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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飞越杜鹃巢》的文化底蕴

卞慕东


  以疯人、白痴的语言来表达作者想说又不好说,有感受又不易说清的思想,这在文学史中已不鲜见。鲁迅以《狂人日记》向没落的封建文化宣战,震撼了中国。60年代美国有位作者肯·凯塞,写了本《飞越杜鹃巢》,【注释】Ken Kesey, One Flew The CuckCo's Nest. The Viking Press, Inc., New York, 1962.中译本为王娅丽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下面的引文中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中译本。【注尾】同样是借精神病人之口,却道出了许多现代西方人模糊感到的威胁与不满。

  人的历史似乎是个悲剧。我们的文人揭露了落后的封建文化吃人的一面;而美国的凯塞又撕下现代化工业社会的面具,暴露了了先进的科学技术、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舒适安逸的生活方式吃人的一面。人似乎总是在被吃。这种状况深深地触动了西方许多敏感的、自诩有“社会良心”的文化人士,成了现代西方社会学者、哲学家以及文学艺术家关心的焦点之一。《飞越杜鹃巢》可谓在控诉现代文明非人道方面的力作之一。小说描述了一个开化了的印地安人成了白痴后在精神病院里的所见所闻,通过他混乱的思想展开了小说的情节及矛盾冲突。主要人物有三个:主角麦克摩菲是作者心目中的救世英雄。他的对立面是被称作“大护士”的主管护士拉切尔,她是现代文明压迫的总代表。故事的叙述者布劳姆登是印第安酋长的儿子,身高体壮,却丧失了一切人的功能,终日生活在幻觉中。他象征着被工业化、现代化摧毁了的传统农耕社会和田园理想。作者通过这些人物,以生动的情节和寓言的方式揭示了小说的主题——逃离现代文明。

  现代化同样是“吃人”的文明

  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物质利益是不言而喻的。以工业革命、技术革命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大大地改善了人类生活条件。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摆脱了在各种传统社会形态中受自然力控制、威胁的状况,骄傲地感到自己似乎成了自然的主人,有能力靠自己在人间创造一个幸福的乐园。正如书中精神病院公关先生常常乐不可支地说的那样:“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地方啊,不是吗?”他指着电视机、皮沙发、卫生饮水喷泉、游泳池及其他先进设施向参观者介绍精神病院的发展进步,“你们想想过去的日子吧,想一想那肮脏的环境,粗劣的食物,以及各种残酷的治疗手段,你就会明白我们已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

  麦克摩菲是一个流浪汉,他的基本生活方式是前工业化社会的,自然抵挡不住这样的诱惑。他为精神病院舒适有保障的生活所吸引,非常情愿地进入其中。他承认“这里为人提供的床铺是他睡过的最舒服的,而饭桌的丰盛也是令人赞叹的。”但他很快发现:为了这些物质利益,人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在这里没有人的地位,一切人都被拉平成为“渺小”。在这里,权威是科学理性,是技术,是机器。人在摆脱了自然的、神的和人的传统压迫束缚后已为自己找到了新的枷锁。这正是当今反现代化所表现出来的最基本恐惧。在这里,作者把矛头指向了西方时髦的心理科学。

  行为主义者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通过控制、调整、操纵人生活的环境,就可以造就出符合要求的人;因而人不具有任何神秘性,不过是刺激反应的产物。他们的口号是:“给我产品规格,我就给你生产出符合要求的人。”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则认为人是潜意识的产物;要调整人的行为,必须把人心灵深处的隐秘挖掘出来作为科学分析的材料。小说中的精神病院就是用这些科学学说来吃人的。它们完美地体现在病院的治疗原则和手段上,也就是所谓的“治疗性集体”上。

  一方面,“这个集体能帮助病人认识到自己哪里出了毛病。在这个集体中,病人得以用正常的标准进行衡量,得到检验。”于是一切不合标准规格的人都是不正常的人,要加以调整改造。这样的治疗集体加上人工控制的环境构成了完美的“行为工程”。另一方面,“你们要做到能在病友和医护人员面前放开地讨论自己的情感,不要有任何不自在的感觉,要暴露隐私,……要把过去的不当行为摆出来在大家的帮助下得以纠正。要参加集体读者讨论,帮助自己和病友挖掘潜意识深处的秘密。”于是现代文明打着科学的幌子,集中了传统政治迫害与精神迫害的精华,抹杀了人的个性、自由、尊严及精神生活的神圣性。它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手段和态度,客观地、一本正经地、不动感情地分析、度量、规定人的生活、行为方式、人格形成等等。甚至人的性欲和梦境也都成了可进行“严谨”科学研究的对象。于是,不仅人体,人的精神世界也同青蛙、机器一样被解剖、分析、归类,进行定量化、定性化研究,最后化为一系列数据和符号。人消失了,丧失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最后依据。

  我们知道,神圣性来源于神秘性。对原始人来讲,自然界的一切都是神秘的,于是他们造出许多神来和无法控制的自然取得和解。当人的理性和科学使自然界变得越来越透明后,宗教性质的神圣渐渐退到了只属于精神生活的领域。情感世界传统上是重个人体验、重宗教启示的神秘领域,是人区别于其他一切生物或非生物的最高标志。当冷冰冰的理性科学侵入到这个世界后,人没有了任何神秘性和优越性,何来的神圣性和尊严呢?一切造物中最伟大的人类的伟大在何处呢?于是在这个精神病院中,人被高压得“甚至不敢张开嘴笑”,“成为标准的机器人,行动起来像游艺场的木偶”,“像梦游者等等”。现代文明用理性权威,用科学技术,更高效率地使人舒舒服服地被“吃掉了”。

  凯塞在书中不仅对西方现代文明两大基石之一的科学进行了攻击,也对民主政治进行了无情揭露。精神病院的管理与治疗原则高举的正是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病员们有“议会”,可以投票决定各项措施。正如大夫所说:“这是一个民主的病房,完全由病人及他们的投票来进行管理,……任何一点不满,任何痛苦,任何要进行的改革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讨论,而不是压在心中使其恶化。”对于丧失了自我,丧失了个体意识与自由意志,被科学技术、高度物质文明及大众宣传媒介改造控制得像木偶一样的现代人,民主对他们还有什么意义呢?对于丧失了行动能力,交出自治权,心甘情愿地进入现代文明这个温暖的“杜鹃巢”中的人,“求仁得仁”,他们又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他们斗争的对象、奋斗的目标又是什么呢?这里没有古罗马的十字架,没有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没有残酷的阶级斗争,没有刀光剑影,对立面似乎只是拉切尔那样的护士。但她所象征的压迫不是来自于传统或经济的利益冲突,也不是来自于人性恶的一面。她所代表的正是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树立的科学理性权威以及它所带来的程序化、规范化、高科技、高效率、现代化管理等工业文明不可缺少的条件。因而她不是恶棍,甚至算不上是敌人。她用幼儿园保姆对待调皮儿童的方式,平静地、理智地、宽容大度地安抚了不满和反抗。这样的专制使人感到浑身不自在,却又无从发泄,因为病人们自己也认为她是在为他们的最大利益服务。因而当麦克摩菲问病人们为什么不利用手中的民主权力来改变他们的现状时,回答是:“我们投票来表决什么呢?请你告诉我们,有什么可以投票表示赞成或反对的呢?”民主在现代化社会里已异化为一种更完美、更绝对的压制形式,是一种“舒适的、安逸的、合乎理性的、民主的不自由”。【注释】Marcuse, One Dimentional Man (Boston, 1964), p.1.【注尾】

  凯塞在书中还通过布劳姆登的幻觉,攻击了现代化的各个方面。例如,大工业模糊了人的形象。在工厂里,人和机器成了一体,“全都发出嗡嗡声,叮当声,嗒嗒声,全都按一定的程式运转”。于是人变得面目不清,似人非人了。工人痛苦地呼喊“把我带出这工厂,带出这城市,带出这样的生活吧”。同样,每一辆新造的汽车,每一幢新建的大楼都会放出射线和电波,给人压力并“左右着你,使你感到这个康拜因的作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凯塞对工业化、城市化的敌视还强烈地表现在水电站大坝的建设上。政府为促进地方经济,用大量的钱赎买了布劳姆登的父亲、一个印第安酋长的保留地,在部落靠捕鱼赖以生存的瀑布源头建造了水电站。这无疑是现代化进步之举。可那些卖掉了土地的印第安人命运如何呢?尽管他们腰缠万贯,离开了肮脏、贫困、落后的村落,住进了城里,接受了教育,成了文明人,但却丧失了最宝贵的东西,丧失了他们的传统文化,他们的自尊、自信、自主。堂堂的酋长,那个名字叫做“山顶上耸立得最高的青松”的伟岸男子汉,在城市文化环境中显得那么可笑可悲,那么无能为力,成了任人摆布、任人欺凌嘲弄的可怜虫,无所事事,最后酗酒而死。其他人不是逃回山林,就是落得类似命运。作者在这里简直是在对我们说:现代文明对人的异化和压迫比传统的、不可驾驭的自然,比贫困、饥饿、疾病对人的压迫更残酷,更致命。真要让人感叹“现代化猛于虎”了。

  凯塞对现代西方文明异化的各个方面的影射和攻击在书中无处不在,不能在这里一一罗列。总之,他向我们描绘了一幅现代化的可怕图景。这似乎有些荒谬,不合常识,但读者又不能不模糊地感觉到它的真实性。自从西方摆脱了中世纪的蒙昧和神权统治以来,人类文明整个地一步步从必然王国迈向了自由王国。“上帝死了”,人的理性与科学取代了上帝,创造了新的奇迹。人似乎有信心靠自己理性的力量就能在此世创造人间天国,而不须来世和救世主的赎救。但随着科学理性绝对权威的确立,人似乎又陷入了一种历史上一再重演的悲剧,“征服者被被征服者征服”!人在成为世界主人的同时付出了太高的代价,丧失了太贵重的东西。人受到了无情的报复。有人惊呼,上帝死了之后,“人也死了”。鲁宾逊时代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在逐渐丧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人的怀疑、忧虑和恐惧。

  拯救现代人的“英雄”

  高度工业化社会对人的异化是西方许多学者关心的题目。凯塞用小说的形式表达了相同的思想,也许并无新意,但他更关心的是现代人的拯救问题。这一内容构成了小说的最精彩部分,充分显示了作者惊世骇俗的观点。

  凯塞的救世思想本质上是宗教性质的。这是西方文化中用以对抗现代文明异化的常用武器之一。基督教认为人不能靠自己得救,必须借助于救世主。生活在现代社会这个精神病院里的人已丧失了自我,丧失了灵魂,丧失了行动能力。他们的救赎也须借助一个英雄,一个弥赛亚。凯塞的书中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救世主。他就是麦克摩菲,一个西部牛仔、流浪汉、赌徒酒鬼似的人物;一个像戏剧丑角,逗人取乐的人物;一个大吹大擂,厚颜无耻的人物;一个自由野性,无拘无束的流氓无产者。像这样一个角色,作者却赋予他拯救人类的重任,似乎有些荒唐。其实不然,因为作者认为现代工业文明已把过去一切能使人强大的因素杀了,无论是性别、年龄、体力、智力还是德行,无论是权力、地位还是金钱都不能使人强大;英雄豪杰、帝王将相的时代过去了,现在的社会是“大众社会”,在这个单面的社会里,一切人都被拉平了,都是分工不同的机器人,都渺小无能。那么,还有谁能扮演英雄的角色呢?对西方文化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们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但文学家们却多能方便地找到。山林隐士、蛮荒匹夫、野人土人、猎人水手、天真儿童、流浪游民直至愚顽之徒、呆傻白痴、酒鬼赌棍、妓女罪犯等等,这些人都以不同的方式逃脱了文明世界的影响,因而也成了强者,成了作家们发泄对人类文明异化不满的代言人。麦克摩菲正是这类人物。

  他一进精神病院,布劳姆登就发现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康拜因没有能控制他”。那么,他是怎样逃脱的呢?从书中对他的介绍来看,他自小缺乏教养,长大过独身生活,酗酒赌博、打架斗殴、四处流浪,从不在一个地方长期停留,康拜因找不到机会来“高速处理他”,因为“移动的靶子不易被击中”。这样的生活也使他幸运地免受了现代学校教育,他的阅读能力大致处在卡通连环画的水平上。这倒成了他得以强大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他对种种现代压迫理论有了免疫力。正像书中一病友哈丁所说:“你一定没有听过大夫介绍治疗性集体的理论。或许你听到过,但你受的教育不足以使你能够理解其中的道理。你让我太失望了,你这个麻木不仁的乡巴佬,你这个狂妄无知的土包子,你的理解力还不抵一头蠢鹅。”同样,缺乏教育还使他更多地具有了人的原始本能。他庸俗粗野,低级下流,厚颜无耻,放荡无羁。但作者认为这样更“人性”。这同美国60年代把嬉皮士、性解放等看作是文化解放运动的潮流合拍。哈丁注意到麦克摩菲这一特点后说:“你这些天赋无疑会使你成为一个卓越的精神病治疗者。你可以下意识地创造奇迹,安抚痛苦的本我,愈合受创的超我。你可能会把整个病房的精神病人都治愈。”这样看来,拯救现代人的英雄不需具有任何传统公认的优秀品质和超人的素质。他的力量和他的伟大只来自于他保持了自我,保持了“人”性,而没有被异化为机器、木偶、兔子……。用布劳姆登的话来说,他同其他人的区别只在于“他就是他自己”,“他就是他所是的人”,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他成为“大众社会”中的英雄伟人了。

  另一方面,凯塞又在小说中告诉我们,现代文明用科学技术、大工业、大众宣传媒介,用理智、宽容及富裕消化了一切抗议奋争。旧有的一切反抗形式都失效了,无论是暴力革命还是议会道路都变得毫无意义,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经济斗争都不能给人带来解放的曙光。同样,无论是劳动阶级还是知识阶级都失去了其原有的社会批判功能。这种状况就是部分西方社会学者指出的那种失去了内在否定方面的单面政治、单面社会。在这样一片黑暗中,凯塞所能看到的光明只是来自麦克摩菲那样的社会阶层。于是凯塞不让他独善其身,而让他担负起救世的重任。由于他不同于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改造社会的政治伟人或骑马挎抢打天下的英雄豪杰,因而他的救世业绩也不同于传统的寻求社会公正的政治或经济革命。他要拯救的是“人”,是人的灵魂,这更接近于宗教事业。麦克摩菲一进精神病院就扮演了一个宗教先知的角色,传播新时期的“福音”,直到最后上了科技时代的十字架——电休克与脑手术,这个现代的基督耶稣才功德圆满,完成了救赎使命。

  在小说中,现代人得救的标志是恢复笑的功能。要作到这一点,就必须同扼杀人的自然属性的“康拜因”及其代表“大护士”的专制进行不懈的斗争。麦克摩菲一次次地用他的歌和笑声、他的诙谐和机智、他的勇气和毅力以及他的荒唐无赖行径使大护士陷入困境,打乱病房机械化、规范化、僵硬死板的程序,使被压制得毫无生气的现代人看到了真正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因而也看到了光明,看到了救星。在麦克摩菲的整个救赎行动中,有两个重大步骤值得一提。其一是海上钓鱼旅行。他发现无论他在病院内取得多少次胜利,病人们仍不敢开怀大笑。于是他采取了一个更有效的行动——到海上去。他冲破了大护士的恐吓与重重阻挠,约了一个相识的妓女,带着一部分病人及大夫进行了一次海上钓鱼旅行。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海常具有象征的意义,它代表着尚未被文明污染的世界。凯塞告诉我们,要重建“人”,必须离开舒适、安全却不人道的现代文明,到一个有危险、有搏斗、有艰辛、有不可预测事件的野性的大自然中去。在那里,人可以享受无污染的环境,获得对自由的真切感受,体验兴奋、欢乐、恐惧、情爱等真实的人类情感。当然,作者也告诉我们,离开现代文明要承受损失,也有痛苦的一面。布劳姆登的手指被鱼钩挂破;妓女的胸部被鱼线拉伤;大夫的眼镜掉到了海里……。但这仍然是值得的,因为在海上他们学会了笑,放声大笑。“笑声在海面上激起了一圈圈波浪,向外扩展,越来越大,越来越远,冲击着四周的海岸,一浪接着一浪。”于是,这些出去时还是畏畏缩缩的一群“软骨头们”,回来时已成了兴高采烈的“胜利英雄”。

  麦克摩菲的下一个重大行动就是把战果扩大到康拜因最强大的中心,扩大到现代文明的圣城——大护士控制的病房。他组织了一次深夜狂欢聚会。他们买通了值班人员,打开所有的电灯,把病房照得灯火通明;推开窗子,放进了妓女,妓女带来了烈酒。他们又撬开药品室,用糖浆兑酒喝,把药片撒在地上。他们在护士办公室翻箱倒柜,抽看病历取乐。他们坐在轮椅上追逐打闹,醉醺醺地跑来跑去,大声欢叫,和女孩调笑。“我们止不住地大笑,笑得滚倒在沙发上,笑得噎住,笑得淌眼泪。”就这样,他们把大护士统治下死气沉沉的病房变成了狂欢节的游乐场,变成了酒吧,变成了妓院。在一片混乱中,他们又变成了“人”,尝到了作“人”的滋味。

  对西方高度工业化社会持批判态度的学者文人们对前景大多持悲观态度,他们很难设计出一种既有高度物质文明,又没有精神压抑的社会形态。凯塞虽赋予他的英雄拯救人类的伟任,却也看到现代化是无法阻挡的。它有许多毛病,但没有一处是阿喀琉斯的脚踵那样的致命处,你无法最后打垮它而结束战斗。经过多次较量,麦克摩菲精疲力竭,但大护士仍能不动声色、冷静理智地有效实行她的统治。特别是在深夜聚会后,麦克摩菲绝望地发现大护士用唤醒人的理性、社会责任感、道德廉耻心的方法使病人重新恢复到过去的状态时,他忍无可忍,精神崩溃,向大护士发起暴力攻击,撕开她的白大褂,暴露出乳房,“于是她再也无法掩盖她是个女人的事实”。她的神话、她的权威被打破了。病人们重新认识了她,因而也重新认识了自己,认识到了自己的出路。在此之后,他们纷纷离开医院,对现代文明采取了一种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

  麦克摩菲这最后一击是一种牺牲自己为人类的救赎而上十字架的业绩。他被作了脑手术,成了植物人。但异化了的现代人复活了,特别是布劳姆登的出逃,代表了作者对现代人出路的关心。

  远离现代文明

  既然认识到西方现代化工业文明也是不人道的、专制的、压抑性的,那么出路何在?也就是说,觉醒了的人往哪里走?对此,西方的社会学者和政治家们很难给出满意的答案。他们或许有很多设想,但总是空想的成分居多。往往设计者自己也没把握,倾向于悲观,因而也缺少吸引力。而文学家艺术家们又方便地找到了一种近乎天真的解决方法,那就是“回到过去的好日子”,或叫做“回归自然”、“反朴归真”等等。凯塞向我们提供的无非也就是这样一条出路。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形态是布劳姆登所代表的原始部落农耕文明。在书中,被现代文明改造得麻木不“人”的他在幻觉中总是时时浮现过去村落渔猎生活的景象,同精神病院的生活形成强烈对照。“我仍能听到哥伦比亚河流上瀑布的轰鸣。时时听到印第安人叉到一条大鱼时的欢呼呐喊,听到鱼拍打水面的声音,听到赤身裸体的孩童在岸边嬉戏,听到妇女们在晒鱼架旁辛勤的劳作……,听到那些很久很久以前的熟悉声音。”这样一幅美丽的田园景色在前来赎买土地建电站大坝的官员眼中只是贫困、落后、肮脏、辛苦的劳作、阴暗的茅舍等等。他们认定工业化、城市化只会给印第安人带来无尽的好处。可正是从建坝时起,布劳姆登发现他不存在了,成了隐身人。别人对他视而不见,他的话别人不听,人们也不认为他能听见别人说话。到后来,他只好自我消失,成了人们眼中又聋又哑、木呆痴傻的扫地机。象征工业文明的电站大坝对印第安传统文化来说是致命的。原来那些具有“山顶上高耸的青松”、“奔跑跳跃的野狼”、“膀大腰圆的狗熊”这样名字的印第安人都消失了,成了现代大众社会城市文化中微不足道的一员。传统文化、田园理想、同自然保持和谐关系的人统统在现代化的压路机下被碾得粉碎,剩下的只是渣滓——布劳姆登。但在凯塞看来,在他身上寄托着人类的希望和出路。整个小说的情节发展也就是他觉醒和再生的过程。在麦克摩菲“布道”的感召下,他渐渐地恢复了“人”性,恢复了听与说的功能,恢复了笑的功能。他参加了海上朝圣——钓鱼旅行,参加了“最后的晚餐”——深夜狂欢聚会。同麦克摩菲日渐疲惫、无力支撑的状况相反,他日渐高大强壮了。最后,上了“十字架”的麦克摩菲没有“复活”,而布劳姆登复活了。他结束了麦克摩菲那具已无用的躯壳里残存的生命,举起麦克摩菲无力举起的病房总控制台,砸碎窗户,逃出了精神病院,去寻找一片乐土重返伊甸园。“我离开得太久了”,凯塞就这样结束了他的小说。

  这个结尾不禁使我们想起了鲁迅先生在杂文中对易卜生戏剧《娜拉》所说的话,“她于是出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但走后怎样,作者没有交待,给后人留下了个难题。凯塞给我们的也是这样一个结尾。其实,逃离可以说是一条出路,也不能算是一条出路。逃离以后的文章更难作。因而鲁迅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他又说:“作梦的人是幸福的,倘若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注释】鲁迅:《娜拉走后怎样》,参见吴晓明、王德峰编选:《文化解剖与社会批判》(鲁迅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注尾】但布劳姆登被麦克摩菲惊醒了,他觉悟了,他非出走不可。到哪里去,他却有些茫然。美国他是不想呆了,“我可能最终要去加拿大”。那里大概还有残存的穷乡僻壤。但现代化潮流势不可挡,大有席卷吞噬一切文化和民族之势。到了连月球都要被开发的时代,哪里去寻找净土?凯塞只得以这种不是结尾的结尾结束此书。

  反现代化的意义

  “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为代价。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将以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注释】〔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唐长庚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封底,第205页。【注尾】

  对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历来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是上升的曲线,另一种则认为是下降的曲线。从一个方面来看,随着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能力日益强大,人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极大丰富。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则象是退步。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所指出的,“当前西方社会,尽管在物质、理智与政治上有所进展,却日益不利于精神的健康,同时日益趋向于毁损个人内心安全、快乐、理智与爱的能力之基础,倾向于将人变成机器。”【注释】同上。【注尾】因而哲学家、心理学家弗洛姆的警告是:“除非历史的道路改换了方向,全世界的人类都将丧失其人的品质,成为无灵魂的机器人。”【注释】Marcuse, p.257.【注尾】这种历史退步论是根植于人类文明源头的。在西方文化之源的希腊神话中,就把人类的发展时代按金、银、铜、铁排列,一“代”不如一“代”。西方文化的另一渊源基督教则进一步认为人之初是生活在伊甸乐园里的。只是由于人的理性觉悟,开始认识世界了,人才受苦了。在中国也有老子的那种“无为”、“小国寡民”、“绝圣弃智”、“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的思想。【注释】老子:《道德经》。【注尾】这种反文明、反进步思想在世界各地、各个民族、各个文化的各个历史时期都能见到。人类文明史上的每一个巨大变革都会带来不满的呼声。而当今之世,变化之巨、变化之速都是前所未有的,因而传统的丧失、人的异化呈现了一种更剧烈的形式,不满之声自然不绝于耳。这种对文明进步的批判本身已成为西方文化的传统之一。这也能说明为什么在现代化走在最前列的西方世界却能听到对现代化最深刻、最强有力的批评。当然,这种批评不免有些偏颇,也提不出有效的解决方法。反朴归真这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色彩的田园梦具有很强的审美价值,却很难说有可实践性。就如同人要怀念童年一样,其实童年的日子不一定幸福,人也不可能返回童年。因而这种理想只是文人们发挥想象力的最佳场所。当社会学者、政治家们急于设计各种改革方案时,文学家、艺术家们则醉心于挖掘“过去的好日子”,去表现天真、淳朴、自然、和谐,去讴歌自然的人、本能的人、野性的人,甚至去美化蒙昧、落后、野蛮等。这种对过去的留恋同对现代异化社会的反感一齐构成了西方文学的主要情结之一,成为解读许多现代西方文学作品的一把钥匙。

  但我们对这种思潮的认识不能仅止于此。这不是一个能简单地判定谁对谁错的问题。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因而现代化趋势不可阻挡。即使那些指出现代文明种种弊病的人也不愿真正退回去过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粗衣烂衫的日子。但这种“反动”思潮构成了一个文化内部的自我批评机制。只有存在内部否定方面的文化才是健全的文化。它有助于使一个社会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狂热带来的失望;有助于维护人的精神健康,加强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助于提高精神文化生活的素质,从而保持健全的社会肌体。西方文明的这种自我批评机制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源自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与发源于希伯来的宗教启示构成了西方文化两股最基本的势力。它们互相对立、互相制约,但又互相融通、相辅相成。它们的消长关系构成了西方文明的全部发展史,也是西方文明内部批评机制的最深层根源。

  卞慕东:广东五邑大学副教授

  选自 《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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