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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桑的童年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I Hawthorne,1804-1864)


  十几年来,我的文牍橱中已经积压了不少读者们写给我的信,要我把霍桑的家世以及我和他订交的情形披露出来。这原是人们的一种好奇心理,动机是很纯正的。大概我们平日所景仰或崇拜的人,对于他的生活或历史,虽和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却都有愿意知道的倾向。现在我为总答复投信人们的盛意起见,姑且把我儿童时代的小史以及我和他的交谊,叙述一二,藉以满足读者们的好奇心。在以往的封建制度的社会中,平民阶级大概分做士、农、工、商四级,其余便算不入流品。寻常的人,总是各占一级,最多也只跨着两极,譬如半耕半读、亦宦亦商之类。可是霍桑的父亲霍有志是一个奇怪不过的人,他的职业,四民之中,竟占了三民。原来他读过书,应过考;又开铺子,做过商人;后来却终于做了劳动的农夫。

  霍有志生长在科举时代,承着祖宗的书香,第一步当然也逃不出传统的“显亲扬名”的圈子。可是他天性倔强,做出文章来也是强头悖脑,看不入考官的眼睛。他便违背了他父母的遗命,丢了书本,矢志不进考场。于是他不顾亲戚朋友们的讥笑或讽刺,便毅然决然地降格去做商人。须知那时候人们心目之中,对于社会的阶级看做铁铸般的牢固,士、商之间,有一个无形的高深的沟垒。有人如果弃士而就商,无怪要被看做降格了。

  有志做了几年生意,对于算盘声的聒耳和锱铢必较的劳心,又觉得厌倦起来,他为了意志的自由,便一变而成农夫。他的务农,并不像一般大人先生们地自鸣高蹈,隐名于农的一样,他也一样下田去工作,驾犁、放牛、施肥、割草等等,什么都能动手,他实是一个实践劳动主义的老农,可是却因此受尽了一般所谓士大夫阶级的轻视和欺凌。

  他这样的性情,在旧社会中,实在是可以算得特殊的。因此他的儿子霍桑,秉承着他的遗传,也就成了一个出奇的孩子。

  霍有志是好动而不好静的,霍桑也是一样,一天到晚,没有一刻儿宁静。并且他的自由意识特别强,在他最初的儿童时代便显露出来。

  他们的原籍在安徽怀宁,那里有不少名山大川。霍有志务农以后,习于安居,不喜欢他的儿子到外面去游玩。霍桑却一得机会就往外走。有一次他结了几个同伴,到黄山去游了三天。他游山时不肯走原有的蹊径,总喜欢攀树逾岩地别寻新途,弄得回家时衣破鞋穿,不成样子。自然,他父亲知道了,会大发雷霆,严加责罚。霍桑一时虽然不得不敛迹些,可是过了几天,他的老脾气又发出来了。

  他曾经很率直地向他的父亲说:“我好似有两颗心:一颗心很愿意遵从父亲的吩咐;还有一颗却往往立于相反的地位,和先前的心抗争。抗争的结果,我身体上的手足都不知不觉地屈服于反抗的心,那顺从心便归于失败。所以我并不是故意逆命,实在是身不由主啊!”

  某一年的新正,霍桑的父亲特地高高兴兴地给他做了一件缎子的皮袍。不料穿上身三天,那件新衣上便发现了一个破点,原来那袍子的里襟已被霍桑自由剪去了。他父亲自然要斥他几句,霍桑却还振振有词地答辩着:

  “袍子是我穿的,似乎不干爸的事。”

  “袍子虽是你穿,却是我做给你的,我应当有过问的权。你不应擅作主张,把好好的一件袍子弄坏。”

  “我何尝弄坏?”

  “里襟哪里去了?”

  “里襟去掉了,岂不是一样穿?”

  “到底破了相。”

  “穿衣的目的在适体,‘相’有什么关系?”

  “我活了这些年纪,不曾见人家穿没里襟的袍子。”

  “人家有没有里襟,不干我的事,我的衣服却只讲适用不适用。爸,请想一想,我们的右腿,既不是特别怕冷,为什么要累累赘赘地多盖一块在上面?况且有时那里襟角还要露出来,好象里面衬了一件不长不短的袄儿一般。不是不但没用,而且反不便?”

  他的父亲觉得他倒也言之成理,说他不过,只得笑了一笑,但心中却终觉得这孩子近乎“反常”,有些不满。

  论理,有志本是一个喜欢意志自由的人,他先前也曾有过同样的反抗举动,这时他自己爬到了掌权的父的地位,对于儿子的自由意志,似乎应该是能谅解而同情的。可惜人们的心理上,常天赋着一种自私的弱点,若不经过深切的培养,不容易把它制伏,同情心便也不容易发展。正像旧社会中恶姑虐待儿媳,往往有许多惨无人道的事。等到被虐待的媳妇自己达到了姑的地位,伊也会忘了易地而处的谅解,照样把虐待的手段实施给下一代。所以事实的结果,便往往陈陈相因地和理性相反了。

  据心理学家说,人们在童年时所受的印象比较地深切,一经感受,往往终身不易磨灭。这一个理论,在霍有志身上也同样应验。

  有志幼年适当科举的时代,他所受“显亲扬名”的印象,自然十二分深刻。他的本身虽然屏弃一切,没有成全他的显达的愿望,但他这个愿望,到底潜存在他的下意识中,没有全部磨灭,他还希望霍桑能够继承它。因此之故,他时时把这层意思教训霍桑,希望他入校以后,步步上进,将来能够得到一个硕士、博士的头衔,光耀他家的门楣。不料霍桑于此,竟又使他的父亲大失所望。

  霍桑在小学的时候,听那师长和同学们的舆论,已是毁多誉少,都说他是一个顽皮和不听教诲的学生。虽则也有几个别具慧眼的师长,赏识他的天性颖悟,但是究竟敌不过说他坏的人多。他的顽皮的历史,第一项就是喜欢管闲事,看见年长的同学欺侮幼小,他会挺身而出,和强暴的搏斗,虽打不过而致头破血流,亦不退缩。当然有时候他会打得对方的鼻子里出血。因此给教师们不少困难。他因着过分活动的缘故,又时常破坏课堂中的规则,但最大的罪就是顶撞师长。因当先生们授修身课讲解经训的时候,他最喜欢立起来问根究底地辩难。有时他竟发出种种出人意外的问题。

  例如:

  “古人说的话怎么会完全对?怎么一定会比现代人的正确?”“今人为什么不及古人?是不是古人还多一个脑子或是多一只手?”此外还有不少难答的问题,如:“人为什么要死?”“乌鸦怎么会飞?”

  教师们被他问得窘了,一阵子脸红,就说他故意顶撞,于是打手心便成了惯例的后果,有一次甚至说“孺子不可教”而因此斥退。他的父亲听得儿子被先生斥退,又听得众口一词地说他顽皮,便觉得他的希望落空,不由不气得发昏。

  霍桑的母亲是很疼爱霍桑的,而且也比较地了解伊的儿子的性格。伊对于斥退的事,也曾婉言劝过他一番。霍桑不知不觉地流出泪来。

  他向他母亲说:“我所以被斥退,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若说我故意冒犯先生,那实在是冤枉的。”

  霍桑在小学校里的时候,虽有种种顽皮的历史,但有一件事曾得到一位姓王的教师的赏识。有一天,他新买的一支纯羊毫毛笔忽然不见了,他报告先生,请求替他寻回来。王教师以为一支笔不值多少钱,并且没有特别标识,就把“无从查究”的话回绝他。霍桑却心不甘服,便在王教师离开课室的时候,擅自矫了教师的命令,向同学们宣言:“王先生说的,五分钟内,各人都把自己的笔交到书桌上来,然后再搜查各人的座位和书包。因为我的笔虽没有姓名刻着,却是有记识的:笔杆头上雪白干净,还是新笔,很容易辨认。”

  这几句宣言一发,数分钟内,他果然寻到了他的业已失掉的笔。原来他在许多笔之中,发现一支新笔,笔杆头上涂了许多黑墨,显然是故意如此的。这就是窃笔的人,听了他的暗示,准备借此掩饰,不料反中了霍桑的计。

  事情发觉了,那个起先拒绝他的王教师,非但不责他矫命,还着实奖励过几句。这一着对于霍桑后来的事业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经他一激,霍桑的意志和兴趣便因此奋发了许多。

  他每逢追忆前事,常对我说:“我幼时意志上的挫折,真不知经历了多少,独有我试验侦探行为的第一次,竟得到了王教师的同情。我因而感觉到兴奋有趣,才有今天的事业。我真一辈子忘不掉王教师!”

  霍桑在大公中学时期,我便开始和他缔交,有许多轶事都是我所目击,并深得我的佩服的。他进了中学以后,他的自由意志的范围益发扩充。他喜欢技击,就是现在新名词叫做国术的练习最认真。他合了几个同学,一块儿去投师学拳。但他的学拳的旨趣在乎强身,和其他的同学有些不同。他早知道强健的体格,是一切事业的基础,也是强国强种的第一条件。而别的同学却大半把练习投击,误认做是一种斗狠斗胜、争风打架的准备。这一种差别,他曾在一件事实上证明过。

  霍桑的年龄最小,但身体结实而灵活,拳术上的进益却最精。那些同学们所以学拳,大家都是有一种普通的目的。他们见霍桑的技能出众,身材又敏捷活泼,认他是一个有力的打手,就发起联谱的事。霍桑也胡乱答应了,便居于十弟兄的末位。

  不多几时,那位老大哥果然吃了人家的亏,约着他的盟弟们去翻本。霍桑的主张是人与人之间,谁都有相互服务的天职;可最鄙的是自顾自,损人而利己是当然更是他所深恶痛绝的。这一次盟兄有事,他自然也参与其列。他跟到了肇事地点,便走上去向对方质问情由。他问明白以后,忽然发转身来,扳着面孔,反把他的盟兄老大哥给痛打一顿。打完之后,他才向别的盟兄们解释:

  “我已经查明白了,我们的老大,因为到这里来调戏人家的女子,才受人家的辱骂,这实在是老大自取其咎。此番他约我们到来,我们险些儿上他的当,干出助纣为虐的勾当来。我们做事,不可单凭感情,要有明确的理智,否则就危险。我现在儆戒他一番,教他知道以后不可欺负人家的妇女。我们总也有姊姊妹妹,要是给人家欺侮了,我们做兄弟的感到怎么样?想一想我现在儆戒他应该不应该?”

  那些盟兄弟们本是和老大表同情的,这时听见霍桑说得如此理直气壮,个个都有些内疚,谁也不敢有异议,动手更说不上,原因是打不过霍桑。那老大哥吃了一顿无名“生活”,也因为敌不过霍桑,只得忍气吞声地遛跑了。然而因这一事,他们就开始撕帖子绝交,都说霍桑是一个没“义气”的坏人。

  霍桑的性情真像一匹没羁勒的野马,什么法则和规律,都缚他不住。他的年纪越大,好奇心的发展越发厉害。他喜欢追究事物的根由,凡他所不曾经见的社会和去处,总要插身进去领略领略。

  一天晚上,人家看见他在一个秘密的赌场中走出来,衣囊中还有银币铿锵的声音。于是议论纷纷,说霍桑染了赌博,愈趋愈下流了。其实他并没有赌,只是偶然瞧破了一个赌徒的作弊,无心中喊了一声。那赌场主人忽而悄悄地把两个银币塞进他衣袋之中。他急忙退出,脸上满含着羞容。从此以后,他再不踏进那个赌场里去了。

  霍桑在中华大学校的时候,虽因着父母们的期望的迫切和环境的要求,不得不压抑他的自由意志,勉力就范,但他心中却始终反对资本主义。他对于把分数和文凭作求学目标的学生尤其鄙视。

  他常说:“学问不是个人事业的敲门砖,学问的对象也不是限于个人利益的事业,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福利。百多年来,我们的国家受尽了他人的欺侮和压榨,复兴自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青年男女的身上。要是青年们仍是浑浑噩噩,受了教育只是着眼在个人主义,那我们的国家真是要万劫不复了。”

  他所读的功课,不拘新旧,只拣选合时代的而有实用的几门。譬如哲学、心理、化学、物理等等,都是他专心学习的,学习时总是孜孜不休,不彻底了悟不止。但别的学科,他虽也忍着性子勉强来研究,却总不能有什么成效。但那个时期,学校的成绩是必须平均计算的。他因此便不得不让人家去名列前茅,而终于违反了他的父亲的夙愿,抛弃文凭,中途辍学了。

  他对于这一点,也深深地痛恨现代教育制度的不良。他曾发过这样几句牢骚:“现在的所谓新教育,真是可笑可怜!好像一个学时髦的穷小子,羡慕着阔邻们的器物华美,便照样铺排起来。有了批霞拿、再加留声机、雷狄亚,不论有用没用,宁缺毋滥,必须色色齐备,挤坍了屋子倒不妨事,只是排场点缀不能比阔邻们减色。在这种制度下,不但有特殊天才的没有发展希望,就是一般青年的脑子也不知因此斵丧了多少,这岂不可叹!”

  那时他父亲对于霍桑的期望,眼见得完全落空,父子间的感情便越加冰炭。霍桑因着他父亲不能谅解,也觉得非常难受。幸亏他有一位同情的母亲,早就承认他不是一个庸碌的人,他的精神上才稍许慰藉和兴奋。直到如今,他每逢探案上得到胜利以后,他总要归功于他的已故的母亲的同情和诱掖。但他对于他的父亲也并不怎么抱怨。

  他常谅解地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农夫,也是一个被压迫的人,受尽了人家的闲气。因着他潜存的反抗意识非常强烈,便期望我立些高名,给他吐吐气。所以他生前唯一的目的,只希望我能够立名。可惜他的见解错误了,以为只有取得了空洞的头衔才可以成名。其实人的地位的高下,在乎他对于社会大众的贡献的多寡。我现今为社会服务,尽我一分子的绵薄,他泉下有知,也可以稍稍慰藉了罢。”

  (选自《霍桑探案全集袖珍丛刊》之十九 1946年,上海世界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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