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作家与作品-美国相关

从三个约翰到两个迈克尔:美国文坛变迁侧记

张永义


  许多年以后,美国文坛上将响彻迈克尔·坎宁安和迈克尔·沙邦的大名。而在当时,人们所崇仰的是作家是“三个约翰”,他们的短篇小说源源不断地在《纽约人》杂志上出现,他们的长篇小说成为美国小城市的风情画和整个中产阶级的史诗,请允许我在此提及他们的名字:约翰·奥哈拉、约翰·厄普代克和约翰·契弗。

  鉴于国内一些读者并不熟知一前一后已经病故的两位约翰,这里需要做个简单介绍。奥哈拉(OH ara)是爱尔兰人的后裔,青年时代做过多家报社的记者,以投稿为生,一直郁郁不得志。后来被著名的《纽约人》杂志女编辑安吉尔(散文大师E·B·怀特的妻子)相中,开始发表短篇小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上个世纪中叶最多产的美国小说家之一。他的成名作《萨马拉的约会》(1934)以故乡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城为背景,讲述了经济大萧条岁月里一对上层社会夫妇的遭遇,书中有些露骨的性描写,出版后很快成了畅销小说,但是饱受批评界的指责,幸亏海明威主持公道,认为“作者对材料熟悉而又写得非常精彩”。这既可以理解为惺惺相惜,也是两个“新闻电报体”风格的作家同气相求。此后奥哈拉总共写了17个长篇和650多篇短小精悍的故事,大多围绕着虚构的吉布斯维尔镇展开叙述,在读者心目中地位很高,他本人最看重的作品是1949年成为美国最佳畅销书的《愤怒求生》,该部长篇仍然延续了奥哈拉最擅长的主题和笔法,客观冷静地记录着有钱阶层的婚变和绝望情绪,但是《纽约人》等杂志对奥哈拉的评价甚低,把他贬斥为只懂得使用大量沮丧的方法来写作的“三四流的作家”。

  1970年4月,奥哈拉死于酗酒,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以短篇小说在《纽约人》杂志上起家的小约翰也因为豪饮无度,日后患上了心肌衰竭,他就是约翰·契弗(Jo hn Ch eev e r),一个被哈佛大学开除的天才少年,经过著名诗人马尔科姆·考利(美国文学史论《流放者的归来——二十年代的文学流浪生涯》的作者)慧眼识才,逐渐得到了文艺圈的认可。1977年,长篇小说《猎鹰者》问世,该书既是契弗对前半生放荡生活的回顾,也是献给大文豪福克纳的礼物。契弗虽然有“美国的契诃夫”之誉,他的短篇小说集获得了1978年全国图书奖和普利策小说奖,这在盛产长篇小说的美国文坛简直就是个奇迹。然而,在契弗看来,只有福克纳和“迷惘的一代”作家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才可以称得上是小说巨匠,因此,他时常把《猎鹰者》(Fa lco n e r)一书故意念成是福克纳(Fau lkn e r),因为两者之间的读音相差无几。到了晚年,契弗越来越受到文学界的尊敬,《纽约人》和《纽约时报》甚至开辟特辑来庆祝他的50年创作生涯。

  遗憾的是,1982年去世,使得契弗无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现在,这个遗憾极有可能落到老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 hn U pd ik e)的身上,1932年出生的厄普代克在“三个约翰”当中年龄最小,成名却甚早,从50年代起,《纽约人》不但大量刊用了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还包括这位全能天才的诗歌、书评等,还不到而立之年,厄普代克就已经拿到了国家艺术院颁发的奖金,并且完成了奠定他大师地位的“兔子四部曲”当中的首篇《兔子跑吧》,可谓是顺风顺水。到1991年《兔子安息》落幕,厄普代克已经达到了创作的颠峰,2次荣膺普利策小说奖使他成为该奖项设立以来继塔金顿、福克纳其后第三个梅开二度的桂冠作家。这里,我们不妨听听女作家卡萝尔·奥茨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所作的精彩评论:厄普代克“将身体作为死亡载体来描写”,推动情节发展的“几乎经常是一些家庭琐事”,“兔子四重奏是对美国社会的强烈批评”。奥茨显然把握住了厄普代克创作的最大特点,但是诺贝尔评委会似乎更欣赏辛格、莫里森等犹太人和黑人女作家,在他们看来,厄普代克笔下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似乎不如拉比、魔鬼和亡灵等事物来得神秘。难怪美国有很多大作家对诺贝尔奖评委心怀怨怼。眼下看来,同样是犹太血统的小说家菲利普·罗思要比托玛斯·品钦、诺曼·梅勒、小库特·冯尼格的获奖前景看好,因为1933年出生的罗思在近几年仍不断有新书问世,接连获得了1998年的普利策小说奖和福克纳文学奖(1993、2001),表现不俗,而梅勒等老作家早已不复昔日之勇,要么退隐多年,要么鲜有佳作出版。

  当“三个约翰”的时代成为遥远的记忆,当今美国文坛最值得我们关注的两位中青年作家无疑要首推迈克尔·坎宁安和迈克尔·沙邦。巧合的是,他们的姓名当中都包含着迈克尔的亲切称呼。跟以往的规矩不同,美国最重要的文学桂冠普利策小说奖得主显得更加年轻化了。如果搁在过去,没有资历的毛头小伙子,即使写的再好,也未必能够一眼获得评委会的青睐。比如威廉·肯尼迪,在1984年获奖的中篇小说《斑鸠菊》(中译本《铁草》)曾经惨遭出版社13次退稿;福克纳、梅勒等人的早期代表作也均被忽视;海明威、凯瑟琳·安·波特、索尔·贝娄等人早在获奖前就名满天下了,普利策奖更像是盖棺论定和迟来的安慰,并未挖掘多少有实力的新人。

  大奖没有永远不变的尺度,连诺贝尔文学奖都在嚷嚷着推新人,英美的布克奖、普利策奖当然也不甘示弱,在一个文学不被普遍重视的年代,这些年轻人开始凭借真正的创作实力来赢得竞争。1998-1999年,迈克尔·坎宁安(M ich ae l Cunn in gh am)的长篇小说《时刻》接连获得福克纳奖和普利策奖,而早在十年前,坎宁安从长篇处女作《末世之家》中抽取出来的一个短章就被评为全美最佳短篇小说,当时,还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二战以后出生的棒小伙子。而现在,坎宁安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美国中青年作家队伍里的佼佼者。

  坎宁安的小说似乎想探索一种新型的家庭模式,这充分展现在《末世之家》(译林出版社,2001年)当中。唱片、菜谱和同性恋构成了这篇四重奏作品的闪光点。男孩乔纳森对他的邋遢同学博比萌生了爱意,艾丽斯作为男孩的母亲,既把她在厨房间里的烹饪本领教给了两个小鬼,同时也从自己收养的博比那儿接受了音乐的影响。小说的后半部分随着大龄风流女克莱尔的出场,一种群居杂交的生活开始了。故事的结尾相当酸涩,乔纳森染上了脏病,他的另一个同性恋人也死掉了,克莱尔独自带着小女儿远离了这个位于世界尽头的家庭,迎接崭新的生活。表面上,坎宁安的杰作讲述的是80年代美国青年的成长婚恋史,实质仍属于60年代嬉皮士运动的余绪,诚如西蒙·福里斯在《摇滚与记忆中的政治》这篇著名论文中所言,音乐以它的公开性、模糊性对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产生了巨大震撼,它就像“一种如此有力的扳机,能够马上勾起情感的记忆。”

  随着我国对于西方文艺作品的逐步开禁,《蜘蛛女之吻》(阿根廷,普伊格著)、《露易丝》(法国,德库安著)等一大批新旧的同性恋题材的小说被译介过来,有了比较和参照,这是件好事。今年5月份刚刚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新科状元迈克尔·沙邦(M ich ae l Ch ab o n),在稍微提前公布结果的福克纳奖评选中输给了老一辈作家菲利普·罗思,但是幸运女神并没有抛弃这个很有独创精神的小伙子,沙邦凭借着长篇小说《卡瓦莉亚与克雷历险记》(Th e Am az in g Ad v en tu re s o f Kav a lie r&C lay)最终夺魁,笑到了最后,因为福克纳奖历来被认为是普利策奖的前哨战和风向标。此外,该书还被著名的亚马逊网上书店评选为2000年的最佳图书,并且和谢默斯·希尼、索尔·贝娄等健在的诺贝尔奖得主平分秋色,排名第5位。沙邦的小说多半幽默怪异,他所尝试的历险记一类的题材令人遥想起美国文学的泰斗马克·吐温。或许,用不了多久,卡瓦莉亚与克雷这两个沙邦小说里的可爱少年,就会跟汤姆·索亚、哈克贝里·芬同样负有盛名,成为美国小说画廊中的经典形象。

  从网络上的照片来看,沙邦是个满脸朝气蓬勃的天真小伙子。据悉,他要比坎宁安小10岁左右,未及不惑之年。这本使他一鸣惊人的《卡瓦莉亚与克雷历险记》虽然长达600多页,简直就可以跟梅勒所习惯的小说长度一争高下了,但是读着非常有意思。沙邦似乎受到了连环画中的神话故事启发,虚构了两个耽于幻想的美国犹太裔少年把纳粹头目希特勒当作了他们的假想敌,小说的部分章节也涉及了同性恋心理。值得注意的是,严肃小说和通俗的文艺读物在当今美国的区分界线似乎不那么明显了,沙邦在获奖前发表的两本书《匹兹堡神秘故事》和《灵异少年》以及短篇小说集《狼人》都反响不俗,明显具有通俗性和抓住读者猎奇心理的特点。而在我国,雅俗之间的差别仍然显得壁垒森严。其实,衡量作品的好坏是不能单凭这一条标准的,斯蒂芬·金的恐怖小说并不都是迎合读者的垃圾,严肃作家梅勒也有过失败的创作前例,比如为好莱坞同名电影草率写就的《硬汉不跳舞》。

  从“三个约翰”主宰的年代,过渡到“两个迈克尔”为代表的当前美国文坛,我们不难发现,小说家的创作空间越来越大了,从单一的中产阶级史诗到多元化的作品风格与主题,文学不再是由少数人尝试的禁脔,也不再单单依赖于某些报刊杂志、例如《纽约人》的大力倡导和扶持,它逐渐向着个人的兴趣爱好转移,朝着大众的阅读口味靠拢,兼有边缘化的色彩,例如对同性恋、爱滋病等日益蔓延的社会现象的关照。永恒不变的是,“对我备感亲切的文学的某些价值、特质和品格”,16年前,不朽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的英译本前言中说,“我对文学的前途是有信心的,因为我知道世界上存在着只有文学才能以其特殊手段给予我们的感受。”

  选自 中华读书报


理想藏书 Hesse制作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