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序与跋
《我是猫》序言


  一九○四年夏天梅雨初晴的一天,一只生下不久的小猫迷路走进夏目漱石的家。翌年一月发表的《我是猫》就是以这只小猫为模特的。漱石大概也没料到这竟成了他的处女作。

  一九○五年,漱石三十八岁。作为初出道的作家来说,可以说是大器晚成。在这之前,他只零碎写过俳句,也没有形成风格。漱石四十九岁病逝,生命不长,创作经历更短,前后不过十年。漱石又是一个很有特性、怪癖的人,创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一般说,作家写一篇长篇小说之前,要有构思的过程,有的甚至还有个小说提纲,不能什么准备也没有。说来奇特,《我是猫》成为长篇小说,却是另一种情况。

  漱石是正冈子规“写生文”的崇拜者。子规死后,《杜鹃》杂志由高滨虚子主持。一九○四年十二月在《杜鹃》同人组织的“山会”上,他朗读了《我是猫》,颇得好评。《杜鹃》杂志载于新年号,立即引起广泛反响。“在下是猫。还没名没姓。”以演说姿态开始的这句话,后来成为文坛的名句。“我”的原文为“吾辈”,后来成为小说的题名。“吾辈”、“余辈”、“我辈”在初次发表的正文中是混用的,强调用猫的眼睛观察人类和人类社会,带有嘲讽的意味。因为它生来不久就被书生扔掉,冻饿不堪,命运是不幸的。后为长着两撇胡须的教师苦沙弥收养,所见的知识分子也都值得冷嘲热讽。《猫》本来只想发表一期即告结束,但它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夏目漱石。他进一步让猫观察下去,二月号《杜鹃》发表了续篇,四月号发表第三篇,一九○六年八月号完成最后一章节第十一篇。小说在发表过程中就出版了单行本上编,完成时出版了中编和下编。小说的十一篇是在第一篇完成后逐惭构思的,没有严格的情节演进过程,既像抒情的“写生文”,又像结构松散的小说。作者后来说,它“没有题旨,没有结构,像无头无尾的海参似的。”

  这是一篇在特殊条件下创作的特殊结构的小说。

  极度郁愤是小说形成的条件,也是作家创作的动力。

  一九○三年由英国回到东京后的几年,是漱石一生中精神最紧张、最郁闷的一段时间。

  回国后,作家和妻子镜子的关系更恶化了。漱石在夫妻关系上思想陈旧,要求妻子以他为绝对权威。而她的妻子精神却又不正常。结婚第二年镜子曾想投河自杀,漱石作俳句:“病妻室内灯昏暗,苦熬晚暮度秋天。”可以想见,一八八九年的秋季,镜子的精神病已经很严重。漱石留英期间,曾给镜子写信,倾诉自己很孤独,责怪妻子不写信。不久他患了严重神经衰弱症,一时传说他疯了。文部省曾有“夏目漱石精神失常”、护送回国的电文。回国后,漱石常为神经衰弱而苦恼,常常做出越轨的行动。夫妻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他无缘无故打几岁的小孩子,一件小事也大发脾气。一次四岁长女将一枚硬币放在火盆边,漱石头脑里显现出他在伦敦时一枚硬币引起的不快,动手打了女儿。妻子怀疑他有精神病,请医生做过诊断。漱石的急躁、愤怒和越轨,反映了他对镜子的期望破灭。

  回国后,漱石在东京帝国大学任讲师,工作亦不顺利。“英国文学概说”前任教授小泉八云深受学生的欢迎,漱石接课后不为学生所容,后讲“文学论”,同样不受欢迎。他情绪低落,经常闷在讲师工作室里,绝少出门。碰上好天气,才在工作室近处的不忍池边度过。他一度想要辞职,所挣的工资也难以支撑沉重的家庭负担。

  阴郁、愤懑、神经质等,必然对其处女作产生深刻的影响。漱石后来说:“我对这种神经衰弱和疯狂深表感谢之意。”可见,神经最紧张的日子也是作家走向创作繁荣的时刻。

  这绝不意味着《猫》的创作失掉了理性。而是说,《猫》的创作实践确实和作家的精神系统的病狂联系在一起。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作家用猫眼看人生与社会,其中充满离奇的想象。但它不是颠狂的疯人语,而在精神重压之下的愤懑的倾述,那境界远远高于世上哲理大家。

  为了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妨看看漱石的生活与思想经历。作家生于一八六七年,第二年便发生了明治维新,封建幕府垮台,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起来。父亲是江户(今东京)奉行所直辖的名主,世道虽然变了,但仍拥有权势和财产。母亲是商家的女儿,作为后妻已生育四男一女。漱石初名金之助,不知为什么,父亲就是不喜欢,每晚放在另家夜店的篮子里,姐姐发现将他抱回家。九个月后送盐原昌之助为养子。盐原也是名主,明治维新废除这官位后,迁居到江户享乐商业区的浅草。九岁时因养父母离婚,漱石重归自家。十四岁他最恋慕的生母病死。少年学过汉学,后学英语。十七岁离家独立生活,考入大学预备门预科(今东京一高前身)。其间,生父与养父为漱石的户籍问题,争执不下,使他苦恼不堪。后来在小说《道草》中说:“不论从生父看,还是从养父看,他不是人,而是物品。”最终,生父付出赔偿,方告结束。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期间,与同级的正冈子规相识。一八九○年进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并获文部省贷费生资格。一八九三年毕业后入大学院,却对英国文学产生怀疑,对禅宗发生浓厚兴趣。一八九六年与贵族院书记长女镜子结婚,其间曾先后任四国松山市松山中学、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教员。一九○○年留学英国。

  漱石所经历的是明治维新后很多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路,但他有自己的曲折的生活历程,这就使他认识了很多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的事物。

  一九一一年,夏目漱石在和歌山市发表以《现代日本的开化》为题的演说。认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开化”,和欧洲是不同的。欧洲的开化是“内发的”,它经由几百年的积累,“如行云流水是自然发展的”。日本的开化却是“外发的”,是“在与外国接触”过程中被迫转化的。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剧转变的。因为外来文化消融存在问题,土壤和根底均不相同,从而“失去自己本位的能力”,就必然引起“国民的某种空虚感”,也会出现“不满与不安”,发生“神经衰弱”病症。为了不患“神经衰弱”,“只能向内发的方向发展”,这是“苦恼的真实”。

  从上述演说不难看出,漱石对明治维新改革的不彻底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在一九○六年写作的《片断》中也说:“当知道开化的无价值,就是厌世观的开始。”进一步发展,就会成为“真正的厌世文学”。

  这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厌世”的观点。“厌世”、“苦恼”、“郁愤”是漱石常用的词汇,也是他的世界观和创作观。如他说:“不描写烦恼称不上是文学”,还说:“在现在不得神经衰弱的人,大多数是有钱的鲁钝之徒和没有教养的无良心之徒”。一九○六年他在致高滨虚子的信里说,他创作《猫》等,即是在“倾诉”自己的郁闷和忿懑。

  漱石在留学英国时写作的《片断》里还说:“有钱的人多数干的是无学无知的鄙劣之事”,“其结果是使没有教养、不足年龄、没有德义的人进入士大夫社会。”作家对资产阶级是厌恶的。在一九○五年前后,即写作《我是猫》的那个时刻,作家在《片断》中写道:“汝所见者为利害之世。我所立者为理否之世。汝所见者为现象之世。我所视者为实相之世。人爵——天爵。荣枯——正邪。得失——盖恶。”

  一九○二年当日本人为日英同盟缔结,日本跻身列强而欢呼时,漱石却以冷淡的面孔对待。他在致中根重一信中说:“今天欧洲文明失败的原因,就是极为悬殊的贫富差别。”这导致“革命的必然性”,“卡尔·马克思的所论”是“理所当然的事”。

  漱石清楚地看出资本主义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而日本的矛盾则尤使他生厌和悲观。《我是猫》所针对的正是明治维新后的“金权社会”的矛盾及维新的不彻底性,即“利害”、“正邪”、“善恶”、“不安”、“空虚”等。作家是明治精神文明的最深刻的揭发者与批判者,他使用的手法是“描”的嘲讽和评断。其辛辣和深刻性,迅即引起世人的感叹和兴味。

  漱石和绝大多数资产阶级作家一样,看不到摆脱这一矛盾的出路,无法指明克服维新不彻底性的办法。他只能是郁闷与愤懑而已。他也力图寻找摆脱矛盾的方法,那就是推进“内发的”变化。不过,漱石所说的日本的“内发”,与欧洲也不同。他认为欧洲的文明也是失败的,日本自然不应该再走这条路。日本的另一条路,就是他后来提出的“则天去私”。这是一种东方的宗教观与社会观。在《猫》中,铃木藤十郎的“狂”、甘木医生的“死”和八木独仙的“信”都演绎着“则天去私”的观点。漱石虽然也嘲讽独仙的东方的“自然法”的修养,而最终他也只能在精神信仰上寻求解脱。

  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都是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漱石信仰的也是个人主义。“则天去私”的宗教解脱是和个人主义相结合的。一九一四年,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发表题为《我的个人主义》的讲演时说,“权力的威压”、“金钱的诱惑”会导致危险的后果,与人的个性也是矛盾的。一个人首先要“发展个性”、“尊重个性”,“我毫无忌惮地公开说,我是个人主义”。作家认为个人主义以“自己本位”立足,和“国家主义”不是背反的,只是国家间的道义不如个人道义。他主张“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其内容当然是个人的自由。但是,各个人享有的自由是顺从国家安危的,就像寒暑表的升降一样。”在这里不难看出漱石资产阶级国家观的局限性。

  上述对夏目漱石在二十世纪初年精神危机状态的了解和对其社会观、世界观的认识,是打开《我是猫》的门户的钥匙。有了这把钥匙,漱石的全部作品都可以打开。

  《猫》的译者于雷,是我熟悉的作家、诗人、编审,也是日本文学翻译家。我们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共同度过了那些值得怀念的战斗时日。现在他要我为《猫》写序,我高兴地答应了他。是为序。

  吕元明 译者前言

  首先,就书名的译法交代几句。

  一九八五年我一动手翻译这部作品,就为小说开头第一句、也便是书名的译法陷于深深的困惑。历来,这本书都是被译为《我是猫》的,然而,我不大赞同。因为,一、原书名不单纯是一个普通的判断句,就是说,它的题旨不在于求证“我是猫”,而是面对它眼里的愚蠢人类夸耀:“咱是猫,不是人”;二、尽管自诩为上知天文、下请地理的圣猫、灵猫、神猫,本应大名鼎鼎,却还没有个名字,这矛盾的讽嘲、幽默的声色,扩散为全书的风格。

  问题在于原文的“吾辈”这个词怎么译才好。它是以“我”为核心,但又不同于日文的“私”(ゎたくし)。原来“吾辈”这个词,源于日本古代老臣在新帝面前的谦称。不亢不卑,却谦中有做,类似我国古代宦官口里的“咱家”。明治前后,“吾辈”这个词流于市井,类似我国评书中的“在下”,孙悟空口里的“俺老孙”,还有自鸣得意的“咱”,以及“老敝”等等。“敝”,本是谦称,如个“老”字,就不是等闲之辈了。

  我曾写信请教过一些日本朋友与国内作家、翻译家、编辑,有的同意用“在下”,有的同意用“咱家”,还有的劝我不要费脑筋耍什么花样,就译成“我是猫”蛮好。于是,我的译文改来改去,忽而“在下”,忽而“咱家”,忽而“小可”,总是举棋未定。直到刘德友先生和冷铁铮先生发表了学术性很强的论文,才胆子壮了,确定用“咱家”。当然,这是根据猫公心态和文章风格而定,并不是说“吾辈”只能译成“咱家”,近读日本一位已故公使留下的一篇与中国要人接触的回忆录中,也曾以谦虚的口气用过“吾辈”一词,我想,这就不宜译成“咱家”,倒近乎“不才”、“小可”……

  至于书名,因为至今日本文学史、甚至《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都译为《我是猫》,已经深入人心,不便再改,所以,仍依旧译。不过,书名是“我是猫”,文中却译为“咱家是猫”,总有点别扭。但只好权且如此,敬候批评。

  《我是猫》,够得上日本的才子书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名著之一。

  夏目漱石,一生才华横溢,只搞十年创作,却留下了一系列珍品。他的全部作品,大体反映了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一颗痛苦而不安的灵魂,反映了他在东方思维和西方文明、在虚幻理想与残酷现实、在迂腐守旧与拜金大潮之间的艰辛求探与惨痛折磨。

  作者早期曾提倡写生文,将自然与人生当成一幅写生画来描绘。要求超脱莽莽红尘的污风俗雨,写“无我之境”的真实与美,反对自然主义在阴暗的现实中爬行。因此,他的前期作品固然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但浪漫气氛浓烈,绚丽、激情,长于雄辩,妙趣横生。到了中期,尽管曾提倡写超俗空灵的写生文,但写来写去,仍是摆脱不掉人世浓愁,心灵的悲苦凝于笔端,因此,文风趋实,有了新的深度。晚期,对物欲横流、私心膨胀的现实社会厌恶已极,幻想“则天去私”成为人心准则。但那个乌托邦,连他自己也想象不出将是个什么样子。他晚期作品的文字风格,苍凉、凝重,状物喻事精微得出神入化。

  每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总体看来,无不是那一民族或国家的气质、性格、智慧与感情的写照,如同烟波浩渺的一川大江,是民族的历史在思考……

  《我是猫》,不知可否说是大和民族在明治时期精神反馈的“冥思录”之一。

  《猫》所处的时代恰是明治维新以后。一方面,资本主义思潮兴起,人们学习西方,寻找个性,呼唤自由,自我意识和市场观念形成大潮;另一方面,东方固有的价值观、文化观与风尚习俗,包容着陈腐与优异,在抗议中沉没,在沉没中挣扎……

  一群穷酸潦倒的知识分子面临新思潮,既顺应,又嘲笑;既贬斥,又无奈,惶惶焉不知所措,只靠插科打诨、玩世不恭来消磨难捱的时光。他们时刻在嘲笑和捉弄别人,却又时刻遭受命运与时代的捉弄与嘲笑。

  主人公是猫。以猫的眼睛看世界,这在当时,在创作手法上有一定的突破。今天常有作品以外星人的视觉看地球人,同样反映了人间积习,没一副超越现实的视角就看不透彻。

  猫公很富于哲理,精干辞辩,对人类的弱点讽喻得十分透骨。例如:“世人褒贬,因时因地而不同,像我的眼珠一样变化多端。我的眼珠不过忽大忽小,而人间的评说却在颠倒黑白,颠倒黑白也无妨,因为事物本来就有两面和两头。只要抓住两头,对同一事物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是人类通权达变的拿手好戏。”他抨击社会,也见地非凡:“……说不定整个社会便是疯人的群体。疯人们聚在一起,互相残杀,互相争吵,互相叫骂,互相角逐。莫非所谓社会,便是全体疯子的集合体,像细胞之于生物一样沉沉浮浮、浮浮沉沉地过活下去?说不定其中有些人略辨是非,通情达理,反而成为障碍,才创造了疯人院,把那些人送了进去,不叫他们再见天日。如此说来,被幽禁在疯人院里的才是正常人,而留在疯人院墙外的倒是些疯子了。说不定当疯人孤立时,到处都把他们看成疯子;但是,当他们成为一个群体,有了力量之后,便成为健全的人了。大疯子滥用金钱与权势,役使众多的小疯子,逞其淫威,还要被夸为杰出的人物,这种事是不鲜其例的,真是把人搞糊涂了。”

  猫公博学多识,通晓天地古今,他引证或褒贬了荷马、毕达哥拉斯、笛卡儿、克莱尔、尼采、贝多芬、巴尔扎克、莎士比亚、孔子、老子、宋玉、韩愈、鲍照、晏殊、陶渊明,以及《诗经》、《论语》、《淮南子》、《左传》、《史记》等等数不清的中外名人名言。他还很有点自由平等观念。他说:“既不能零售空气,又不能割据苍天,那么,土地私有,岂不也是不合理吗?”猫公针砭时弊,道出了一串串永远耐人寻味的警句名言,诸如:“咱家不清楚使地球旋转的究竟是什么力量,但是知道使社会动转的确实是金钱……连太阳能够平安地从东方升起,又平安地落在西方,也完全托了实业家的福。”“官吏本是人民的公仆、代理人,为了办事方便,人民才给了他们一定的权力。但是,他们却摇身一变,认为那权力是自身固有而不容人民置喙。”猫公批评大和魂说:“因为是魂,才常常恍恍惚惚。东乡大将有大和魂,鱼贩子阿银有大和魂、骗子、拐子、杀人犯也都有大和魂。‘大和魂!’日本人喊罢,像肺病患者似的咳嗽起来,百米之外,吭的一声。”猫公还敢于蔑视权贵,鼓励创新。他描画乌鸦在东乡元帅的铜像上便溺,把伊藤博文的照片倒贴在墙上。他说:“不从胯下倒看莎士比亚,文学就会灭亡……”

  猫公喜怒笑骂,皆成文章。悲痛幻化的笑声,最令人难耐。

  猫公如此神通广大,才高识卓,又公正锐敏,当然是神猫、奇猫、圣猫了。以它的眼睛看世界,悲痛化为笑声,怎能不尖酸苛薄!当然,它同时又是个俗猫,蠢猫。他自作聪明,假冒圣贤君子,误了不少事,吃了不少苦头,甚至不知酒桶会淹死猫,终于丢了性命。

  小说尽管以“猫眼看世界”,但写来写去,创作主体还是人类中的一个“我”,或是人类的邻居、地球上的另一个他(猫)。假如以全宇宙中的“我”或永恒中的“他”来观察人类;更不知将写出什么样的奇书了。

  小说在结构上也有突破。它以猫的视觉为座轴,可长可短,忽东忽西,并没有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也谈不上情节进展的逻辑,读来却也津津有味。日本小说曾有散文化的趋势,某些小说的散文化,是有欠充实的反映。而在《猫》,在当时,却是一种具有魅力的创新。当然,老实说,作者最初并没有想写这么长。由于首章轰动,编者要他续写,他才铺陈连载,这说明他并没有通篇的完整构思,同时也说明如不是大家手笔,怎么会写得这么左右逢源,随心所欲。

  在语言上,《猫》的格调既不全像《旅宿》那么豪放空灵,也不尽是《明暗》那么简练凝重,更有别于《心》和《从此以后》那么柔润细腻。在这里,刚柔兼用,雅俗并举,变化多端,声色俱艳。而且,将江户文学的幽默与风趣、汉学的典实与铿锵,西方文学的酣畅与机智熔为一炉,以致在语言的海洋中任情游弋,出神入化。笔墨忽而精烁隽永,针针见血,富于哲理;忽而九曲十迴,浩浩大波,长于思辨。暂且摘引两句景色和人物描写的妙句。例如挖苦苦沙弥平庸的脸说:“假如春风总是吹拂这么一张平滑的脸,料想那春风也太清闲了吧!”写景:“给红松林装点过二三朱红的枫叶已经凋零,宛如逝去的梦。”“这声音毫不留情地震撼着初春恬静的空气,把个风软树静的太平盛世彻底庸俗化了。”有的像讽刺诗,有的像写意画,各得其妙。总之,假如以一颗艺术的心灵去触摸或感受他的作品,自然会体味到语言的色彩、声韵,甚至字字都是个生命体。

  我国目前也正处观念转换时期,说不定猫公的观察,对我们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得任人评说了。

  窗外正大雪纷飞。东北雪总是那么魁伟、憨厚,却又沉甸甸、醉醺醺的。但愿这些披盔带甲的天兵天将,把猫公所诅咒的人间不平统通打杀。笔者将陪同读者,乘上瑞雪的幻舟,遨游一个梦里的清纯世界,何其快哉。

  那么,让猫愁猫怨见鬼去吧!

  于雷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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