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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代表的是一种精神

李丽民

瓦尔登湖畔小径


  大凡人出了名总会招来一些非议,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这一点上,连当年离群索居到康考德湖边林中住过一段时间的梭罗(1817-1862)也未能幸免。前阶段,看到《西方文明的另类历史》的片段文字“梭罗的隐居岁月·假行僧”(《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21日》),才发现原来这样一位思想先驱竟也如此轻浮地被否定了。

  我一直以为梭罗的进步意义至少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他关于生活意义的思考与阐示,另为一种新文体的建立。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感受到物质文明给人们带来的“先进”,为机械化生产带来的高速发展而倾倒,对物质的追求日益显露。商品化时代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任何精神信念在这强大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潮中都变得苍白无力不堪一击。面对这种现象,许多学者、思想家和其他一些仁人志士都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疑虑:难道资本主义商品化社会就是我们人类的理想家园吗?难道现实中的金钱社会就是我们的精神归宿吗?带着这种种疑虑,梭罗——这位先验主义思想家独自一人住进了离康城不远的湖畔林中。在那里,他虽然只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的时间,但其意义却相当深远。在那两年多的时间里,梭罗自食其力,完全靠自己的双手建屋取食过上一种原始简朴的生活。他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向世人证明,人们完全不应该将时间倾注于无休止的物质追求方面,而应当将少量的时间用于谋生而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精神探索。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梭罗正是带着对现实生活的怀疑才来到林中投入这种实验生活的,他并非存心抵制现代文明。他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实验告诉人们不要为繁杂纷乱光怪陆离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所迷惑,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和意义。具有嘲讽意义的是他的这种担心似乎早已成为现实,人们不可能停下自己快速的脚步,静下心来读一读他的著作《瓦尔登湖》,想一想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些什么。

  这篇否定梭罗的文章将他描写成一个十足的小丑,一位假行僧,一个贪恋家庭生活而没有思想甚至不顾廉耻的小人。这似乎不像是对梭罗的一种误解而更像是对伟人的中伤,比如文中提及他曾经常回到村中姐姐的家中美餐,有时候连盛食品的坛子都舔得干干净净。还讲他每天总是第一个听到铃声就冲到前面艾默家去打免费的晚餐。其实当年梭罗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年仅30多岁的年青人。与其他大多数人相比,只不过他更善于思考,不甘心将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花费于生计。他赞同“先验论”的主张,提倡人们将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所喜欢的事业。他用自己在瓦尔登湖的实践向世人证明了这样一个现实,即人们的确将生命的意义搞颠倒了。

  梭罗对人类文明的第二个贡献是他对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相当突出的成绩。在早期的美国文学作品中,他的《瓦尔登湖》一直被后人奉为美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与其同时代的天才作家霍桑、麦尔维尔和恩师爱默生相比,他的散文似乎更具备20世纪的风尚。

  梭罗的文字明白晓畅、简练准确,完全没有维多利亚时代的涣散、抽象、隐晦和伤感的情调。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难看出后来的海明威、亨利·米勒都继承了他的风格。在行文中梭罗注重使用地方语言,特别是双关语等,使自己的作品产生出一种“讽剌幽默”的意味,使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诸如斯威夫特、伏尔泰、马克·吐温和肖伯纳等人的风格。比如,在“抵制国民政府”一文中他写道,“我实难接受如此信条,即愈小之政府乃愈佳之政府。广推其意,岂非取缔政府为上善之策”。

  梭罗代表的是一种精神,而并非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这种精神,在21世纪的今天对我们更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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