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俄苏文学-莱蒙托夫-当代英雄

真正的经典——译者序


  林林总总的外国古典文学长廊里,少不了一幅流光溢彩的画卷,这就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星光灿烂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天幕上,少不了一颗耀眼夺目的明星,这就是米哈依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1814——1841)。莱蒙托夫十三岁开始写诗,一生中创作了四百多首短诗与多部长诗,其名篇《帆》、《童僧》与《恶魔》已经成为俄罗斯诗歌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这使诗人莱蒙托夫足以同普希金并驾齐驱。“在才力上等同于、甚至超过普希金”。才华横溢的莱蒙托夫在其短暂的一生中还涉足于戏剧与小说领域,他的剧作《假面舞会》与小说《当代英雄》均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真正的经典之作。就叙事文学而言,单有一个毕巧林,就使莱蒙托夫有资格被列为真正一流的作家了。
  毕巧林何许人也?莱蒙托夫在其长篇小说《公爵夫人里戈甫斯卡娅》(1836)与《当代英雄》(1838—1840)中所倾力塑造的这一人物,自降生于世已经有一百五十多岁了。百多年来,不同的读者对这一个毕巧林的接受真可谓见仁见智,“横看成岭侧成峰”。这是一个貌似高尚实则卑鄙的利已主义者?还是一个意志坚强、性情勇敢但好招风惹事的人?这是一个精力旺盛但无所事事、终日以拈花惹草追逐女性折磨情人为乐的花花公子?还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进步的俄罗斯青年人的形象?这是一个智慧超群、最刚毅最聪明但无用武之地因而玩世不恭愤世嫉俗者?还是一个“不因为善而期待报答,也不因为恶而期待称赞”,一个“永远地惋惜着却没有憧憬,知道一切、感觉一切、看见一切、憎恨一切、蔑视一切”的“恶魔”?这是一个“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有批判激情,有忧患意识,但惰于实践,止于行动的“多余人”?还是一个高扬个性的自主自决,崇尚意志的绝对权利的“超人”?换言之,毕巧林是他那个时代的“当代英雄”,抑或只是其牺牲品?是“唐璜”家族的一员,是奥涅金的兄弟,还是“尼采”的先驱?即便是在毕巧林与奥涅金这两位“多余人”的“典型”之间,究竟存在着多大的相近或相同之处,不同时代不同的评论家的观点也是大相径庭的。
  毕巧林这个姓氏犹如奥涅金一样,源于俄罗斯北方两条河流的名称。赫尔岑曾称毕巧林是奥涅金的弟弟;别林斯基曾断言华巧林“这是当代的奥涅金,当代的英雄。他们之间的差异要比奥涅加和毕巧拉之间的距离小得多”;卢纳察尔斯基则认为,莱蒙托夫在其《当代英雄》和其他作品中比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贵族庸俗气度前进了无穷之远。艾亨鲍乌姆更明确指出,毕巧林并不是作为与普希金的奥涅金相吻合的形象而构思的,而是与奥涅金相争论的;毕巧林并不是作为上流社会的一个代表而塑造出来的,也不是作为这个社会的牺牲品,而是作为对它的某种抗议;奥涅金心灰意冷,毕巧林满腔怨恨,这正像奥涅加河与毕巧拉河是两条气质不同的河流一样,它们并行不悖,一条是平静地徐缓地注入大海,另一条则是源自于深山峻岭而曲折迂回汹涌澎湃。艾亨鲍乌姆作为苏联时期最有权威的莱蒙托夫专家,断然认为,问题不在于两者的距离,而在于莱蒙托夫与普希金所开拓的两条艺术之河拥有分明不同的个性。
  毕巧林这一文学人物竟然有如此千差万别的“面面观”,这本身就证明了这一文学形象自身的生命力。俄罗斯古典文学画廊里的“这一个”,犹如堂·吉诃德、哈姆雷特、浮士德一样,也是道不尽说不清,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活生生”的审美客体。唯其如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典。上述种种评论,均是读者对华巧林这一立体的人物形象的某一侧面的观照,或是对这一经典人物活生生的生命内涵某一层面的透视。每一种“如是观”,似乎都能在小说文本中或“互文”中找到其论据。理想的观照,想必是尽可能多地穿越人物生命内涵的层面,而保持一种诗学上的张力。譬如,作者本人对其主人公所持的“若即若离”的审美烛照,就很值得读者学习。莱蒙托夫对华巧林究竟是怎么看的呢?是揭露,是讽刺,是歌颂,是辩护?或者,他只是在“把一个我素昧平生的人的内心隐秘公布于众”,因为“一颗心灵——哪怕是一颗最卑微的心灵——的历史,其令人好奇于人有益的程度,不见得就一定比整个民族的历史要差些。”
  这是一颗什么样的心灵呢?在《公爵夫人里戈甫斯卡娅》与《当代英雄》中,莱蒙托夫让其贯穿这两部小说的中心主人公毕巧林展现出他那“冷冰冰地观察着的头脑,悲戚戚地感受着的心灵”。在毕巧林的笔记中,我们看到毕巧林真诚地“把自身的弱点与毛病都无情地抖落出来”,“我在自己身上就感受着这种不知餍足的贪欲,这种贪欲要把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所遇见的一切都吞噬下去的欲望;我观察他人的痛苦与欢乐时仅仅遵守着一人视角:把它们看成是支撑我的精神力量的养料。”“我首选的一件快乐———让我周围的一切屈从我的意志;去激发起他人对自己的热爱、忠诚与敬畏——这难道不是权力的首先标志与最大胜利?去成为他人痛苦与欢乐的起因,而对此又并不具有任何名正言顺的权利———这难道不是那使我们的自豪得以维系的最甘甜的养料?幸福又是什么呢?也就是得到了充分满足的自豪。要是我能认定自己比世上所有的人都出色,更强大,那我就是幸福的;要是人人都爱我,那我就会在自身找到永不涸竭的爱的源泉。恶滋生着恶;那原初的痛苦便提供着折磨他人来娱乐自身这种先例。”“没错,还从童年起,我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大家都在我脸上识读出一些恶劣品性的标记,那些恶劣品性并不存在:可是,一旦有人把它们设想出来——它们也就生成了。我本来很谦逊——人们却指责我滑头:于是我就变得城府很深,我深深地体验着善与恶;谁也不曾爱抚我,大家全都欺负我:于是我就变成一个很记仇的人;我小时是阴郁的——别的孩子性情快乐而夸夸其谈;我觉得自个儿比他们高明,——人们却把我看得比他们低劣。这样我便变成一个易于嫉妒的人,我本来是准备要热爱整个世界的,——可是谁也不理解我,于是我就学会了憎恨。我的没有光彩的青春岁月,是在与自个儿与社交圈的搏斗中逝去的;由于害怕嘲笑,我便把最好的情感都埋藏在内心深处;那些情感也就在心底枯死了。我诉说真情——人们不相信我,于是我就开始撒谎行骗;在好好地了解社交内情,下功夫熟悉上流社会的内幕之后,我便深谙人生的学问,于是,我看到别人不凭本事也能活得很幸福,不费心血也能享受到我正在这样孜孜以求的那些好处。于是,在我胸中就萌生了一种绝望——不是那种人们常用手枪枪口去医治的绝望,而是一种冷冰冰、软绵绵的绝望,是以那种客客气气温厚和善的微笑而掩饰着的绝望,我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残疾人。”“从生活的风暴中,我这人所承受所接纳的仅仅是某些思想——而并没有任何情感,我这人早就不是靠心灵而是凭头脑在活着了。我斟酌着、捡视着我自身的激情与行为,均出自于纯粹的好奇,而不掺进丝毫的同情。在我身上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在生存这个词的完全本真的意义上活着,另一个则思考着审视着他。”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已是一个拥有高度自觉的自我意识的个性,一个冷静地怀疑着分析着求索着的个性。“我这人肯定肩负着一个崇高的使命,因为我觉得我的心灵里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力量……但我就是没有猜透这一使命是什么,我醉心于那些空幻而轻浮的情欲的诱惑,经过情欲的熔炉的锻炼,我便变得像铁一样又硬又冷,但却由此而永远失去了那些高尚的追求的热情,——这热情乃是一个生命最美丽的花朵。而且从那时起,我已经有多少次扮演了命运之神手中那个斧头的角色!就像一种刑具那样,我落到那些命中注定的牺牲品的头上,往往并没有那份凶狠,一向则没有那份怜悯……我的爱情不曾给任何人带来幸福,因为我这人从来没有为我所爱的人牺牲过什么:我是为了自己,为了自身的享受才去爱的;我贪婪地吞噬着她们的感情,她们的温柔,她们的快乐与痛苦,一味地去满足心灵奇怪的欲求——这欲壑从来也没有被填满过。”“一些人会把我看得比实际上的我要坏些,另一些人则会把我看得比原本的我要好些……一些人会说:他这人是一个好男子,另一些人则会说:他可是个恶棍。这两种看法都将是错误的。”“我这人,就像那在双桅横帆的海盗船上出生并且在那儿成长的水手;他的心灵已经习惯于风暴,习惯于搏斗,而一旦他被抛到岸上,那么,不论绿荫匝匝的树林怎样引诱他,不论和煦温存的阳光怎样沐浴他,他都会觉得寂寞,感到苦闷。”
  莱蒙托夫通过《公爵夫人里戈甫斯卡娅》与《当代英雄》这两部长篇小说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华巧林,就是这样的一个在生存的风雨中执著地搏击着的“水手”,这位“水手”与命运的搏击富有悲剧意味。他身上的毛病、弱点与激情、魁力并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互相交织不可分割彼此共生融为一体的,因而,用“惩恶扬善”的观点来推断毕巧林这一人物形象的道德伦理价值,用“谴责”或者“辩护”这样的两分法来判断莱蒙托夫的审美观照立场,都将会走向对小说对人物思想内蕴的误解与歪曲。重要的是要识读出小说文本字里行间的潜台词,至少,要设问一下,莱蒙托夫何以点明称毕巧林是当代英雄?“也许,某些读者想打听我对毕巧林的品性是怎么一个看法?——本书的书名便是我的回答。”倘若,我们能看出这本身就是一个“辛辣的嘲讽”,那么,其锋芒所向究竟是这个英雄本人还是英雄生活于其中的“当代”?小说《当代英雄》的俄文直译本是“我们时代的英雄”,其逻辑重心何在,感兴趣的读者不妨来一番细细揣测。
  真正的经典作品不仅仅向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提供那蕴含深邃从而可让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去透视去品味的思想,而且还得拥有极富独创性新人耳目让人们叹为观止的形式——如果我们假定作品的思想与形式尚可以分开而论的话。在叙事文学表现形式方面,塑造出毕巧林这一经典人物的《公爵夫人里戈甫斯卡娅》与《当代英雄》也堪称是具有开创性拥有高品位的一流作品,至少《当代英雄》在人物形象体系、情节结构编排、叙事语言风格等方面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赢得了无数艺术大师异口同声的称赞。在这方面,近百多年来涌现;出的评论文章与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进一步的发掘仍在进行,像对任何一部经典作品的解读一样,《当代英雄》的艺术魅力也是一口挖不干的活泉。且以毕巧林这一中心人物性格的塑造来看,莱蒙托夫分明采用的是逐层递进“层层剥笋”式的“聚光”方式,以爱情、友情、自然风景这三大参照系,以毕巧林的自我意识为焦点,多侧面地展示这一“水手”与命运搏击的栩栩如生的画面。即便以爱情这一衡量人物个性“品位”的最基本的尺度来看,毕巧林所经受的爱不仅具有戏剧性的引人入胜,而且具有丰厚的哲理蕴藉与象征意味。如果说,他与高加索山林少女贝拉的爱,表现了那种在十九世纪之初的伦理哲学中至为重要的“自然之爱”,他与滨海小镇上以走私而营生的少女一水妖的爱体现着那种在文学作品已成传统的“浪漫之爱”,那么,他与公爵夫人薇娜、公爵小姐梅丽以及涅古罗娃的爱,便是对贵族上流社会中,备受扭曲、已经异化的“现实之爱”的生动写照。也正是通过这些或质朴娇野,或精明泼辣或优雅执著的女性形象的“聚光”,毕巧林这一在激情中游戏,在游戏中检验自身生命活力的“水手”形象,放射着一层又一层的光芒。其中,毕巧林与薇娜从青梅竹马(《公爵夫人里戈甫斯卡娅》对此有所交待)到藕断丝连(这一情节贯穿于两部小说),不仅现实地勾勒出“当代英雄”在爱情生活上的一往情深,也隐喻着这位英雄对稍纵即逝的人生理想的执著追求,还暗示着这一理想之可望而不可求。这里,是否孕育着后来称之为存在主义哲学的那种激情?
  经典之作的结构谋篇总是独具匠心的。如果说《公爵夫人里戈甫斯卡娅》尚且是莱蒙托夫早年未能完成的一部长篇,因其叙事结构未能定型而不便评说,那么,《当代英雄》的结构已显示一位叙事艺术大师的高超水平。这部由五个故事连缀而成的长篇,完全打破了传统的按部就班的顺时而叙的方式,而代之以将人物个性按层层递进式展示开来的内在逻辑顺序。先通过“第二手资料”——过路军官、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这些讲故事者来间接地“折射”毕巧林的个性,再以主人公的笔记来直接地“袒露”其思想、感情与行为,如果说小说的第一部是旁观者客观的“观照”,那么,第二部便是心灵的“自由”。各个故事之间用序言或章节标题而缀成一体,使叙事本身呈现出强烈的戏剧性,又留下空白,让读者去回味。这不仅体现着莱蒙托夫作为一流小说家兼剧作家的艺术个性,而且还表明作家对新型的读者的信赖,对新型的“作者形象”的探索。小说文本中不时闪现的作者——叙述者的分离与同一,作者与读者的对话与潜对话,都预示了某些在后来的叙事文学中得到发展与高扬的诗学手段。《当代英雄》的结构艺术应当说是印证“情节与本事”这一对叙事学理论范畴的一个典型文本。至于莱蒙托夫的小说语言,一百多年来,更是备受推崇。别林斯基当年就赞赏道:“每一个词都是那样意义深远,连奇谈怪论都是那样富有教益,每一个情境都是那样饶有兴味,描写得那样栩栩如生”,那样贴近每一个“思索着和感受着的人”的心,以致每个“这样的人”不仅把它看作是小说主人公的自由,而且看作是自己心灵的自白。果戈理曾声称:我们无论谁也写不出这样真实、这样美妙、散发着这样馥郁芳香的散文。车尔尼雪夫斯基则指出,在文笔方面,应把莱蒙托夫摆在普希金、果戈理之前,契诃夫说过:我不知道有比莱蒙托夫的语言更好的语言。列夫·托尔斯泰叹息道:如果莱蒙托夫活着,那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谁也不必存在了。阿·托尔斯泰则指出,小说家莱蒙托夫——这是一个奇迹。全部俄罗斯小说的长河源自这一清澈透明的活泉。构成《当代英雄》五故事之一的《塔曼》曾被许多的文学大师一致推举为美妙绝伦的散文名篇。别林斯基认为这篇故事是不容许摘录的,要摘录就得逐字逐句全部抄录下来;列夫·托尔斯泰曾毫不犹豫地认定《塔曼》为俄罗斯散文作品中最完美的一篇;屠格涅夫曾赞叹道:《塔曼》多么迷人;契诃夫认为,学写作时要像中学生们学课文那样分析这个故事,分析各个字句,分析句子的各个成分。总之,莱蒙托夫的小说,这可是“注定要永远不老的书,因为在它刚刚诞生的时候,它就洒上了诗的灵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译作,译自俄文最好的版本(前苏联二百卷本《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与前苏联科学院版由鲍·艾亨鲍乌姆点校的六卷本《莱蒙托夫文集》),配有多幅插图(有的选自莱蒙托夫本人的作品),力求在文字与插图的“互动”之中,呈现莱蒙托夫小说艺术追求的真精神。以此纪念这位天才的作家诞辰一百五十周年。

                        周启超
                       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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