬州去看望了父母孩子,我还与佩弦一起到他前妻的坟上去扫坟。我感到佩弦的感情是那么深沉,那么炽烈。

  佩弦这时担任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工作很忙,一边担任教学工作,讲授三门课程,一边从事写作。为了探索新文学的道路,使新文学大众化,他还深入到下层老百姓中间,了解大众要求,学习民间语言。有一次他带我一起到劈柴胡同的茶社去听刘宝全的京韵大鼓。

  我们的一个孩子在中学念书。一个好心的朋友对我说:“这孩子在学校活跃得很,思想太左,你要注意管管他,现在太危险啊!”佩弦知道后对我说:“左?左才是中国的出路,是青年人的出路!这样乌七八糟的政府,不叫孩子左,难道还叫孩子右吗?”孩子做得对我们就支持,在家里我们一直是鼓励孩子前进的。佩弦待人很宽厚。每次让当差交信时,如里边有私人信件,他都要给当差的一些钱。他对人也很谦和,平时在路上遇到清华的工友他都打招呼。工友帮他做了什么事,他都很客气地说:“劳驾!谢谢!”他认为一个人有志持志,有力持力,用脑用体各有贡献,所以没有一点教授的架子。他在家里与孩子们相处也没有尊长的架子,有时让孩子倒杯水都说“劳驾”。

  共同的生活,使我深深地感到佩弦的爱是广博的,他的感情像一池深深的潭水,沉静而深邃。

  (陈竹隐)


  钱穆:息念与发愤

  我和宾四(钱穆字——编者注)刚开始共同生活时,他整天在学校,有应付不完的事;下班回家一进门,静卧十几分钟,就又伏案用功。有时参加学校全体旅游,一早出门,涉海、爬山,黄昏回家,年轻人都累了,但宾四一进门仍只休息十几分钟便伏案。我觉得很奇怪,有一天谈起,他说:这是因为有静坐之功。他年轻时为求身体健康,对静坐曾下过很大功夫,以后把静坐中的“息念”功夫应用到日常生活上来,乘巴士、走路,都用心“息念”,所以一回家就能伏案。

  他过去身体很弱,得过肺病,又曾患过几十年严重的胃疾,所以一向注意身体卫生。他伏案工作一两小时定会站起来走动几分钟,或做些书房运动。我们钻石山的那个家,仅有二十余平米,就养了大大小小近百盆花草,摆满在窗框上柜子上书桌上茶几上阳台上。他用栽花赏花代替一部分书房运动。他永远保持着乐观心情,使家庭中朝气充沛。他喜欢接近大自然,我们在香港时,先后两个家都可以望月,可以观海。得了空闲,他喜欢自香港山顶看海上落日,看夜景,或是到九龙乡村漫游。他对于一年四季阴晴冷暖的变化,都觉得意味无穷。他喜欢饮下午茶,也喜欢围棋。但不喜欢和人对弈,他嫌那样费时伤神,所以更喜欢摆棋谱。在我觉得心情沉闷时,他常说,我来替你摆一盘棋吧。偶然也夫妻对下,他说:只有如此,胜也好,败也好,可以不伤神。

  我最爱听他吹箫。我们住在九龙沙田的那一段日子,每逢有月亮的晚上,我喜欢关掉家中所有的灯,让月光照进我们整条的长廊,我盘膝坐在廊上,静听他在月光下吹箫,四周寂静,只听箫声在空中回荡,令人尘念顿消,满心舒畅。宾四告诉我,他年轻时学唱昆曲,所以也学吹箫笛,他曾下过很大功夫。冬天下雪在户外练,在当风口处练,还要一腿而起,做金鸡独立式慢慢蹲下又起来练,要练到那箫笛声音不断不变。迁到台湾后,他的牙齿全部拔光,装上了假牙就没有兴致再吹箫了。

  他七十三岁大病后,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两眼也患目疾,医生不让他过长时间看书,尤禁晚上看书,所以生活较前轻松,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这样直到他《朱子新学案》一书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愿所寄。他自己说:以后我要减少工作时间了。但也仍保持着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里喜欢的题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几年来,有时他对我说这几天我真开心,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写完,他总会有一场病。亲戚朋友都劝我要限制他的用功时间,他们关切地说,宾四写作了一辈子,过八十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我心中很感激他们对宾四的爱护,但我从来没有限制过他的读书写作。记得我们刚结婚时,他曾对我说:不希望我是一个只懂管理家务的主妇,希望我做一个懂得他、了解他的知己。二十年的共同生活,使我深知他那种“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心胸抱负。

  宾四常对我说,自古以来的学人很少有及身而见开花结果的。在今天讲文化思想,似乎不像科学家的发明,不论别人懂与不懂,即可获得举世崇拜,因为科学有一个公认的外在价值,而讲文化思想只有靠自己具有一份信心来支持自己向前,静待时间的考验,故其结果往往要在身后。

  (胡美琦)


  陈梦家:“完人”的癖好

  梦家在中央大学学的是法律,最后得了一张律师执照。但是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而是从十六岁便开始写诗,1931年出版了第一册诗《梦家诗集》,并立即出了名。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

  1944年秋,他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和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金岳霖介绍,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古文字学。选读他这门课的美国学生寥寥无几,只四五人,但正像他初到纽约答一家小报的记者问时说的,他到美国来主要是要编一部全美所藏中国铜器图录。在美国三年中,他就是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奋斗。从第二年开始他遍访美国藏有青铜器的人家、博物馆、古董商,然后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办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资料,打出清样。多数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贵之家。否则谁买得起一件、两件,乃至数件精美绝伦、价值昂贵的中国青铜器呢?梦家是无所顾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是必然要叩门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馆几乎都有通信关系,并留有信件的存底。他胜利地完成了他尽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

  在美国的三年中,除编写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外,他还用英文撰写并发表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周代的伟大》等文章,并和芝加哥艺术馆的凯莱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回到清华的第一年他为学校购买了许多祖国文物,并成立了“文物陈列室”。1952年院系调整,他由清华转到科学院考古所工作。1956年他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从此他一个人占有了一间很大的寝室兼书房,在里面摆下了两张画桌。这一大一小两画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文具和一盏台灯。梦家勤奋治学有着很好的物质条件。他身体好,不知疲倦,每天能工作差不多十小时到十二小时。他肩上曾长过一个脂肪瘤,有几个拔掉了龋齿留下的空隙没有填补上。但是他终于把瘤子割除了,牙也修配好。在这两件事办完后,我笑对他说:“现在你是个完人了。”

  梦家喜欢朋友,对朋友从不苛求。他爱戴老人,如徐森玉、容庚、于思泊、商承祚诸先生;也亲近青年,对他们无所不谈。他很喜欢去看望朋友,海阔天空地畅谈一切。他喜欢游山玩水,虽然这样的闲暇和机会不多。他在家里因忙于工作,没有什么体力劳动,但需要劳动的时候,他不怕脏,不怕累,而且兴高采烈。他不大喜欢活动量较小的、单独的休息方法,不喜欢种花,不喜欢照相(他有一个可以拍摄文物和书籍的照相机),不喜欢听音乐。但是他喜欢看戏(各种形式的),喜欢写这方面的评论文章和泛论文艺的小文,如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的《论人情》等,据说这些文章很受读者欢迎。不过他新诗作得很少。他写过《甘地》一诗,写过几首咏景物的小诗,曾在《诗刊》上发表。他喜欢和郭小川、艾青等同志交朋友。

  他还有一个癖好,那就是用几乎他的全部收入购买明代家具。这些家具已如他所愿,全部归了国家。

  他的兴趣很广,但是他的主攻方向仍毫无疑问是古史、古文字和古籍的研究。1964年,家里有了电视机。他几乎天天晚上看电视。看到晚上9点半、10点、10点半,我睡觉去了,他才开始工作。有时醒过来,午夜已过,还能从门缝里看到一条蛋黄色的灯光,还能听到滴答——滴答——他搁笔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房间才完全黑了。但是他还是每天早起按时上班,傍晚按时下班。他在所里、家里各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常用书,在两处都能有效地工作。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他在占有详尽资料的前提下,写了许多文章,著了许多书,编了各种图录,还留下了一本完成、未发表的大约二百万字的遗稿和未整理完毕的其他资料。现在考古所的同志们常常想念他,并为了整理他的遗稿作了不少工作。梦家该可以瞑目了吧。

  (赵萝蕤)

  摘自《名人的妻子忆丈夫》凡夫等编 珠海出版社2002年9月版2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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