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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的蝴蝶

原作者 布赖恩·博伊德(Brian Boyd) 王宏图 编译


  纵观文学史,没有一个具有纳博科夫声誉的作家(甚至连歌德也比不上)对自然界曾经产生过如此强烈的探索热情,在科学研究领域作出过如此卓越的贡献。纳博科夫孩童时期萌生的对自然的热情到后来演变成了终生不渝的挚爱和忠诚,这一非同寻常的历程本身便有着巨大的魅力。在小说《洛莉塔》使他一举成名后,纳博科夫也成了世界上最有名的鳞翅昆虫学家。他在40年代负责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鳞翅目昆虫研究项目期间所写的那

  些论文早已赢得了同行的尊敬。然而,在那些只在《时代》周刊封面上目睹他追逐蝴蝶照片的人而言,他只不过是一个昆虫研究的业余爱好者。纳博科夫昆虫研究达到的深广度究竟如何,这对许多人来说一直是个谜。从80年代末叶起,科学家们开始重新考察他的昆虫研究论著,并阐述其价值和意义。由库特·约翰逊(Kurt Johnson)和史蒂夫·科艾特(Steve Coates )合著的《纳博科夫的布鲁斯:一个文学天才的科学漫游》便是富于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无独有偶,近日刚面世的《父亲的蝴蝶》是纳博科夫迄今未发表的小说手稿中篇幅最长的一篇,它可视为纳博科夫对文学创作和鳞翅目昆虫两大热情再自然不过的混合物。值得注意的是,《父亲的蝴蝶》并不是一篇独立的作品,而是纳博科夫为1938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礼物》(它被誉为20世纪最优秀的俄语小说)增写的开场白。

  耗费了5年时间写成的《礼物》是纳博科夫最长、也是最后一部用俄语写成的小说。其后不久,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便从欧洲移居美国,并改用英语写作。一方面,《礼物》是一部俄国味十足的作品,它对包括纳博科夫在内的俄国侨民和他们在欧洲的流亡生活表示出了最大限度的敬意;另一方面,它又是一部具有全欧洲意义的小说,它以追寻的主题有意对当时名噪天下的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尤利西斯》和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发起了挑战。《礼物》的中心线索是一个年轻的艺术家费奥多的生活,他的写作在流亡柏林期间达到了成熟的境地。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使荷马史诗《奥德赛》中儿子寻找父亲的历程处理得令人啼笑皆非,因为布鲁姆和斯蒂芬在血统和精神上都不存在血缘关系。当布鲁姆想留斯蒂芬在家里过夜时,斯蒂芬并不领他这份情,掉头走入了夜幕之中。而在《礼物》中,费奥多则坚持不懈地寻找着他的父亲康斯坦丁,一个著名的鳞翅昆虫学家和中亚地区的探险家。他于1917年参加了一次探险考察。然而,这成了他最后一次探险活动,他再也没有能够回来。



  《礼物》共分五章,其中的第二章记述了费奥多试图为他父亲写传记,并用魔术再现出那场寻找尚未被人知晓的蝴蝶的探险历程。随着章节的更换,一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旅行见闻录展现在读者面前:费奥多最初作为非人格化的眼睛出现,随后成了允许陪伴父亲出行的儿子,最后幻化成了父亲本人。在那令人难忘的神奇陌生的乐园中,他为那些新的生物命名,每一次他都发现了尚未进入科学谱系的新的蝴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描写可视为纳博科夫本人对他原来计划于1918年参加的中亚之旅的一次心理补偿,这次探险旅行由于十月革命爆发而中途流产。

  在后面的章节中,人们看到几个月之后费奥多放弃了写父亲传记的念头,而着手进行另一项工作。普希金作品纯净的风格和明晰的思想唤起了费奥多的灵感,他开始对俄国19世纪作家、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一生进行了近乎粗暴的批评性剖析。对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观念,费奥多竭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但对他反对沙皇政权的勇气则是由衷地钦佩。和费奥多的父亲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中亚北部流放地的生活既单调沉闷、郁郁寡欢,又令人着迷,极富收获。如果说费奥多中途放弃的有关他父亲的传记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命题,而他有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则构成了前者的反题,那么费奥多本人生活的故事(即《礼物》本身)则成了一个合题:它将他流亡生活早期的焦躁不安和在回忆中理解其生活轨迹融合成了一体,往昔的挫折现在看起来像是命运的一种隐秘、但又宽厚的安排,它使费奥多最终寻觅到了爱的伴侣,使他的艺术臻于成熟。小说临近结尾时,费奥多梦见了父亲,这一怪异、但又无比清晰的梦境既表明他父亲对他作品的首肯,又成了开启他本人命运慷慨的礼物的钥匙。和普鲁斯特笔下的马塞尔一样,费奥多最终领悟到是什么在驱使他讲述自己的命运,领悟到除了逝去的时光之外他拥有着一切。



  作为对《礼物》的补充,《父亲的蝴蝶》并不是一篇叙述性的文字,相反,它是以虚构的语言连缀而成的沉思默想。在前半部里,费奥多回忆着他童年时代对蝴蝶的爱以及他想更多地了解它们的热忱。1912年,他父亲的煌煌四大卷巨著《俄罗斯帝国的蝴蝶和蛾》的第一卷问世了,费奥多对这部大书作了详细、热情的描述,用它的完美衬托出先前同类著作的缺陷。在后半部分里,《父亲的蝴蝶》转向费奥多父亲康斯坦丁的另一部有关进化和蝴蝶物种形成的著作。这份仅有32页长的概要是康斯坦丁在近乎白热化的心醉神迷的时刻写下的。它对物种起源和起源的概念作了极为大胆的思考。康斯坦丁接受了进化这一观念,但对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则不屑一顾。

  原载《大西洋》月刊2000年4月号

  摘自《作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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