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序与跋
《双城记》译后记


  在英国文学史上,伊利莎白女王时代以戏剧的成就为最大;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即法国大革命时代)以诗歌的成就为最大;而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则以小说的成就为最大。查尔斯 ·狄更斯、威廉·M·萨克雷、乔治·艾略特、夏洛特·勃朗特、爱米利.勃朗特、盖斯凯尔夫人等人形成了一个群星灿烂的小说鼎盛时代。而狄更斯则是在众星之中最为光华赫煜的一颗。

  查尔斯·狄更斯(一八一二一一八七○)生于一个下级职员之家,弟兄众多,家庭贫困。八九岁时爱上了读书,胃口很大,读过许多书,背得许多诗。十二岁到鞋油厂做童工,每周挣六七个先令贴补家用。后来父亲因负债累累被送进债务人监狱,更使小查尔斯饱尝了人世的辛酸。他十五岁进律师事务所当小职员。十六岁学速记,开始向报社投稿;二十岁人报馆当记者,主要采访国会新闻。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和国会的活动让狄更斯看到了英国社会的腐朽与复杂。他二十四岁出版了第一个文集《波兹手记》,从此开始了终身的写作和出版工作,先后出版过长篇小说十四部,中篇小说二十余部,短篇小说数百篇,游记两部,随笔集一部,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的主要著作有:《匹克威克外传》(一八三六——八三七连载)、《贼史》(又译《雾都孤儿》,一八三七——八三八)、《尼克拉斯·尼古贝》(一八三八——八三九)、《老古玩店》(一八西○——八四一)、《巴纳比·拉吉》(一八四○——八四一)、《马丁·朱什尔维特》(一八四三——八四四)、《圣诞欢歌》(一八四三)、《董贝父子》(一八四六)、《大卫·科波菲尔》(一八四九一一八五○)、《荒凉山庄》(一八五二——八五三)、《艰难时世》(一八五四)、《小杜丽》(一八五五——八五七)、《双城记》(一八五九)和《远大前程)(又译《孤星血泪》(一八六○——八六一)等。《双城记》是他成熟期的作品,通常被看作是他的代表作。

  狄更斯曾多次在国外旅行和居住,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两次。一八四二年他第一次去美国,是想就近观察那场共和国制度的大胆实验是否真给人民带来了自由和平等。他在美国看到许多新气象,感到欣慰,却也发现了不少问题。他看到了蓄奴制度,甚至看到以蓄奴制自豪的美国人。他写道:“(星条旗的)星星向血红的条条眨眼;自由拉下了帽檐遮住了眼睛。”从此他明白了一条道理:光是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并不能消除不人道现象,甚至完全从法律上消除了不平等也还不行。一种理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若干代人多方面的努力。他回国后出版的《美国手记》衷心地赞扬了美国的长处,对黑奴制度扣政府的腐败现象却避而不谈。这表现了他对共和制度的维护,但却写出了一本沉闷的书。一八四六年他到巴黎居住,对那时的法兰西非常赞赏。在给朋友的信上他用不太高明的法文写道:“法兰西的光荣万岁!共和国万岁!人民万岁!打倒王权!打倒波旁分子!打倒基佐!处死叛徒!让我们的血为自由、正义和人民的事业而流!”由此可见他深情地挚爱着共和国制度。我们读《双城记》对法国革命时期恐怖统治的描写不能忘了他的这个基本态度。

  英国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汤玛士·卡莱尔的《法国革命》是狄更斯写《双城记》的重要参考书。书里引用了一份在攻陷巴士底狱后从牢房中发现的泌藏手稿,作者是个叫格瑞·德默里的囚徒。其中有一段说:

  “若是大人为了上帝和最神圣的三位一体的缘故而给我安慰,把我亲爱的妻子的下落告诉了我——哪怕只是用一张卡片写上她的名字、通知我她还话着——那也是我所能得到的最大安慰,我也要永远祝福大人的伟大。”(《法国革命》第一部第五卷第七章)

  这一段话虽不多,却以其冤苦扣人心弦。这个可怜的人显然是叫人秘密囚禁了,否则为什么连他妻子的消息也不告诉他?可他卸还要“永远祝福大人的伟大”,可见威胁着德默里的那位大人有多么大的权势!

  这个情节恰好是《双城记》的核心情节。一个被人秘密囚禁十年的囚徒在狱中含血带泪写出了自己不幸的遭遇,并要求向仇人清算,而十多年后这封控诉书恰好控诉了自己无辜的女婿。围绕这个情节作者写出了一个涵盖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云的波澜壮阔的故事。这就是《双城记》。

  《双城记》是狄更斯成熟期的作品,跟他早期的作品有一点颇大的不同:考究结构。他早期的作品如《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老古玩店》,甚至《巴纳比·拉吉》,结构都比较松散,但从《尼克拉斯·尼古贝》开始,结构变得紧凑起来。而《双城记》则是一本结构严密、刻画细腻的小说。

  借用一个写戏剧的老套子来说,《双城记》是典型的“风头猪肚豹尾”之作。曼内特的出场是以多佛邮车“死人复活”的信息引起的,达尔内和卡尔顿的出场则是用老贝勒那场颇带血腥气的审判引起的。前者神秘,后者大起大落。这正是“凤头”,亦即引人入胜的开端。然后是达尔内引起曼内特许多奇怪反应的求婚、卡尔顿的表白、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和达尔内与全家人死去活来的经历,悬念迭起、险象环生、意外层出不穷,这正是“猪肚”,亦即丰富厚重的发展变化。而到最后,卡尔顿用掉包计换出了达尔内,给了读者一个流着眼泪的意外“大团圆”结局。正是所谓“豹尾”,亦即余韵悠长的结束。

  若是拆开书中情节分析,则每一条线索又各有铺垫、发展、高潮和交代,甚少突兀之笔,亦无闲笔。杰瑞多佛邮车送完信在回程上的感叹,“若是死人复活的事流行起来的话,你怕要大倒其霉呢,杰瑞!”这仿佛是一般感叹,却已为全书第三部的酒店重逢做着铺垫。密探的葬礼那一场闹剧看似旁枝侧出,却引出了盗墓情节,也是对密探巴萨在巴黎露面的铺垫;而巴萨又是营救查尔斯的关键人物。普洛丝小姐对弟弟所罗门的赞美似乎只表现了她的憨厚热情,其实也是为酒店重逢做着铺垫。调皮的小杰瑞与故事发展似乎无关,但坟场跟踪却是揭露克莱假出殡的关键伏线。为了酒店重逢一场作者做了多么绵密的铺垫!而为了那封囚室手稿的出台作者又做了多少准备啊!多佛邮车的“死人复活”的信息,阁楼上的老鞋匠,曼内特的两次旧病复发,梧桐树下关于伦敦塔的闲谈,侯爵与侄子的会晤与被杀,攻打巴士底狱时对北塔一○五的搜查,泰雷兹·德伐日织毛线的身影的频频出现,达尔内的两次被捕,曼内特对达尔内的营救,如此等等集中到一点就是为这封囚室手稿的宣读做铺垫。

  还有一点必须提请注意:狄更斯在“前言”中说,“书中有关法国人在革命前和革命时期的情况,无论多么细小都是真实的,有可靠的证人的证言作根据。”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它告诉我们书中有些情节也许今天看来近似荒谬,其实曾是历史的现实。比如,那位贵族大人吃一杯巧克力要四个彪形大汉服侍;某些人一纸空白拘捕状就可以把无辜旨迭进牢狱长期监禁;农奴被迫通夜守在地里轰青蛙不让它干扰老爷们的睡眠;农奴被驾在犁轭下牛马一样干活;九月恐怖中的群众那种时而凶残暴戾、时而友爱冲动的表现;巴黎法庭那种混乱草率的审讯。这些都有历史事实为根据,并非艺术的渲染或加工。至于无处不见的三色徽、红便帽,挎了手枪满街走的妇女、街头表演的卡尔马尼奥拉舞则更不用说是当时司空见惯的寻常事了。

  狄更斯正是依靠大量这样真实的细节生动地再现了那时的巴黎和伦敦、法兰西和英格兰的历史面貌的。

  狄更斯的描述技巧有些地方颇为超前,在十九世纪中叶,已有了二十世纪初期的现代派作品的情趣。比如他笔下的小杰瑞从坟场逃离时心里那个刚挖出来的棺材竟然“躲在门洞里用它那可怕的双肩在门上擦来擦去,肩头直耸到耳朵,仿佛在笑”;他笔下的巴黎圣安托万区“饥饿是破烂不堪的衣服,在竹竿上、绳子上、从高高的楼房里挂了出来;饥饿用麦秸、破布、木片和纸缀在衣服上……”这不分明是意象派的诗么?

  笼罩《双城记》全书有一种特别的气氛:阴森森,叫人提心吊胆。除了索霍区有几天太平的日子(那日子其实也不太平),全书大体都有这种情调。这是作者有意使用了哥特小说的风格。

  哥特小说(Gothic Novel)得名于贺瑞 斯·华尔波尔(一七一七一一七九七)的住宅风格。此人把自己的住宅修建成了一个以高耸的尖塔和林立的石柱为特征的哥特式城堡,并在那儿办了一家印刷厂,出版了不少小说。这些小说都有一个特点:神秘、恐怖。它们记述的往往是阴谋、复仇、暗杀的故事,场景往往育古堡、地牢、坟场之类的地方,甚至有幽灵出没。这些小说后来形成了一种流派,就叫哥特小说。这种小说格调未必高,却总能引人人胜。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勃朗特姐妹的《呼啸山庄》和《筒·爱》,华尔脱·司各特的《皇家猎宫》和《符篆石传奇》,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里都有许多哥持式的情节。狄更斯的好友威尔基·柯林斯(一八二四一一八八九)的《月亮宝石》和《白衣女人》也都是哥特式小说。狄更斯的小说《荒凉山庄》和《孤星血泪》里也有一些哥特式的情节。而在《双城记》中哥特式的情节尤其突出。

  就风格而论,《双城记》可以算是一木以强奸凶杀案开始、以黑牢控诉为核心、以断头台流血结束的哥特风浓重的小说。这里有巴士底古堡牢房里囚徒的控诉,有月夜里的绑架,有在哀号中死去的被强奸的绝色佳人,有划着血十字发出诅咒而死的少年,有被折磨而死、死时时钟每敲一下就大叫一声的农奴,有半夜被暗杀而死的侯爵,有专为一个人搭建的四十英尺高的绞架,有坟场里半夜掘出的棺材,有月光下磨着屠刀的鲜血淋漓的杀人狂群,有浮肿得像浮尸的典狱长,有矛尖插了七个人头的游行,有围着断头台喝彩的人群,有每天向断头台输送死囚的囚车。它们全都耸人听闻、刺激感官,令人毛骨悚然。 ”

  狄更斯选择了这样的情节,再加上描写上的渲染,为小说傅上了一层阴森森的色彩,大约因为那正是当时的时代色彩。哥特风格正如给舞台打上一道冷调子的光,给全书罩上了它所需要的色调。更加增强了小说的效果。

  但《双城记》却远远不仅是一本结构紧凑的悬念小说或格调阴森的哥特式小说,而是一部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它用一连串引人入胜的故事作为框架,描写了法国大革命的前因和后果、成就和错误,用宏伟的画面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巴黎和伦敦、法兰西和英格

  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要表现它首先须面临的问题是从什么角度去描写。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主要是从社会上层去写拿破仑侵俄之战的,不但写了几次巨大的战役,而且写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俄国元帅库图佐夫和法国元首拿破仑。但狄更斯的着眼点却在群众的生活、感受和表现。他竭尽全力回避了对上层的描写,只在每个时期极简要地介绍了年代、月份和大事。全书没有拉法夷特、米拉波、罗兰夫妇、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这些名字,也没有立宪派、吉伦特党、山岳党、雅各宾党、公安委员会之类的称呼,甚至没有路易十六的字样,只叫他国王,真是煞费苦心。但是他仍然刻画出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法英两国社会的真实风貌。至今英美人士谈起法国大革命,第一个想起的往往就是这本书的思想和意象,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这本历史小说的成就。

  小说跨越的时间很长,从一七五七年直到一七九三年底,共约三十六年。小说写了革命前封建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和残暴的统治,写了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攻占巴士底狱的战斗,然后以查尔斯·达尔内回到法国的亲身经历写了一七九二年八月十四日王权“暂停”后的法国(达尔内正是八月十四日离开英国回法国的,这显然是狄更斯有意的安排),再从曼内特医生赶到巴黎寻找达尔内,写了他们所见到的九月恐怖活动,再从曼内特、露西、罗瑞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营救活动写了这一时期的巴黎人的变化。

  法国革命是一场从封建专制制度到共和制度的根本革命,而在王权“暂停”前后上层的斗争又最复杂,其中包括了普奥联军的干涉,国王王后里通外国的活动,群众进攻王宫,王权的“暂停”,九月四日至九月七日的恐怖行动,对国王的软禁、审判、处决,对二十二个吉伦特党领袖的处决(其中一个事前自杀),对王后的处决等等。但是如前所述,狄更斯对上层活动一律只做简单交代。他的笔着力描写的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在革命时期的现状和变化。其中有正面的,有反面的,狄更斯都如实反映,不加掩饰,而且表现了自己的爱憎。

  攻打巴士底狱的斗争是全书调子最明朗的部分。由于有加斯帕德复仇和被绞死的情节做铺垫,法国封建贵族的凶残暴戾历历在目,所以读者读到这一段便有大快人心之感。但是作者在这里已开始表现了对胜利的人们滥用暴力的隐忧。不过他写得很含蓄,因为无论是杀害已投降的巴士底城堡总监或是在吊死富伦前对他的虐侍,受害者都不过是受到痛恨的坏人。

  达尔内所见到的法国是一片革命景象,尽管仍然贫穷。两年多的革命把全国人民充分发动起来了,尤其是在王权“暂停”之后。他们越发向往自由,拥护新颁布的法令。农民们到半夜还在围着自由树唱歌跳舞。人们一见了达尔内这个贵族兼“外逃分子”,便迫不及待地要逮捕他,甚至杀死他,使他感到“即使被收在网里或关在笼里所失去的自由也不会更彻底”。狄更斯笔下的这一幅天罗地网是对当时形势的赞美。尽管有人表现冲动,社会秩序仍然是正常的,达尔内毕竟安全到达了巴黎。但对一七九二年九月四日至七日在巴黎的大规模恐怖活动,狄更斯却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这一事件一般史书上不大记载,不妨略作介绍“一七九二年九月四日下午三时许,一群教士被押在六辆囚车中送往修道院监狱,途中遭到围观群众的嘲笑。一向处于第一等级的教士们态度仍然傲慢,有人用棍子打了围到车边的人。群众愤怒了,动起手来,杀死了六辆囚车上全部教士三十人,而且控制了巴黎六座监狱,成立了法庭,翻开囚犯花名册惩办起囚犯来。被判死刑者一出监狱大门就被门外的人杀死。这次行动从九月四日下午三时起一直延续到九月七日,共达一百个小时,被杀的人达一千一百个(见卡莱尔《法国革命》第三部第一卷第四章《巴黎的九月》)。狄更斯没有正面描写杀人场面,只通过曼内特和罗瑞的见闻从侧面作了描述。曼内特和罗瑞在窗前看到了那血淋淋的人群围着磨刀石磨刀杀人的场面。曼内特医生在现场看到了杀人的情景,“ 那屠杀非常可怕,医生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狄更斯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狄更斯多次写了杀人者们的善意冲动,他们曾以“最和善温柔的关心”照顾了一个受了误伤的囚徒,小心翼翼地把他抬离了现场,然后又抓起武器投入了屠杀。而在达尔内被宣布无罪释放的时候,刚才还等着杀他的人群不但一拥而上、热泪滚滚地拥抱了他,而且把他塞在椅子里用一片欢呼声送回了家。

  狄更斯从他们这些貌似反常的态度反映了卷入杀人活动漩涡之中的人们心理上的矛盾。他说这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反复无常的情绪冲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罪孽感,急于用同情和善意对消自己暴行与流血带来的不安。

  从达尔内第一次被捕到第二次被捕,其间有十五个月时间。如前所述,这个时期上层的更迭变化最为频繁,也最血腥。那么下层群众的情况如何呢?在狄更斯笔下我们感觉到两个重大的变化。

  一是麻木。囚车每天隆隆开过街道为断头台送去“美酒”,下层群众却越来越冷淡了。断头台的例行公事再也引不起什么凄惨的冤魂不散的传说了。囚车经过的街道两旁,楼上的窗户边观者已寥寥无几。断头台的老观众已不看死者是谁,只低头数数,然后传播。酒店高朋满座,戏院照常营业。锯木工宣称自己的锯子是“小断头台”,叽咕叽咕锯掉木柴的“脑袋”逗小露西玩,弄得她母亲毛骨惊然。连监狱里待判的囚徒也在组织晚会,杀人的例行公事只给组织者带来临时补角的麻烦,此外别无作用。当然,还有人沦为断头台的“美酒”。但是就连他们也麻木了:无辜受害者见得太多,似乎谁都可能有这一天。就像那小女裁缝一样,只感到迷惑,说,“上帝也被杀死了。”长期的杀人流血已不起震慑作用,它带来的不过只是迷惘而已。

  二是分化。一部分当初的普通人慢慢变成了权势者(用狄更斯的说法叫“新的压迫者”)。德伐日成了领袖人物,雅克三号成了陪审员中的活跃分子,可以向泰雷兹·德伐日保证陪审团按她的要求办事。而泰雷兹·德伐日既用公开的活动把达尔内送上断头台,也用秘密的活动串通法庭有关人员意图把无辜的露西、曼内特和小露西送上断头台。复仇女神则是她的亲信,帮助她实现“斩草除根”的计划,为她发泄私愤,对她唱赞歌。总之,他们成了一个新的压迫者群。

  对于这种现象,狄更斯在全书结尾时借已死去的卡尔顿之口说:

  “我看见巴萨、克莱、德伐日、复仇女神、陪审员、法官,一长串新的压迫者从这个惩罚工具所摧毁的老压迫者们身上升起,又在这个惩罚工具还没有停止使用前被消灭……我看见这一时代的邪恶和前一时代的邪恶(后者是前者的自然结果)逐渐赎去自己的罪孽,并逐渐消失。”

  这就是狄更斯对法国革命前景的看法。新的压迫者代替旧的压迫者出现,而新的压迫者亦将被消灭。后一代的邪恶是前一代邪恶的自然结果,而后一代的邪恶亦需于赎罪后归于消灭。泰雷兹。德伐日的深仇大恨是侯爵兄弟暴行的自然结果。而无法再报的冤仇又造成新的邪恶,为了宣泄心里的仇恨硬要把一个一个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但是邪恶最终要赎去自己的罪孽而归于消灭,这是狄更斯的信念,也是他在法国革命爆发后六十年在法国所见到的令人鼓舞的现实。

  《双城记》的几个主要人物性格都是比较单一的。曼内特是个挚爱的父亲,不肯因个人恩怨影响女儿的爱情,因此两度精神分裂。露西是个孝女、贤妻、良母,在巴黎最困苦时也把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至每天准时给女儿上课。为了可能让丈夫看到一眼,每天下午风雨无阻到大墙对面去站两个小时。达尔内是个标准的男子汉,为了达到他“神圣的目标”,放弃了爵位和财产;为了救人他只身深入明知异常危险的法国;在英国和法国的法庭上他都表现得高贵、勇敢。罗瑞先生工作认真,公平正直,对人慈祥关切,急人之急,是狄更斯笔下常见的那种英国绅士。这几个人差不多都是十全十美的人,但在狄更斯笔下也都有血有肉,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个人性格。

  倒是杰瑞和普洛丝有些与众不同的个性。他们智商都不高,都有缺点,但都令人喜爱。杰瑞对妻子的蛮横起初叫人纳闷,等到我们知道了他偷偷做下的奇特“生意”,体会到他的烦恼时,却又不免为他那荒唐的逻辑哑然失笑。在巴黎的酒店里,巴萨撒谎说克莱已经被埋葬,他急忙插嘴揭露,此举最说明他的憨直,因为揭露了巴萨也就是揭露了他自己。可是他按捺不住,倒不是为了公义,而是因为私愤。他认为往棺材里塞石头搞假殡葬是坑害他这“诚实的生意人”,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等到罗瑞先生追问起盗尸的事来,他一面拒不认帐,一面又为盗尸辩护,欲盖弥彰,憨态可掬。他那秃顶周围的一圈富于表情的“铁蒺藜”和他那特殊的逻辑是杰瑞的两大特色。

  普洛丝小姐情感丰富,把露西当作心肝宝贝,成天围着她转;无论是谁,只要稍微侵犯了露西,她都要奋起保卫。她爱弟弟所罗门,也把他当作心肝宝贝,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性,尽管他拿她的全部积蓄去搞投机,失败后逃走,弄得她一贫如洗。在巴黎和所罗门偶然邂逅时,她仍然那么一往情深地爱着这个对不起她的弟弟,表现了她极其善良的天性。她跟泰雷兹·德伐日的争吵是一场妙趣横生的戏。两人语言不通,却彼此勾心斗角。她们各想各的,各说各的,终于大打出手,以手枪走火结束了这场闹剧,也阻止了一场悲剧,给小说沉重的调子上傅上了一层喜剧色彩,给了泰雷兹·德伐日那番正剧式的表演一个闹剧式的收场。

  《双城记》里最有悲剧意味的人恐怕是泰雷兹·德伐日了。她的悲剧性不在于她极其悲惨的家史,而在于她最终失去了读者的同情。

  她原是个苦大仇深的人物,父亲、哥哥、姐姐、姐夫和还在腹中的外甥都因侯爵弟兄的罪恶一一死去。她是躲在海边的一个渔家长大的。她的毕生理想就是在革命到来之时为死去的亲人报仇。在安托万区她是一双监视一切的眼睛,注视着每个人的动向,并用她特殊的方式做下记录。德伐日因革命久不爆发表现气馁时,她给他打气。攻打巴士底狱时她冲在妇女们最前面。审判城堡总监时是她砍下了他的头。可遗憾的是,等到革命胜利时,她多年梦寐以求的复仇却已失去了对象:侯爵弟兄一个早已死掉,一个因自己的暴行已受到惩罚死去,侯爵府也被火烧毁了。她的愤恚怨怒之深是可以想象的,也深深值得人们同情。可是她为了发泄私愤却硬要坚持当初“斩草除根”的决定,在侯爵弟兄死后拿他们的儿子、媳妇和其他亲人抵罪。她不但把无辜的达尔内送上了断头台,而且还要拿一个无辜的妇女,一个无辜的老人和一个更无辜的孩子的生命来消气,为此她叮嘱雅克三号到陪审团去秘密串连,逼补路工去作假见证。这就使她一步步失去了读者的同情。到她因手枪走火而结束她那咄咄逼人的生命时,读者反倒松了一口气,认为那也许是她的最佳结局。

  泰雷兹·德伐日的陷害无辜令我们想起曼内特医生的思想斗争。他发现女儿喜欢的人竟然是埃佛瑞蒙德侯爵的儿子时,心里是极其痛苦的,强烈的憎恨多次从他眼里透露。但是他冷静地处理了这个矛盾。他明白侯爵弟兄固然罪大恶极,但查尔斯却是清白的,而且正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对小两口纯洁的爱情他没有理由反对。为此他经历了多么严重的思想斗争啊!他被“活埋”了十八年,难道就不想复仇?眼看着自己的女儿变成仇人的儿媳,他难道就不气愤?可是他明白那冲动是没有理由的,自己关起门来承受了难以设想的折磨,终于同意了达尔内的求婚。但等到一对新人欢欢喜喜度蜜月去时,他自己却第二次精神分裂,又坐到屋角重新做起皮匠活来。但他的精神崩溃却是理性的胜利。

  西德尼·卡尔顿是全书最难理解的人物。

  他一出场就与众不同。在老贝勒满法庭的人都注意着审判,他的眼睛却一直望着天花板。然后他一张字条挫败了一场阴谋,揭穿了两个作伪证的密探,扫了全场观众的兴,让他们看不到杀人的活剧。事后他保持局外人的身份并不参加对达尔内的祝贺,虽然他为达尔内的被释立了头功。等到别人都走了,他才向达尔内建议“为曼内特小姐干杯!”此时他已爱上了曼内特小姐。

  他像悲剧《哈姆莱特》中那位丹麦土子一样,一出场就带了一身忧郁,总是灰心、失望、冷漠、凄凉,从来没有笑过。他在学校就叫“跷跷板卡尔顿”,时而上时而下,情绪不稳定。作为律师他显然比斯特莱佛强,却心甘情愿去做他的“豺狗”。他说,“我是个绝望了的苦力,我不关心世上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关心我。”可他为什么绝望,为什么不关心任何人(实际上他挺关心人),小说没有交代。大体归纳起来只有三个理由:懒散、放纵、嗜酒。懒散、放纵,书中没有实例,至于嗜酒,他倒真能喝,可并没误过事,何况狄更斯交代过那原本是个嗜酒的时代,许多正人君人都好酒贪杯的。说到底他倒真有一个毛病,太小看了自己,似乎有点自卑情结,也因此而放任自己,又把这放任当作了绝望。正如狄更斯所说,他“是个很有才华、感情深厚的人,却无法用那才华和情感为自己获取幸福。明知其危害,却听之任之,让自己消磨憔悴”。

  他爱上了露西,却不愿去追求她,是担心自己“难免使她痛苦、悲哀和悔恨,会玷污了她,辱没了她,拖着她一起堕落”。于是他把爱情隐藏在心里,痛苦时通夜绕着索霍街口徘徊。最后,他虽向露西表白了爱情,却又祝福她跟达尔内的婚姻,并向她保证随时可以为她或她所爱的人奉献自己的一切。他获得了聪慧宽厚的露西的理解。他的爱是无私的、奉献的、柏拉图式的、骑士式的。他满足于一年之中只偶尔数次到她家作客,看看自己朝思暮想的人儿。这个表面上懒散、放纵、好酒贪杯的“无用之徒”,内心却是个极崇高、极纯洁的人。

  终于,达尔内在巴黎第二次被捕,而偏偏他又撞见了巴萨,有了营救达尔内的可能性,有了实现他向露西作出的保证的机会。于是这仿佛懒散、放纵的人便紧紧抓住机会恣意地放纵了一次:他挺身而出,作了周密的、巧妙的安排,为露西换出了达尔内(那就是他在露西昏迷后对她所说的“你所爱的生命”),用自己并不健壮的身子作盾,抵挡了一种无人可以抵挡的横暴的力量,挽救了四条无辜的生命,表达了他对露西的深沉的爱,完成了撼人心魄的壮举。

  狄更斯在全书的末尾借卡尔顿之口说:

  “我看见我在他们(按:指露西一家)和他们无数代后裔心里占有神圣的地位。我看见露西成了个龙钟老妇,在我的祭日为我哭泣。……我知道他俩彼此在对方的灵魂中占有光荣崇高的地位,而我在他俩灵魂中的地位则更光荣、更崇高。

  “我看见躺在她怀里的以我命名的孩子长大成人,在我曾走过的道路上奋勇前行。……我看见他带了一个又以我命名的孩子来到这里。那时这里已是一片美景,全没了今天的扭曲和丑恶……”

  卡尔顿曾反复咀嚼过的《圣经》中一句话——“信仰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在此显露出了深刻的含义。卡尔顿是爱、勇敢和反对压迫的精灵,他将催促“一个美丽的城市和一个灿烂的民族从深渊里升起”,他将获得永生。

  狄更斯当初曾打算把《双城记》命名为《复活》。现在它的第一部也还叫“死人复活”。其实这复活的意思是贯穿全书的。书中有曼内特的复活,更重要的是卡尔顿的“也必复活”。还有法兰西通过血与火的复活,这已是狄更斯在巴黎所见到的现实。自然,还有英格兰复活的希望。否则这书就不会叫作《双城记》了。

  本书根据英国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一九三一年版翻译。为了方便读者理解本书,译者曾参考了有关资料,撰写了一些注解,其中较为重要的是汤玛士·卡莱尔的《法国革命》。

  狄更斯的文字不很难,但有时寓意不好捉摸,译者虽力求准确,误解原作和表达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原谅并指正。

  孙法理

  一九九五年五月五日

  于四川重庆北碚西南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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