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作家与作品-美国相关

为金斯伯格正名

文楚安


  为金斯伯格,或者连同为“垮掉的一代”(在我国被译成“垮掉的一代”原本就是误读,所以我一直主张用其缩略语BG)正名,如果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或许还真需要,因为自1953年10月金斯伯格在旧金山“六画廊”朗诵《嚎叫》,宣告一个新的文学思潮在美国诞生后,很长时间以来,金斯伯格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可如今进入21世纪,大胡子的金斯伯格正如他去世前写的一首诗《死亡与荣誉》中的诗句那样:“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了。金斯伯格的世界性声誉早已不容置疑,他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并选入美国艺术文学院,他早就进入主流,难道还需要正名?

  问题可没那么简单,最近美国朋友寄来一本新书《“垮掉的一代”罪行录》就委实让我吃惊。不过,读完了这本不太厚的书,我很失望,作者竭尽调侃的笔调“揭发”的仍然是当年 BG受到攻击时的那些陈腔滥调。譬如,拒绝尊重年长者;拒不恪守社会和文学传统;对年轻一代影响极坏;放荡的生活方式,性放纵、吸毒及地下爵士乐等非美国化的行为……倒是有读者指出这本书“纯属大笑料”或“出于妒忌心理,试图动摇 BG的影响”等。

  就金斯伯格而论,作为诗人、社会活动家、反文化运动领袖、一代代“反叛”青年的精神宗师,美联社在他逝世当日就称其“写作及生活方式给四十年来音乐、政治以及抗议运动注入了新的精神”。评论家更一致认为:金斯伯格的“遗产”之一是催化了美国60年代开始的反战、黑人民权运动、生态环境保护、妇女解放运动,其影响一直持续至今。20世纪美国社会政治文化名流享有如此殊誉的屈指可数,这显然是非常高的评价。

  我要说的是,金斯伯格(包括BG)在中国的接受史,从最初的鞭挞排斥到现在的逐渐宽容和肯定,颇能反映我国社会的变革进步和评论家及读者心态的日趋理智与成熟。如今读到下面曾经影响很大的一段评论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BG“是美国资产阶段道德沦亡,腐化堕落最集中,最无耻的表现。在他们身上,几千年来人类创造的高尚的道德,优美的情操都丧失殆尽,荡然无存,只剩下了卑劣、污秽、淫乱、颓废和堕落。”(《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1964年)。现在,我们已经学会了较为全面、客观、历史地对待历史人物了。比如金斯伯格从不否认自己是同性恋:“我写诗因为我的基因和染色体迷恋年轻男人而不是年轻女人。”(《北京偶感》)也从不隐讳因为寻求一种幻觉写作而吸过毒(主要是致幻剂之类)等等。这些很个人化的东西我们就不必随意作简单的道德评断,至少算不上“堕落”吧。不过金斯伯格之所以伟大,就生活态度和诗歌创新而言,不但是浪漫的,先锋的,更重要的是其人文主义关怀,勇于冒险、人格独立、淡泊物质主义,崇尚精神探索的“在路上”理念。缺少这一切,如国内某些“另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或现实生活中某些用金斯伯格诗文来标榜自己前卫的放荡疯狂、玩世不恭、利己享乐者,他们是表面上模仿 BG的某些生活方式,才有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垮掉。

  金斯伯格对中国年轻一代的影响是肯定的,特别是文学艺术青年,他们对金斯伯格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极为有限的翻译(甚至是非公开发表的),误译导致误读当然也就不奇怪。比如《嚎叫》早在80年代初就有译文,许多读者读到的大概是岛子和赵琼合译的。今天看来,这一译文如果逐字逐句推敲误译不少,并非佳译,但在气势和形式感上最先让中国读者体味到:诗居然敢这么写,可以使用粗话,意象比喻又那么奇特怪异,应该说是功不可没。可后来,有的金诗译文在“不忠实”的道路上就走得太远,如《向日葵箴言》中“And deliver my sermon to my soul and Jack's soul too,and any one who’ ll listen”被一位译者译为“且将我的精液射入我的灵魂,也射进杰克的灵魂和任何哪位愿意听的人的灵魂”,其他不说,译者居然将“sermon”(布道,讲道,训诫,反省)误认为“semen(精子)”并以为就是“精液”。如此污水泼向金斯伯格,只能无端地加深中文读者对金斯伯格只热衷于“污秽用语”的曲解,认为金斯伯格的诗不过是“长句加淫词”,这真是冤枉了金斯伯格。更糟糕的是,此种看法还很有市场。我曾说过之所以误读大多是“翻译惹的祸”。我不敢断言,当今中国先锋诗歌的口语化、非诗化倾向似乎是从金斯伯格那儿得到启发的,因为他们大都否认受过他的影响,有的公开说金是“二三流”诗人。有否影响天知道,也无关紧要,可金斯伯格的人格魅力:坦诚真挚、宽阔胸怀、对理想(无论是诗歌还是人生)的执著、正义感,却是他们无法比肩的。除了《嚎叫》,请读一读他的《卡迪什》、《美国》、《维基塔中心岛箴言》等诗吧,那才是真实的金斯伯格: 我写诗因为英文词汇灵感来源于拉丁字“ S piritus”/就是呼吸,我想自由畅快地呼吸。/我写诗因为瓦特·惠特曼曾对世人以允诺表达思想应坦白直率毫无顾忌。/我写诗因为我极为困窘不知道其他人到底在想些什么。……/我写诗因为诗歌能揭示我的思绪治愈我的以及其他人的偏执狂想症。——《北京偶感》

  是的,金斯伯格在诗中并不忌用俗语,诸如“ f uck”“cock”之类,可他“操”的是自大狂的美国,是好战的、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以及美国的政客等等,“美国,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停止人类间的战争?/用你自己的原子弹去操你自己吧。”(《美国》)显然,他之所以使用俗语不但是情感也是诗歌叙事策略的需要。可当今中国一些先锋诗歌中的口语化实践似乎已走向极端,如“从肉体开始,到肉体为止”的“下半身”诗歌,乃至有诗人曰“我理解对下半身的强调本质是在强调鸡巴”,于是诗中充斥打炮、牛逼、傻逼、鸟人、妓女、操、搞等等脏话、下流猥亵的言词;有的写出了诸如“我们亮出了自己的下半身,男的亮出了自己的把柄,女的亮出了自己的漏洞。我们都这样了,我们还怕什么?”这类诗句。这当然与金斯伯格诗作的影响无关。

  1997年我正在哈佛大学英文系访学。就是那年4月5日金斯伯格逝世,《哈佛评论》为悼念他,特发表了著名诗评权威海伦·文德勒教授的长文,题目竟是《莎士比亚和金斯伯格》,两人的全页画像尤为突出,哈佛人文学术的严谨、甚至重古典的保守之风众所周知。曾是“地下”和“边缘”的诗人,曾上了美国联邦调查局黑名单的金斯伯格如今居然如此堂而皇之登堂入室,被评论家同莎翁相提并论,这不正说明:这位“透视美国”(文德勒语)的诗人——金斯伯格先生、教授(他是纽约市立大学教授直至去世),在英语乃至世界诗坛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吗?

  选自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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