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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晓普:一位优秀的女艺匠


伊丽莎白·毕晓普


  就像艾略特称庞德为“最优秀的艺匠”一样,如果说伊丽莎白·毕晓普(Elizabeth Bishop:1911-1979 美国女诗人,代表作《北方和南方寒春》,获1955年普利策奖等等)是一位优秀的女艺匠,是没有当代诗人会有异议的。也许有意见的只是毕晓普,因为她不喜欢人们用性别来界定自己。有一次一个女诗人为一本女性诗选向她约稿,她拒绝了,她说:“这是变相的性别隔离。”但就艺术而论,在二十世纪女诗人中,作品的复杂性、清晰度和准确性能与男诗人中的庞德比肩的,非毕晓普莫属。

  毕晓普和庞德的最大共同点是诗人永远以一个清醒、严格的观察者的态度去审视这个世界:它的事物和它所属的那个时代。应该说,毕晓普更关心前者,像她的名篇《鱼》、《穿山甲》、《麋鹿》和《在候诊室里》都是以对某一动物或某一场景的细微描写贯穿全诗,并在结尾时突然营造一个“可怕的”升华——这升华因为前面的大力铺垫而令人刻骨铭心。以《鱼》一诗为例:从诗人捕到一条鱼开始,巨细无遗地描写鱼的皮肤、眼睛、下颚、伤口甚至它身上的海草和寄生物、渔线……描写渐渐扩大到小船、船上的积水、水上的油彩——这时她戛然而止“当一切都成为/彩虹,彩虹,彩虹!/我把鱼放走了。”当读到这里,真的感觉到物的世界的丰富和神圣在眼前升起、发出虹彩,迫使你把你那卑微的占有欲给“放走了”。

  毕晓普也许没有庞德那种对时代精神的强大的感受力与控制力,但她也以她自己的方式去响应这个时代的压力。在她一些最“莫名其妙”的古怪诗篇,如《人蛾》、《不盲信者》和《访问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中,她有点像卡夫卡那样创造一个异常的人物形象,然后通过对这一人物的行为、心理的冷静描写来暗示出作者的态度:她正以其诗歌内容的怪诞响应来这时代的怪诞、无以名状。像“人蛾”的无意义反抗和“不盲信者”的自我孤立都是毕晓普对世界作了冷酷审视以后所坚持的态度。最有意思的是《访问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一诗,这诗第一节只有一行,以后的每节行数逐渐增加。诗中反复提到一个“躺在这座疯人院里”的男人、一个水手、一个犹太人和一个男孩,而这个男人就是指当时因为被控叛国罪而关在精神病院的庞德,毕晓普曾多次去探望他。这首诗是所有关于庞德的文字中最令我感动的,毕晓普对庞德的伟大与错误都明了于心,她以一种近乎自我怜悯的同情心去观察这个“衰老无畏的男人”,形式上的花巧和滑稽更反衬了内容的悲壮:“那位疯狂的水手/正在上发条的那只手表/记录了一个忙忙碌碌的男人/虚度的光阴/他躺在这座疯人院里”。

  毕晓普和庞德大为不同的,除了作品数量(毕晓普的全集只有一百多首诗,而庞德却用一生的时间写下了煌煌巨著《诗章》),更明显的是生活的动荡——庞德的动荡几乎全来自于外界,毕晓普的却全激荡于内心。本来我以为毕晓普的生活和美国历史上另两个终生不嫁的女诗人狄金森和摩尔一样,都是波平无澜的,最近看了她的传记《北方南方——与伊丽莎白·毕晓普同行》才知道,她面对的个人生活的波涛就像庞德所面对的世界一样丰盛、多变。我阅读这本书所描述的毕晓普的一生时,总是想起我喜欢的布莱希特的诗《在江湖河海中游泳》里的“游泳者”的形象:“人们安逸的仰卧——/听任自然推动着身子,/不必张腿挥臂,/简直就是一片石子。”毕晓普的一生就是这么从容自然,随意地浪游、恋爱与生存。

  传记作者、诗人蔡天新在美国开着汽车穿越一条条州际公路,以浪游的方式追寻了她浪游的一生:她的双性恋取向和她特立独行的性格决定了她的生活异于常人,她经常因为爱情的变更而迁移、改变生活的地方或方式,有一次她因为爱上巴西女子洛卡而移居巴西十八年之久!但就像布莱希特的“游泳者”一样,毕晓普总能适应和承受境遇的改变,也许在不能承受的时候,她会通过酗酒来逃避,但过后她就能把境遇的障碍和情感的折磨转化为诗歌写作的有利因素。其实一种从容的游泳技艺也体现在她的诗中,她的叙事性诗歌中的线索弯曲多变、不着痕迹,总是当你尚未意识到她就已把焦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去了,而你还在琢磨着上一个迷人的场景呢。这种“离题”——自由发挥的技巧——就像爵士乐的即兴独奏,盘旋八方然后在远处呼唤着原来的旋律——是现代小说的一大长处,像卡夫卡的《城堡》就是这样,而毕晓普能如此熟练自如地在诗中运用这一手法,我想跟她的感情和生活本身就是如此即兴、自由有很大关系。优秀的艺匠庞德写道:“我与世界争斗时/失去了我的中心/一个个梦想碰得粉碎”,他就用这些碎片建立了他庞杂的世界——《诗章》。毕晓普小姐也有许多这样的碎片,她以另一种方式把它们串成了项链,上面的每一块碎片都映出一个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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