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德语文学-里尔克-里尔克评论集

里尔克:一生无家可归


绿 原


  在二十世纪的德语诗人中间,似乎还没有哪一位像本集的作者那样:童年寂寞而暗淡,一生无家可归,临终死得既痛苦又孤单,而在诗歌艺术的造诣上,却永生到放射着穿透时空的日益高远的光辉,就一些著名篇什的艺术纵深度而论,就其对心灵的撞击程度而论,真可称之为惊风雨而泣鬼神。诗人的全名是勒内·卡尔·威廉·约翰·约瑟夫·马利亚·里尔克;他本人的签名历来却只是:赖纳·马利亚·里尔克。

  寂寞而又痛苦的一生

  一八七五年,里尔克出生于奥匈帝国布拉格一个德语少数民族家庭,没有兄弟姐妹,九岁双亲离异,跟随母亲生活。母亲是个有点神经质的小市民型女性,把儿子从小当做女孩来抚育,让他蓄长发、穿花衣、以玩偶为伴,并拿“苏菲亚”、“马利亚”之类阴性名字叫他:这段远不正常的童年,使得他成年以后与许多女性交往,难免近似对于未曾充分享受的母爱的追寻。父亲当过军官、铁路职员,始终郁郁不得志,便把自我补偿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十一岁被送进了免费的军事学校,从初级到高级,一读读了五年,其间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所受的折磨使他终生难忘。

  一八九一年,他以健康原因从军事学校转到一个商业学校,次年同样由于不适应而退学;一八九五年在一位富有伯父的资助下,进布拉格大学读哲学,次年迁居慕尼黑,名义上继续求学,实际上正式致力于文学写作,此前已在布拉格发表过一些诗文。

  一八九七年,前程远大的诗人初访威尼斯,遇卢·安德烈亚斯-莎乐美,一位比他年长而又博学多才的女性,她对他的创作生涯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并与他保持着毕生的友谊。他和她两度相偕访问俄罗斯(1899,1900),同时开始创作他的第一部代表作《定时祈祷文》。旅俄归来,在不来梅沼地停留期间,他为附近沃尔普斯威德一群艺术家所吸引,其中有女画家保拉·贝克尔和女雕刻家克拉拉·韦斯特霍夫;一九○一年与克拉拉结婚,生女名露特。他们一家三口住在一家农舍,经济拮据,难乎为继,次年只得把孩子托给外祖母,夫妻分居从事各自的艺术,并相约在可能的情况下再会。

  从此,里尔克开始到处漫游,一九○二年到巴黎,一九○三年游历罗马,一九○四年访问瑞典;但是,到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战爆发为止,巴黎一直是他的“根据地”(虽说其间经常外出遨游),不论从他在那里所体验的贫困、悲惨和冷漠而言,还是作为欧洲艺术中心来说,都对他的创作生涯打下不可磨灭的钤记。

  值得一提的是,他从艺术大师罗丹那里得到极其宝贵的教益,不仅帮助开拓了他的创作境界,而且促使解决他长久为之苦恼的艺术与生活的对立问题;一九○五年为了报答大师的亲切款待,他主动牺牲大量时间承担他的秘书任务,不幸次年由于不适当地处理一件信函而被辞退;但在一九○八年出版的《新诗集》二集的扉页上,仍恭敬地写着“献给我伟大的朋友奥古斯特·罗丹”;另外,他还写过两篇关于罗丹的专文,阐释了罗丹的原则精神:艺术家的工作才是唯一令人满意的宗教活动形式。一九○九年,他多次旅居意大利,游历埃及、西班牙等文化胜地;一九一一至一二年,作为侯爵夫人马利·封·屠恩与塔克西斯的客人,住进她的别墅即亚得里亚海海边的杜伊诺堡,开始创作著名的《哀歌》和组诗《马利亚生平》。

  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在初期“爱国主义”浪潮中,诗人写过出人意表的颂扬战争的《五歌》,不久变得抑郁而消沉,麻木等待和平与文明的回归;一九一五年,被征参加奥军,旋因体力不支转入军事档案局,随即复员。一九二二年,他在瑞士瓦利斯的穆佐古堡发现一个理想的写作环境,于是块然独处,写成《杜伊诺哀歌》和《致俄耳甫斯十四行》的全部定稿,达到他的诗歌创作的顶峰,完成了他的笔补造化的艺术使命。一九二六年,茕茕孑立的诗人死于麻醉剂也难以缓解其痛苦的白血病,身旁没有一个亲人。

  从模糊的伤感到精确的造型

  里尔克成名后甚悔少作,但他在布拉格所写的一切亦非全盘不值一顾。当时虽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笔下大都是些模仿性的伤感之作,其中却也不乏对于美的敏感和追求,一些闪光的佳作亦足以预示诗人的前途,如《宅神祭品》(1896)、《梦中加冕》(1897)、《为我庆祝》(1899)等。《图像集》是一般文学史经常提到的第一部诗集,一九○二年初版,一九○六年增订后再版。这些诗试图利用“图像”把全诗从结构上固定下来,代表了从模糊的伤感到精确的造型的一个过渡。作为真正诗人而问世的诗集首先应当是《定时祈祷文》,这部诗集写于一八九八到一九○三年,出版于一九○五年。这些无题诗当然不是基督教所谓的“祈祷”,而是试图通过作者所感受和认识的“现实”和“存在”,表现对于单纯心灵的倾慕,以及对于他的“艺术宗教”的皈依。作者短诗创作的顶峰无疑要数《新诗集》,此书共分两集:

  第一集(1907)包括名篇《豹》、《旋转木马》、《大教堂》、《俄耳甫斯·欧律狄刻·赫耳墨斯》,以及一些以基督教题材抒发非宗教诗情的诗篇(《橄榄园》、《Pièta》)等;第二集“续编”(1908)包括古典题材(《阿波罗》、《勒达》),旧约题材(《亚当》,(夏娃》),威尼斯题材以及动物题材(《鹦鹉园》、《火烈鸟》)等。

  这些诗大都凝神于视觉艺术(绘画、雕塑、大教堂建筑),既反映了作者从中景仰的内在美,更是他利用有形物(“物诗”之物)表现外化自我的手段。作者所从事的“物诗”观念远比上一代诗人默里克、迈尔等尝试过的那一种更为深邃,体现了他的创作思想的一次重大的飞跃。自从来到巴黎,结识了罗丹,读到了波德莱尔的诗作,并鉴赏了塞尚的绘画……他日益感到有彻底摆脱从前沉溺其间的过度主观性之必要。从前他认为,诗人只须等待诗情自发的漫溢,就可“诗意地”描写“诗意的”题材:这个观念现在使他感到厌恶;他现在必须实践罗丹的教导,ilfauttourjourstravailler(“必须不断工作”),必须像一个雕塑家或画家坐在模特儿面前,专心致志地工作下去,而不去捉摸什么灵感——据说名篇《豹》就是这样在巴黎植物园写成的。不过,在《新诗集》中有时也可见出,作者似乎只是对一件既成艺术品表示一点个人评价而已,往往甚至离开了诗而迷失于历史主义的兴味中。

  本来诗人还可以按照那种创作方法写下去,写出《新诗集》的第三部,但是他从不满足于、更不流连于已经达到的任何成就的任何阶段。在长久玩索外在性和客观性之后,他又强烈地意识到一直没有解决的个人生存问题,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作为有限生物究竟是什么,为了什么,能够希望达成什么。因此,他确认下一步必须写出完全不同于以往作品的诗,明确而不模糊、具体而不抽象、集中而不散漫地回答这些重大的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晚年两部功夫在诗外的杰作《杜伊诺哀歌》(1923)和《致俄耳甫斯十四行》(1923),二者在本书中均有全译,并有较详细的评介。旅居巴黎期间,里尔克还写过一部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笔记》(1910年出版),以一个丹麦诗人为主人公,写他流落巴黎所经验的悲惨的物质生活和贫困的精神生活,全书充满贫穷,疾病,丑陋,凶残,恐怖等现象,如盲人,孕妇,弃儿,医院的阴暗走廊,破屋的断垣残壁等后期印象派笔墨。这部小说既像是作者本人的自述,又像是挪威象证诗人奥布斯特费尔德的剪影,基本上是作者本人的内心危机在克尔恺郭尔的存在哲学指导下的一个化解过程。他还有一篇叙事散文诗,即《旗手克里斯托弗·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1903年出版),写一六六三年土耳其战争中一名奥地利骑兵团旗手(据云是作者的远祖)牺牲于匈牙利的故事,该书曾在一部分德语读者中间引起长久的轰动。

  此外还须提及几篇光耀夺目的“挽歌”,特别是本集译载的《为一位女友而作》(悼女画家保拉·贝克尔)和《为沃尔夫公爵封·卡尔克洛伊特而作》(悼一位不相识的自杀青年诗人),因为对于死者的悲悼在作者来说也许是他讴歌得最为动人的人生经验。

  关于里尔克的历史评价,由于他的创作内涵及其表现形式深邃而复杂,或者说晦涩而朦胧,多年来不但言人人殊,而且前后抵触;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们为例,他们几十年来对于里尔克的评价可以说前后判若云泥。从一九二六年到三十年代初期,一般都认为诗人是“非人民”、“反人民”、“连他用民歌调子写的诗也不是人民的”等等;到三十年代中期,法西斯势力在欧洲兴起,国际统一战线政策实行,马克思主义者们对里尔克的批判才逐渐稀少,反而在他的创作中发现人道主义因素,开始肯定诗人同情人民,特别是穷人;认为他的诗“贯注着对于‘人的本质力量之客观化’,即对于人同自身、同其同类、同物的相互协调的热情追求”;明确指出“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是里尔克的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等等。社会生活日新月异,人的认识难以一成不变,见仁见智的相互转化不足为奇;相信随着时代的进步,里尔克及其作品会从更新的角度在艺术上和科学上得到更其完整而深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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