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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梅勒:我会不朽,或者不会

朱莉·萨拉蒙(Julie Salamon) 张颖 译

诺曼·梅勒


  1月31日,诺曼·梅勒迎来了他的八十岁生日。《纽约时报》近日刊登了美国作家朱莉·萨拉蒙对这位美国当代文坛大师的访谈。其中,梅勒谈了他对人生,对写作的看法,让人不无启发。——编者

  谈话开始不到五分钟,诺曼·梅勒戴上了助听器。“我有点儿耳背,”他说,“如果我语焉不详,那我就是没能听清你的话了。通常,我说话不会含含糊糊。”

  语焉不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滔滔不绝,才差不多;而且,当他回忆自己青壮年时的放荡生活,对其进行反思、认定其价值的时候,那样子像极了冬日里的雄狮,透着一种迷人的狡黠。他在这座距离市中心近一英里的海滨小屋里养息,眼睛已经受不了从窗户透射进来的耀目阳光,关节炎也使两条腿不得不依仗拐杖的支撑,但是思维依旧活跃敏捷。

  1月31日,梅勒先生八十大寿。老人家已经舒舒坦坦地接受了美国文坛长者的角色,估摸着自己在文学殿堂里的位置,原先那一点标志性的自夸也消减得没了多少踪影。

  梅勒先生的文学创作始于1948年发表的《裸者和死者》。“我会不朽,或者我不会,”谈起未来将会如何评价他的主要作品时,他认为,“这件事你还真没办法预料,因为历史总有些跌宕起伏的事儿。确实有一些作家,他们伟大得让人永远无法将其抛弃。我不属于这个类别。我可能会不朽,也可能不会。”

  为了庆祝生日,他和妻子丘奇在布鲁克林的寓所举办了一个小型派对招待朋友。数年来,梅勒先生和丘奇女士一直居住在科德角的普罗温斯敦,布鲁克林的房子则让给了后辈。这次亲密的私人聚会与老人75岁寿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当日,他的出版商兰登书屋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彩虹厅举办了盛大的贺寿活动,同时庆祝他的文选《我们的时代》出版。

  虽然梅勒先生本人对整寿并不很敏感,但是他说自己仍旧为新作TheSpookyArt能在八十大寿之际问世而欣喜万分。

  “我觉得这是个缺德的主意,”他解释道,湛蓝的眼睛闪闪发亮,看起来极像他本人很看不上的那种和蔼的病弱老头儿。“我把我自己和世界上半数的人都归为缺德的一类——赌徒。人们就是下赌注罢了。”

  东拉西扯之间,梅勒先生谈起了作家与书评人之间的关系。“许多年来,对我青眼有加的书评人很多,而对我恶语相向的书评人也不在少数,”又说他不知八十岁大寿会不会使那些不喜欢他的人的态度有所软化,能亲眼观察一番倒也不失为一件有趣的事情。

  现在他看起来是个和蔼可亲的家长了,四周摆满了艺术家夫人丘奇女士和女儿麦琪·梅勒的画作,九个孩子和八个孙儿的各色相片也在桌桌椅椅上济济一堂。可就是这个梅勒,没患上关节炎的时候就因为酗酒而羸弱不堪,颤颤巍巍地走上演讲台,对着听众满嘴粗话、哭爹骂娘。

  他回忆了自己在记者们的拥戴下,参与缔造的那些传奇。“报纸把它弄得十分庞大,”他指的是那个坏男孩形象,“我有点喜欢,又有点不喜欢。有点喜欢是因为它让我看上去比实际上更加强悍。有点不喜欢是因为它意味着赌注已经下好了。不是每一次去酒吧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可能二十回会遇到一次吧。有点像俄式轮盘赌:一颗子弹,六个枪膛。如果你按扳机,机率是五比一,对你有利,但是你总觉得没占到任何便宜。”

  即便他对严肃小说能否继续生存公开表示忧虑,他还是兢兢业业,每天坚持写作几个小时。“如果你和我一样在1939、1940年间上的大学,你就会认同这种观点,那就是作家是一个国家的精髓,是精神滋养的来源,”他说,“如果你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阅读,接触了十九世纪伟大的英国小说家(狄更斯和萨克雷)和那些法国人(左拉、巴尔扎克和普鲁斯特),然后又考察了乔伊斯给爱尔兰带来的影响,就会有这种看法。在我的一生中,我见到其他东西都一件件甚嚣尘上。而小说呢,现在只能待在三轮摩托车的挎斗里向前奔突了。”

  这并不意味着在他眼里不再有出色的作家了。在访谈中,在书里,他都把乔纳森·弗兰森(Jonathan Franzen)当作一个作家表扬了一番,同时又哀叹弗兰森在那部既卖座又叫好的《改造》(The Corrections)中表现出的抱负实在有限。“有这样的天赋,他理应尝试做更多的工作,”梅勒先生自己从来都没有因为浅尝辄止而落人话柄,“我认为这基本上是个典型的例子,可以看出现在这些有天才的作家到底是怎样的状况。他们可能比美国以前的作家更有天赋,可他们做的事情却越来越少。”

  梅勒说目前手头正在写一部小说,他不愿意泄漏小说的主题,也不想押宝它能最终脱稿。“如果我能写完——目前这个如果得加上着重号——那它将是我最宏大的作品。可到了我这个年龄,人就不可以凭着曾经有过的那一腔豪情壮志做事了。疾病拖住你的后腿,忧伤苦楚让你止步不前,而突然衰竭也随时可能降临。”

  他用运动员打了个通俗的比方。“征战数载的老将通常总是估量自己挑战自身体能极限的胜率有多大。如果一个四分卫有机会组织进攻,他也许会想,不行,我完不成这样的长途奔袭,前两次我就累瘫了。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他总是估量各种可能性。写作也是这么回事,你估量自己什么做得来,什么做不来。”

  梅勒先生认为出版业的新变化使人丧失冒险的勇气。“人们经常抱怨运动员们挣得太多了,”他说,“运动员们至少还能回答,‘我是最棒的,所以我才挣这么多钱。’文学的情况恰恰相反。挣得盆满钵满的是那些中庸之徒。在某种程度上说,历来如此,只是现在这种趋向大大强化了。”

  梅勒先生很有幽默感,仍旧时常提到一些不宜发表的性意象,但言语之间,即使没有表露失望之情,也明显透着一股听凭事态发展的无可奈何。显然,他曾经用以衡量自己抱负的那种“大于生命”的标准有点儿缩水,他抱有的种种期望也变得更符合常人的想望与思维。

  “要让书里的东西产生深远影响的想法越来越难以实现,”他说,“多年来不辍笔耕的能力沦落到要分出一部分应对预料中的失望。这正好违背了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希望自己生意兴隆,你的能量随着生意的壮大而增长,然后你放手一搏,甚至接手一个更大的盘子。而文学创作则恰好相反。你仅仅希望能维持目前的店面。可能今年的生意比不上去年,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把生意撑下去啊。”

  话到此处,作家梅勒的尺短寸长以一种优雅的方式流露出来。“我不怎么喜欢这种意象,”他摇着手说道,仿佛要把自己刚刚造出的那个巴结的店主形象毁掉,“它还不足以表达我的本意。当你精心琢磨意象的时候,唯一有趣的事情就是它们最终总比你希望的要过一点或缺一点。而出路呢,则是一遍遍重复你已经说过的东西。”

  《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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