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序与跋
《梅菲斯特升官记》译本序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魏玛共和国总统、威廉二世的陆军元帅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内阁总理,揭开了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法西斯第三帝国对内实行恐怖统治,对外进行灭绝人性的侵略战争,给德国人民、欧洲人民以及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法西斯主义是恐怖和灾殃的代名词,将受到全人类永朝永夕的诅咒。

  克劳斯·曼的脍炙人口的反法西斯小说——《梅菲斯特升官记》就是深刻揭露和讽刺法西斯政变前后这段德国危机年代中的种种丑事。作者以极其辛辣的笔触、高度的讽刺艺术,细腻地描绘了一个看风使舵、投机钻营、刁猾奸邪、一心向上爬的演员汉达里克·荷夫根的丑恶灵魂,同时揭示了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邪恶和恐怖。

  小说从结尾开始叙述,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控诉一九三六年在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西部工业区,有八百名工人被判长期监禁,另有几百名工人被秘密处死,接着作者笔锋一转,以鲜明的对比手法,描绘了帝国“上流”社会为祝贺内阁总理(不言而喻就是戈林)四十三岁生日举行的盛大庆典,仅“布置今晚的歌剧院花去六十万马克。另外至少还有四十万其他开支——尚不计歌剧院为筹备这次舞会关门五天的费用”。出席盛典的,除元首(希特勒)因脖子扭伤未能光临外,第三帝国所有的军政要人、工业巨头、各国使团,无不亲莅祝贺。被内阁总理称之谓“我们的梅菲斯特”的名演员、如今已当上了国家剧院经理、帝国参议员和枢密顾问的荷夫根,在有两千名贵宾出席的寿典上,发表了一席激情的贺词,在场的太太、先生们无不投以钦佩和羡慕的目光,连内阁总理的头号竞争敌手——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①也来和荷夫根寒暄,称扬他演技高明。

  ①小说中一律没出现希特勒、戈林、戈培尔的名字,只提职务。

  这位二十年代还是汉堡地方剧院无足轻重的喜剧演员,靠着什么绝招,爬上了帝国文化艺术界的最高宝座,作者令人信服地描述了荷夫根的三个阶段的升官发迹过程。故事脉络清楚,情节引人入胜,人物描写栩栩如生,语言幽默泼辣,对不同的人物或褒或贬,或挖苦讽刺,或痛快淋漓地申斥,均运用了截然不同的语言笔调,给人物以极为鲜明的个性特征。尤其是小说主人公——一个并不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为法西斯推波助澜的卑鄙小人,作者在刻画这个形象时,采用了嘲谑嘻笑、尖刻锋利、以至于夸张的手法,惟妙惟肖地勾勒出荷夫根利欲熏心、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善于伪装的性格特征,狠狠地鞭挞了他的内心丑恶。主人公是个喜剧演员,他会演戏,在舞台上演,更在日常生活中演,连他的妻子也分不清他身上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他总在撒谎,然而他又从不撒谎,他的虚假就是他的真实”。荷夫根就是凭着这套处世哲学,加上他能歌善舞,外貌出众,演技高超,能演德国的、法国的古典名剧,能演喜剧,又能演悲剧,在莎士比亚、歌德、席勒的剧中能扮演任何角色,尤其扮演《浮士德》中的魔鬼梅菲斯特,深得内阁总理的欣赏,因为这位大人物对戏剧有特殊的爱好,他认为“梅菲斯特是德意志民族英雄”,每一个真正的德国人身上都有点梅菲斯特精神,即有那么一点儿流氓和恶棍的味儿。由于荷夫根演梅菲斯特的成功,加上他与内阁总理的情妇——一名多愁善感的、演技低劣的女演员洛特,多次搭档演出,关系暧昧,使他有了一个强大可靠的后台,因而这个二十年代还是个穷困潦倒、连吃一顿晚饭还需向别人借七个马克五十芬尼的喜剧演员,在第三帝国年代,正当成百万共产党人、进步人士、普通公民、犹太人,遭监禁、屠杀、流放的时候,他却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一跃而为帝国“上流”社会的一员,政治上与“魔鬼订约”,生活上豪华阔绰,在柏林“格鲁纳瓦尔特”富人区建立起汉达里克公馆,他本人可自由出入于总理私人宅邸,甚至受到“日耳曼救世主”元首的亲自接见。荷夫根之所以能平步登天,作者在小说中运用评论、旁白,对此作了高度的概括,那是因为荷夫根“和这个社会匹配甚佳,因为他具有这个社会所特有的虚假的威严,歇斯底里式的热情,自负和玩世不恭的态度,以及廉价的魔力”,还就是“这位演员完全向这群神人(法西斯头子)靠拢,他已沐浴在他们的光辉之中”。作者在刻画这个卑鄙小人方面,真可谓人木三分,而在描绘这个社会的卑陋方面更是酣畅淋漓,因为,大凡一个卑鄙人物的成功,只有在卑鄙的社会中,才能如鱼得水,作者成功地离典型形象于典型环境之中。

  小说描述的环境,乍看起来仿佛只限于戏剧界、知识界,书中人物主要是演员、导演、剧作家,其实这是作家别具匠心的设计。一九七四年末,联邦德国伯恩霍特·施普昂根贝克拟出版《梅菲斯特》一书,在收集有关作者的资料时,意外地发现了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赫尔曼·克斯腾给作者的信,大意是,他建议克劳斯·曼写一本讽刺第三帝国的小说,写一个升官发迹的演员,最后在第三帝国当上了剧院经理;不要出现希特勒、戈林、戈培尔的名字,但通过隐蔽的讽刺使人一目了然;不要写共产党人的鼓动宣传,但可描写那位被杀害的柏林共产党人。

  小说《梅菲斯特升官记》于一九三六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那时正是腥风血雨、群魔乱舞、法西斯分子不可一世的年代。正如作者如泣如诉地描写的“在这块国土上,天空乌云沉沉……所有城市的街头,眼泪如流,鲜血成河。……在这个国度里,肮脏的谎言可横行得势。……谎言张开血盆大口,从它的喉咙里散发出瘟疫和脓的臭气,这臭气把许多人从这个国家熏走了;而那些迫不得已留下的人,对他们来说这个国家就是一座监狱——一座臭气熏天的地牢”。作者把法西斯分子比作《约翰启示录》中的四骑士(瘟疫、战争、饥馑、死亡)已经出动,并要在这里安家落户,建立他们的统治,从这里出发,他们还要霸夺整个世界。作者对法西斯主义痛心疾首,完全跃然纸上。他还大声疾呼地警告和预言说:元首就是要把我们拉向黑暗,拉向毁灭;焚书算得了什么,总有一天世界地平线上会火光冲天,条条道路血流成河。作者怒不可遏地责问法西斯统治当局,为什么还要羞羞答答地掩盖那集中营高墙里边的刑讯逼供?

  本书作者克劳斯·曼是在一九三三年早春逃离德国的,起初流亡到荷兰。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当时任第三帝国文学院院长、党卫军大队长的约斯特,写信给党卫军总头子亨·希姆莱,向他提出一条“文化政治建议”,为了制止流亡的克劳斯·曼的反法西斯活动,他建议把他的父亲托马斯·曼作为人质抓起来关进集中营。这封信是前几年在纳粹档案中新发现的,足见克劳斯·曼的反法西斯活动早已引起纳粹最高当局的注目,而这本淋漓尽致地痛骂法西斯最高级刽子手,并预言他们必然灭亡的书,更使纳粹头子们惊恐万状、暴跳如雷。

  作者在痛斥法西斯罪行、批评社会民主党的动摇性的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以共产党员演员奥托·乌尔里希斯为代表的地下反法西斯战士的形象,以及以巴尔巴拉为代表的流亡反法西斯战士的形象。奥托·乌尔里希斯曾是荷夫根的同事和好友,由于荷夫根惯于耍弄两面派手法,在乌尔里希斯面前大谈无产阶级革命、建立革命剧院,演出革命戏剧,使乌尔里希斯受过蒙骗。但乌尔里希斯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他在极端恐怖的环境下,就在纳粹高级刽子手的眼皮底下,组织地下秘密集会、公开的游行示威、散发传单,他总是去完成最艰苦、最危险的任务。不言而喻,他很快被投入集中营,遭受严刑拷打。已经成为总理大红人的荷夫根,考虑到要作点积德行善的事,以便日后若无产阶级掌权,可确保有一项“再保险”,于是他在总理面前说情。乌尔里希斯短期获释,其实是狡猾的敌人放长线钓大鱼,盖世太保更加严密地监视他。尽管乌尔里希斯坚强不屈,继续战斗,等待他的必然是惨遭杀害的命运。他在临死前嘱咐打入集中营当看守的战友转告荷夫根:“我们一定会胜利!”并要荷夫根把这话转告给最高贵的无耻之徒,还有内阁总理先生。作者在一九三六年就写出了“我们(人民)必胜”,希特勒必败的庄重预言,可见作者的远见卓识和反法西斯立场的坚定性。无怪乎哥特弗里特·本思①一九五○年在他的自传中称赞克劳斯·曼“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比我清楚得多”。

  ①哥特弗里特·本思(1886—1956),医生和诗人,起初对纳粹没有认识,后来认清了它的本质。

  作者在塑造流亡的反法西斯战士巴尔巴拉的形象时,采用了对比的手法,着墨不多,但形象鲜明。巴尔巴拉是荷夫根的妻子,在政治风暴的考验面前,她由一名沉静、单纯的女子变成了一名自觉的反法西斯战士;而她的丈夫却与“魔鬼订约”,与纳粹统治者为伍,走的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作者以传神之笔在勾勒伪君子荷夫根随风转舵、见利忘义、觊觎权势的时候,更加烘托出巴尔巴拉形象的高大。本来巴尔巴拉和荷夫根的联姻,纯粹是由于荷夫根耍弄手腕,因为他知道,巴尔巴拉的父亲是历史学家、枢密顾问,社会地位高,家境富裕,在欧洲及国际上名望高,影响大,和这样的家庭攀亲,对他的前途无限有利。于是他对巴尔巴拉紧追不放,在她面前哭泣、跪倒,用尽了甜言蜜语,并发誓永远爱她,但却隐瞒了他与黑人舞位尤莉爱塔实际上存在的爱情关系。巴尔巴拉思想单纯、年轻无知,一半出于同情,一半出于好奇,答允了荷夫根求婚,上了当。但她对法西斯主义本质的认识,与她父亲一样是非常明确的:“一旦纳粹上台,野蛮和谎言定将笼罩全德国。”希特勒上台后,她和父亲及其他朋友流亡到了法国,她在那里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克服重重困难,自己编辑出版反法西斯刊物;而追名逐利的荷夫根一心想的是演戏、拍电影、挣大钱。他得悉希特勒上台是在马德里,他在那里参加拍一部侦探片的外景。不久又得知发生了国会纵火案,这一切使他震惊、害怕。接着又听说岳父几年前就上了黑名单,怕受牵连,他一时不敢回柏林,只好到巴黎暂栖身。作者写反法西斯流亡战士巴尔巴拉和荷夫根同在巴黎的一幕,情节跌宕,对比鲜明,一褒一贬,令人深思。荷夫根躲在巴黎,暂避风头,无所事事;而巴尔巴拉为反对法西斯暴行,日夜工作。一天意外给荷夫根飞来“聘书”,那是柏林一位女演员给他通风报信,说飞行将军正热恋着的那个女演员洛特,想上演一出名剧,愿找荷夫根当男主角搭档,并已得到总理默许。荷夫根欣喜若狂,他深知飞行将军在第三帝国的地位仅低于元首,和这样的实权人物牵上线,必是飞黄腾达的最好途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马上购买了国柏林的车票。在返回途中路经一家咖啡馆,他想稍事休息。但心中暗思,这里人们熙来攘往,可别是政治流亡者接头聚首的地方。然而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在咖啡馆的一隅正围坐着一群他当年在汉堡剧院的许多朋友,其中有他年轻的妻子巴尔巴拉。他“日夜想念和想见”的妻子现在只相距飓尺,他顿觉自己是在做梦,或是产生了幻觉。他多么想马上大声喊她,本能地过去拥抱她,向她倾诉心中的一切……但是回柏林的车票已在手中,那里无限的前程在召唤他。趁他们还未发现,他赶快溜之大吉。至于他们的婚姻结局,那是不言而喻的。巴尔巴拉提出离婚,法院在离婚双方均未到场的情况下作出判决,因为一位赫赫有名的第三帝国的名演员、总理的朋友,怎能以政治流亡者为妻,何况巴尔巴拉的血液中有百分之三十是不纯的。因为她母亲的祖父有犹太血统的嫌疑。

  我国二十年代的《小说月报》在一篇卷首语里有这样一句话:“小说之道,第一是有趣,第二是有益。”“有趣”者,自然是指情节生动,引人入胜;“有益”者,不难理解为内容健康,有教育作用。《梅菲斯特升官记》可说是两者皆有之。当然也不是无懈可击,如在描写黑人姑娘时有过分丑化和贬损之处。小说一九三六年出版后就受到好评。托马斯·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日致他儿子克劳斯·曼的信,专门评论了这部小说,信中说:“你的小说给了我很大的享受。小说读起来轻松,饶有兴味,可以说极其出色,许多地方十分诙谐,语言也很优美、清晰……当然也不是十全十美……”小说问世半个世纪以来,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放异彩。近年来人们对它的评价和喜爱越来越甚。

  但是作者和小说本身却有各自坎坷的经历。克劳斯·曼(1906-1949)是托马斯·曼的长子。由于出生在书香之家,从小爱好文学,中学时就开始作诗、写小说。他当过记者、戏剧评论家。二十年代,克劳斯·曼力图不依仗父亲的名声,想确立自己的文学声誉,他不问政治,醉心于唯美主义文学。法西斯专政的暴行唤起了他的精神觉醒和反抗意识的成长。一九三三年春他就流亡到国外,先后到过阿姆斯特丹、苏黎世、巴黎、布达佩斯、萨尔茨堡、布拉格,并取得了捷克国籍。一九三六年到美国和他父亲托马斯·曼住过一段时间;一九三八年到西班牙,后又到美国。在流亡期间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编辑出版《论丛》。这是一份政治色彩很浓的杂志,使希特勒新闻界暴跳如雷,大加威胁,托马斯·曼和斯蒂芬·茨威格等一些著名作家一时也认为政治倾向性太强了,但不久他们都承认自己错了。克劳斯·曼主编的这份公开与法西斯论战的杂志得到世界著名作家如亨利希·曼、纪德、赫胥黎、海明威、爱伦堡的支持。此外,他还参加了在巴黎和莫斯科召开的国际作家保卫文化联盟的代表大会。

  一九四八年他到欧洲各国作旅行演说,号召所有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的人,建立一个“东西方联盟”,“社会主义和民主的联盟”。但他看到的却是东西方冷战气氛浓重,经济困难。他自己工作无着落,穷困潦倒,由于纸张缺乏,他的许多著作得不到发表,另一方面,那些他在小说《梅菲斯特升官记》中抨击过的投机钻营者,战后却青云直上,他心中抑郁不乐,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在法国坎城自杀。

  克劳斯·曼是个有才华的多产作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留下十六部戏剧和小说,除《梅菲斯特升官记》外,还有《火山》(1939)和《转折点》(1942)等。《火山》是一部长篇小说,作家把德国比作一座火山,它把无数流亡者像熔岩那样从自己的深处喷吐了出来。《转折点》是一本自传体小说,评论家们把它列为和亨利希·曼的《观察一个时代》、斯蒂芬·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一样的德国流亡者最有内容、最出色的回忆录作品。小说《梅菲斯特升官记》已被译成世界多种文字:俄文、法文。匈牙利文、波兰文、捷克文等,已由法国改编成戏剧,由匈牙利邀请民主德国①、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演员共同拍成电影,一九八一年在美国获奥斯卡金像奖。

  ①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于一九九○年统一为一个德国,即现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这部重要的反法西斯小说,为什么在联邦德国①久久被埋没?这里有件持续几十年的有趣的公案。一九三六年小说出版时,克劳斯·曼就郑重声明:“我的小说梅菲斯特,不是写特定的某个人的历史,而是在于刻划这一类人的典型特征。梅菲斯特决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的肖像,在他身上只是体现了象征性的典型而已。”然而作家年青时的朋友古斯塔夫·格吕根斯坚持认为,小说中的主人公荷夫根就是他,是对他的人格和名誉的侮辱,他向法院提出公诉。古斯塔夫·格吕根斯确是一位著名演员,演过梅菲斯特,确与当时的普鲁士总理戈林有过往来,他曾娶托马斯·曼的女儿艾丽卡·曼为妻,两年后离婚。格吕根斯认为,克劳斯·曼写这本小说是对他的私人报复,因为他和艾丽卡·曼离了婚。法院的法官意见分歧,那时,本文上面提到的一九三五年赫尔曼·克斯腾的信尚未发现,法院一直作不出判决,但又不准出版社出这本书。但民主德国早在一九五六年就出版了。一九六三年格吕根斯在马尼拉旅游时因服安眠药过量身亡,于是联邦德国趁格吕根斯已死,于一九六五年出过一次书。但格吕根斯的继子对此提出抗议,继续上诉法院。一九六八年法院判决禁出这本书。直到这位继子后来迁到国外居住,联邦德国才于一九八一年大量出版这本几经周折、被埋没几十年的、脍炙人口的反法西斯小说。

  ①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于一九九○年统一为一个德国,即现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包智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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