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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索尔·贝娄

杨吉

索尔·贝娄


  作为一个出身犹太移民家庭的知识分子,索尔·贝娄并不赞成别人把他归入犹太作家一类。他认为自己表现的是美国社会的主题,关心的是全人类的命运。面对战后社会问题迭出、精神危机不断的美国社会,贝娄感世伤事,以“社会的历史学家”的大手笔勾勒出一副传统道德崩溃的“现代世界的疯狂”的图画。正如1976年他以“对美国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荣膺诺贝尔文学奖,索尔·贝娄有着广阔的人道主义者悲天悯人的胸怀,并习惯从自己接受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出发,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进行哲理的形而上思考。

  贝娄的第一部小说,《晃来晃去的人》用日记体的形式写成,记述了主人公约瑟夫辞去工作,等待应征入伍这段时间内的心理状态。约瑟夫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犹太青年,在一家旅游公司供职,结婚已5年,他被批准应征入伍,因而辞去了工作,在家等候部队的入伍通知,然而正式通知却迟迟不下,在无所事事的过渡状态中,他开始思考人生问题,渐渐对友谊的价值、家庭的意义、生活的目的等都产生怀疑,并发现自己与自己所处的那个社会格格不入,和妻子、兄弟、朋友都合不来。他越来越不清楚自己是谁,也越来越找不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因而最终成了一个晃来晃去,一个被“挂”起来的人。最后他横下心来提前入伍,即使在战场上丧命,他也不会遗憾,因为困惑地活着并不比死亡强多少。贝娄的这种“局外人”的命运安排,显然是受着以法国哲学家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而约瑟夫这个“局外人”也更像加缪的《局外人》中那个“默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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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是谁?我是什么?我存在的意义何在?——贝娄对于身份的敏感,尤其是对于犹太人的边缘性和局外性的思考使得他在《受害者》中继续追问。小说的主人公犹太人阿萨·利文撒尔是一家商业小杂志的编辑。在一次与妻子一起去纽约探望亲戚时,突然遇到了一个名叫柯尔比·阿尔倍的熟人。由于早先利文撒尔得罪了阿尔倍的上司,造成了阿尔倍的失业,所以阿尔倍认为他的失业是利文撒尔造成的,要他赔偿损失,并指责利文撒尔毁了自己的一生。阿尔倍对利文撒尔穷追不舍,诉怨、侮辱,最后还住进了利文撒尔的家。在阿尔倍的指责声中,利文撒尔惶惶不可终日,总是生活在一种无名的恐惧之中。阿尔倍由原来的受害者变成了迫害者,利文撒尔则由原来的迫害者变成了受害者——他们究意谁是迫害者?谁是受害者?在此,小说的主题被凸现了出来,而结论只能是他们俩都是迫害者,又都是受害者。

       从以上两部索尔·贝娄的早期作品不难发现,贝娄是那种一般人很难企及的作家。他拥有深厚的犹太文化传统,极其渊博的知识谱系,以及对美国社会的尖刻洞察,还有复杂的文学技巧。他的小说形式似乎并不突出,但是无论意识流还是魔幻手法,无论心理描写还是感觉和联想,无论各种知识还是一些理论文字,他都可以把它们完全变成小说的血肉,和小说的形式紧紧地咬合在一起,浑然大气,在一种嘲讽中体现深沉的悲悯。这之中,《奥吉·玛琪历险记》(1953)、《赫索格》(1964)和《洪堡的礼物》(1975)是所有贝娄风格的定型之作。尤其是《奥吉·玛琪历险记》,由于贝娄把“丰富多彩的流浪汉小说与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结合在一起”,使得该小说不仅奠定了贝娄的文学地位,而且还成为当代美国文学中描写自我意识和个人自由的经典。

       奥吉·玛琪是一个出身贫民窟的犹太少年,从小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他要成为自己应该成为的那种人,要拥有一个“值得追求的命运”。在谋生和流浪的生涯中,他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生导师”和理论家劳希祖母、瘫痪的老板艾因霍恩、伦林夫妇、怪女人西奥、木匠巴斯特肖等。他们都企图让奥吉接受他们的人生哲学,把他的命运纳入自己的公式。奥吉后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人只能限制他的自由,妨碍他实现“自我本质”,因此即使面对财富和舒适生活的诱惑,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从他们的身边离开,去寻找所谓“足够好的命运”。

       无论从形式还是从体裁上来说,《奥吉·玛琪历险记》有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影子。但和传统流浪汉小说中主要叙述外在流浪不同,贝娄笔下的“流浪汉”(不管是眼前的奥吉·玛琪还是后来《雨王亨德森》中的亨德森)不仅要经历身体上的流浪,而且还有心灵深处的精神流浪。正如评论家托尼·泰纳所说:“美国文学中有一种持久的梦想,一种没有公式、不受限制的生活是可能的。在这种生活中,你的运动和静止、选择或拒绝都由自己作主。同时也有一种持久的美国式的恐怖;别人正在使你的生活陷入公式,各种隐而不见的计谋正在剥夺你的思想和行为的自由权利,限制是无所不在的。”贝娄的流浪小说其主旨不是流浪,而是寻找;不是逃避,而是抗争。“自我实现”这个词对于理解有着存在主义倾向的贝娄的作品是相当关键的,就像在《雨王亨德森》结尾,亨德森终于明“每个生存世上的人都必须把自己的生命引向深处,否则还有什么意义”,其实,是美国年轻人“心灵的贫困”以及战后的人道危机激发了贝娄的流浪意识和写作,而不是肤浅的“犹太民族典型的流浪史程启迪了贝娄对犹太民族现实的思考”。

       事实上,贝娄的作品远远超出了曾经误解或忽视他的那些新浪潮主义者所能估计的价值。同时,他的论点也几乎无懈可击,正如他在得奖感言时说的:“事到如今,什么能拯救人类?不是艺术也不是科学,而是人类摆脱困惑和混沌的决心,是坚持还是动摇。全人类都被卷入到了这个斗争中。此时此刻,我们需要做的是放松自己,减掉包袱——教育的桎梏和思维的惯性,以此操纵自己的命运,做我们自己。人类应该团结起来为自己的自由而抗争,不要让泯灭的人性占据自己的灵魂。如果作家们不再次加入到这场斗争中来,先来后到并不是借口。事实上,只要他们愿意,他们是有这个自由的。”贝娄想要重申的是,个人生活、理性以及社会责任感如何在这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中和光怪陆离的大众文化相处的问题,他还强调了他个人认为作家在这些问题中应该扮演的角色。他的反对者也许是被他精心酝酿的语言所误导了。事实是,得奖感言对于当今的人们而言恐怕比他在1976年所针对的人群更适用。

       康拉德说得没错,艺术是试着去发现世界,从现实生活中,也从物质中,去发现生活的根本、永恒和精髓。贝娄的存在就是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这位现代的大师级人物,笔耕不辍,并且延续着小说的魅力。他同司汤达、康拉德、狄更斯、福楼拜、德莱塞这些伟大的文字实践者齐名,不以古怪作噱头、不借时髦为卖点,而以其对人性的刻画见长。现在他加入了他们在天堂的聚会,而在人间,贝娄唯一需要的只是三个字:小说家

       二〇〇五年四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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