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名人情恋

我与萧乾

文洁若


  好心人阻婚

  1950年,我大学毕业后,考入三联书店,当上了一名校对。次年三月调到了刚成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的春末,大家正在两排办公楼之间的空地上做工间操时,校对科的小袁捅捅我的背,忍俊不禁地咬耳朵说:“你看萧乾那个怪样儿。”我一回头,瞥见一个身穿黑色旧呢中山服的中年人正在认认真真地做着弯腰动作。但由于他腹部凸出,双手指尖怎么努力也触不着地面,那副样子看上去着实滑稽。这是我第一遭从近处看见乾。

  乾调到出版社还不久。他刚来时,说是正在修改一部电影剧本,不大露面。需要他校订的稿子,都是送到家里请他改。其中由英文转译的苏联小说《百万富翁》就是我先整理,然后由他定稿的。他对原译的润色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原译是直译硬译、诘屈聱牙,经他校订,就甩掉了翻译腔,颇像创作了。我把原文、原译和乾的改动,一一抄在笔记本上,作为学习翻译的资料。那时我正挤出业余时间,翻译日本工人作家的长篇小说《日本劳动者》。

  在乾上班的日子,我也曾捧着一些已出的译本,带着原书去向他请教,每次他除了对译文表示明确意见之外,还给我讲一些道理:他讲话的诙谐俏皮,对一个小助编的耐心,感动了我。

  一个星期天,乾带着他那幼儿园大班的儿子约我去北海公园划船。正在荷花丛中荡桨时,给出版社的几位同志撞见了,引起一场小小的轰动。校对科的王德谦(作家萧军的大姨子)善意地把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严厉批判乾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拿给我看,记得文中有这样一句话:“鸦片,鸦片,第三个还是鸦片,今天你的贡烟就是《大公报》的萧乾!”郭老把作家分成各种颜色,沈从文是桃红色,朱光潜是蓝色,乾则是黑色的。

  我问乾,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叹口气说:“唉,我正是背着这口黑锅来投奔新中国的。明知道开罪了他老人家,回来不会受待见,可感情上又不允许我留在外面。”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1947年乾在为上海《大公报》写的一篇社论中,抨击过当时文坛上“称公称老”的风气,文中有一句:“外国作家如萧伯纳,年届九十仍在创作,而中国作家年甫五十,即称公称老,大张寿筵。”谁都晓得,茅盾当时被称作茅公,郭沫若被称作郭老。乾嗫嚅道:“四个字恨上一辈子。”

  政治之外,一些好心人又提出他是个离过三次婚的人,在感情上不可靠。这些劝告肯定是出于对我的爱护。我也确实动摇过,曾三次给他写过断交的信。

  彼此“改造”了对方

  关于他过去的私生活,他一直很坦率,一点也没有隐瞒什么。他承认曾经遗弃过一个人,后来又两次被人遗弃。他谈了婚姻中遭遇的不幸,认为这方面的不稳定,害人害己,是生命最大的浪费。

  经过几番折腾,在我终于定下心来之后,乾请我去看了一出以成渝铁路竣工为题的话剧,剧中人在台上说“我们四十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时,乾捏了一下我的手,小声对我说:“我四十年的愿望也终于实现了——我找到家啦。”

  婚前,我妈妈曾说:“外公的主张是:宁愿让闺女嫁给叫花子,也不嫁给二婚的,何况又有娃娃。”我翻出父母的结婚照给她看,说:“您瞧,当年您和爸爸是郎才女貌,年龄相当,又都是初婚,婚礼多么隆重。但那是包办婚姻,你们过得并不融洽。您能说您的婚姻是美满的吗?”妈妈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尊重我的意向,就再也没说什么了。

  我们都不主张大办婚礼。但不知为什么,乾竟连同院的人也没通知。那天,三轮车拉到东总布胡同宿舍,他先把车推进门洞,就拎着皮箱,领我进了里院。进屋后,发现桌上多了盆粉红色的月季。老保姆说是住在前院的严文井同志送的,他是乾30年代的老友。这盆花就成了洞房惟一的装饰。乾仿佛要替这场面解释一下,就把我扶到一张小沙发上说:“多么隆重的婚礼,要垮照样垮。咱们讲实际,不讲浮华。”

  回顾我们共同生活的四十五载,我们都“改造”了对方。当然,对“改造”起关键作用的,还是环境。我原是个书呆子,不大管家里事。如今,却一下子变成了管家婆。除日常家务外,还得特别照顾乾前妻生的娃娃。那时他刚交七岁,由幼儿园接出来送进附近的小学。最初一年还是半日制的走读生。有个时期,我们请了一位中年保姆魏嫂。当他晓得魏嫂是个寡妇,有个上小学的女儿后,就对魏嫂说,女儿想她,可以随时来看她。每逢女儿来了,他就张罗留她吃饭。后来他告诉我,这对母女使他想起幼时他的寡母出外佣工的情景。那时,老爷太太连大门也不让他进,他妈妈只能背着东家悄悄地溜到门外跟他说上几句话。

  有一次乾向我提起,同院的作家艾芜到鞍山去体验生活了。我说:“既然不让你去搞创作,你就翻译几本书好了,总比虚度光阴强。”乾接受了我的意见。

  乾常常说自己是个疏懒的人。30年代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多次鼓励他翻点什么,他都没动笔。婚后三年里,他却一口气译了《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好兵帅克》、《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这三部经典之作。

  文笔失去了光彩

  1955年,党非常重视知识分子。作协秘书长郭小川特意来看乾,问他对组织有什么要求。他直率地谈了自己想写作的愿望。不久,他就由译文社调出,进入专业创作人员的行列。他很快就做了去开滦体验生活三年的计划,交了上去。然而作协领导顾不得研究这份计划,因为反胡风运动打响了。接着就是审干。乾日以继夜地写材料,说要把自己在组织面前剥个透明。那时上边可能是打算起用他,作家协会审干小组就1948年郭老对乾个人历史的批判的话,做了实事求是的结论。

  郭老在文中说乾主编过《新路》杂志,还一口咬定《新路》是美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办的刊物。组织上根据调查及乾交上去的书面材料(其中有各期《新路》杂志),做出结论说:《新路》是高级民主人士于一九四八年所创办的进步刊物,后被国民党查封。萧乾因接受地下党劝告,并未参加。

  当乾把这个结论背给我听时,曾由衷地说:审干真是伟大,黑锅尽管背了七年,总算给卸掉了;一定要加倍学习,努力工作,来报答党的恩情。

  1956年春天,作协批准了乾去开滦煤矿体验生活写长篇小说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始终也未能落实,因为同时《人民日报》又要他去当文艺部顾问。不过乾并未辜负领导的器重,这一年他接连写了《凤凰坡上》、《万里赶羊》、《大象与大纲》、《餐车里的美学》、《草原即景》等一系列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万里赶羊》。事后,《人民日报》还破例刊登了几篇读者的反应。文艺界更注意的是“本报特约记者”这个头衔。一时,我们家的客人多了起来。

  五十年代,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急于否定自己,乾也不例外。他将自己在解放前写的作品,用麻绳捆起,塞在角落里,听任上面罩满灰尘。能够摆在书架上的著作,似乎只有一本《土地回老家》。该书被译成十一种文字,他在“附言”中写道:《土地回老家》的意图是通过农村几个典型人物和几个典型事件,来说明土地改革的基本过程。它不是文艺作品,因为在这里创作必须服从报导,人物发展必须服从过程环节。它只是土地改革文件的一种例证。我常常觉得这书不像是乾的文笔,而是任何人都写得出的八股文。

  林徽因曾称赞乾在二十三岁时写的《蚕》,说那个短篇小说“是用情感写的”。而此时,四十三岁的乾的文笔已失去了个人的光彩。

  平生最悔的一件事

  1956年,东欧接连发生知识分子与共产党政权的冲突。和所有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乾的情绪是稳定的,积极向党靠拢的。1956年春天,作家协会安排冰心和乾脱产去学习马列主义。他学得十分认真,好几个笔记本都密密匝匝写满了学习心得。一向对理论不那么感兴趣的他,那阵子却日日夜夜抱着本《辩证唯物主义》钻研起来。

  当时作家协会的一位书记曾找他谈话,说《文艺报》要改版,表示要请他去该报当个副总编辑。他自知不懂文艺理论,而连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和陈企霞也在那里栽过筋斗,况且他那时还没放弃去开滦的愿望,就坚决谢绝了。先后动员他三次,他都没答应。后来作协的另一书记、内定改版后《文艺报》的主编张光年来到我们家继续动员。他住在与我们相距咫尺的北屋里,那阵子几乎天天来,乾称他为“邻居”。他保证乾去了之后,每周只参加一次不超过两小时的编委会,其余时间完全可以自己支配。甚至说,一旦刊物上了轨道,照样可以去开滦。功夫不负苦心人,“邻居”硬是让乾答应了下来。

  从试刊到正式出刊,“邻居”信守了自己的诺言。与乾同时进《文艺报》的还有诗人闻捷与报告文学家华山。乾自称他们三个是逍遥派:除了参加一下每周一次的编委会,什么事也不管,几乎不占时间。

  1957年3月间,乾接到一份通知,要他去参加一个党内的大会: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回来之后,他兴奋极了,说是毛主席做了个报告,发动、鼓励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要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保证绝不报复。当时我就提醒乾,咱们还是慎重的好。他也同意。

  当时《文艺报》有三个副总编。负责文学部的侯金镜是最重要的,陈笑雨(马铁丁)负责社会生活,两人都是延安来的老党员。乾负责国际部。“大鸣大放”期间,“邻居”特地找乾婉言相商:在这个时期,乾可否出任一下执行副总编;还补上一句:“一切稿件可以直接送印刷厂,我不必过目。”乾纳闷为什么两位党员副主编一下子同时暂歇,但碍于情面,不便一口回绝——这是他平生最悔恨的一件事。磨了半天,他最后是在一个条件下答应的,即:他决不直接往印刷厂发稿;一切稿件照旧要“邻居”过目。事实上,这期间有些文章,如刊载在第六期上的《丁玲同志谈深入生活》(5月12日出版),倒是由主编直接发工厂的,乾连文章的来路都不清楚。

  多年来,我一直隐隐约约觉得包括“邻居”在内的一些人,是比乾先得悉形势的逆转的。三十年后,在黄秋耘送给乾的回忆录《风雨年华》中,作者描述了1957年邵荃麟接到周扬电话的情景:

  我们正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顿时脸色发白,手腕发抖……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肯定是发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

  那是5月18日晚上的事。然而并没有人来暗示乾。到了这一年的6月8日,《人民日报》忽然刊出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把许多人吓得失魂落魄。此后,乾当了二十二年的“右派”,总算是活下来了。但当他挣扎着爬上岸时,已经白发苍苍了。

  摘自《生机无限》 文洁若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版 定价1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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