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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边的放逐者——评美国女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

刘铮

伊丽莎白·毕晓普


  提起伊丽莎白·毕晓普这个名字,我国的读者可能还比较陌生。但在国际上,这位美国当代女诗人享有崇高的声誉,不但被认为是女诗人的杰出代表,其作品更被奉为现代英语文学的杰出典范。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在他的散文名作《论读书》中即把毕晓普的诗和罗伯特·弗罗斯特、托马斯·哈代、W·B·奥登、T·S·艾略特等名家的作品一起列为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必读之列,可见其在诗坛的显要地位。

  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1911年生于马萨诸塞洲的伍斯特市。在她很小的时候其父亡故,而其母又不幸罹祸精神病,被送院治疗。毕晓普被送到位于加拿大东南部的斯科舍省的祖父母家,由两位老人抚养成人。1934年,毕晓普获得了瓦萨(Vassar)大学颁发的学士学位并开始独立生活。1935到1937年间,她利用祖父的遗产到法国、西班牙、北非、爱尔兰和意大利等国旅游,随后在位于佛罗里达半岛以南的基韦斯特市居住了4年,此间她的诗歌中充满了对旅行经历和佛罗里达自然风光的描述。1946年,她的第一本诗集《北与南》(North and South)付梓出版。之后毕晓普在巴西居住多年,只和美国的亲朋书信联系。她写得很慢,并且对出书持谨慎态度,以致于她的全集中的诗歌总数只有将近100首,但其诗歌那火花四射的技巧和千变万化的形式却使人赞叹不已。在有生之年,毕晓普即被称为“诗人中的诗人”,获得了包括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在内的,美国国内几乎所有的重要诗歌奖项,和外国图书奖等重要的国际奖项,而1976年其封笔诗集《地理III》(Geography III)的出版最终确立了其在现代文学中的主导地位。1979年,毕晓普亡故于马萨诸塞州,死后其声誉仍与日俱增。

伊丽莎白·毕晓普



  伊丽莎白·毕晓普童年的不幸经历似乎预示着她的一生都将在孤独和被放逐的状态中度过。在成长阶段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她的生活实际上就是从这个亲戚家里挪到那个亲戚家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旅行”在她的人生和诗作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而她曾到过和停留过的地方几乎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靠近大海。在她的作品中,我们能读到白日里的“波光鳞鳞的金刚石一样的海”(《不盲信者》);夜晚的“慢慢地隆起仿佛在思忖着涌出地面”的海(《鱼屋》);能读到“就像大油一样咝咝作响”卡勃·弗雷欧海滩;也能读到那“歪歪扭扭的木盒子放在桩子上的” 杜克斯勃瑞码头。可以说,毕晓普的关于大海的作品再一次验证了奥斯卡尔·威尔德所说的“自然效仿人”的名言,正像莫奈使人们注意到伦敦之雾的微妙色彩一样,毕晓普的诗使人们领略到了大海的深不可测、变化多端的性格魅力。

  正像其丰富多彩的经历和她笔下多变的大海一样,毕晓普的诗风也是千变万化,异彩纷呈。从早期形式严谨的十四行诗,到《这是一间疯人屋》(This is the house of Bedlam)中令人屏息的赋格技巧,毕晓普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们感到惊奇。但她影响最大的是一类散文式的,以细致的手法和精确的意象描述客观世界,以及相应内心感受的诗。毕晓普常常被和自白派相提并论。确实,毕晓普的完全无格律,并且在表面上看也缺乏语言张力的诗歌不但完全放弃了古典的形式,而且也突破了艾略特和庞德等人创制的“现代派”的格局,在这一点上的确和自白派如出一辙,而她极其注重日常细节的特点也给了自白派很大启发。自白派的旗手,毕晓普的同侪好友罗伯特·洛威尔即把毕晓普的诗列为对自白派的产生起关键作用的作品之一。但和自白派完全不同的是,毕晓普的诗作从来没有陷入过对自我内心感受的过份迷恋之中,从来没有像自白派那样直白甚至罗嗦地坦白心胸。

  事实上,正是长期漂泊的生活给了毕晓普以独特的艺术个性。无家的感觉使毕晓普更多地把自己的内心当作家园,而眼前多变的景物,又使她得以深刻理解人的内心和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在毕晓普的诗中,充斥着一种“物对物观察”一样的冷静的距离感,但在不动声色的描绘中,我们又切实感到作者的敏感的智慧和深厚的激情。毕晓普反对诗歌直接介入政治生活,但在其诗歌里我们却能地感受到其鲜明的道德意识,那是一种在漂泊中寻找家园的顽强意志,更是一种对一切不合理、不平等的反叛精神。这种道德意识和精湛的技巧相加,使毕晓普的散文式诗歌(并不是散文诗)有着严谨的结构,充满了内在的张力,不但细心地保留了现代派诗歌的自由和隐喻的火种,而且还闪烁着古典诗歌尊严高贵的希腊式额头。这就是为什么自白派的很多诗歌流于俚俗和苍白,最终在时间中凋零,而毕晓普的魅力得以永存。

  也许是因为同性恋的取向,也许是因为冷静的个性,毕晓普并没有像阿赫玛托娃那样给我们留下大量的爱情诗篇;同时,因为其对政治的态度,毕晓普在晚年着意和当时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保持距离,在她的诗歌里,基本找不到明显的性别线索。那么,毕晓普的诗歌是女性文学的典范吗?

  答案是肯定的。正是因为女性的身份,才使毕晓普深深感到现实中偏见和不平等的普遍存在,才使她得以不断试图调整自己的坐标和姿态,以一种矜持而又叛逆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是啊,有太多的既成事实需要分辨,有太多的偏见需要打破,女性作者的身份使她们天生就是观察者和反叛者,她们的不懈努力不但争取到自身应有的地位,而且也给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契机,而毕晓普无疑是她们中的杰出一员。

  在当今中国,更多、更深刻地认识毕晓普是非常必要的。对普通读者来说,应当能够从这位长期被忽视的大师那里领略到诗歌的独特魅力;对于中国当代诗坛来说,毕晓普的引入也许可以给诗人们以启发,使他们在矫柔和粗俗之间找到另一条更接近于诗歌的道路;而对于女性作者来说,毕晓普也许会使她们在浮躁喧闹的潮流中听到女性文学真实的心跳,看到她那坚实、闪亮的内核。

伊丽莎白·毕晓普墓



  《中国妇女报 读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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