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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娄:一颗流浪心灵的归宿

北塔


  4月5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贝娄永远闭上了他的眼睛,一颗流浪的心灵终于停止了漂泊,留给人们的是诸多的文学著作以及对这位89岁老人的一段追忆。

  初读索尔·贝娄

  我的贝娄阅读史可以追溯到中学时代,由于少年强烈的远游欲望,那时我喜欢读各种冒险、探险题材的作品,尤其是那些以“某某历险记”为题的。一开始读贝娄的成名作《奥吉·马奇历险记》,仅仅因为是“历险记”这三个字,根本不知道贝娄是何方神圣。

  当然,我那时感兴趣的,或者说能从书中读到的,只是奥吉·马奇的冒险经历,对于他这样的小人物来说,社会就像是一张网,从观念到现实,到处是束缚他的因素;他向往自由、不受制于人,所以,一不满意,就开溜、炒老板的鱿鱼;同时,为了活命,他不断地投到新职业之下,承受种种非礼的待遇。他最后似乎若有所悟,自由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所以,他放弃了对自由的追逐,屈服于种种外在的压力,半违心地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沦为他以前所逃避、蔑视和反抗的现象和思想的“跟班” ——倒卖战争剩余物资的掮客。也许从世俗的层面上说,他成功地社会化了;但从内在要求上说,他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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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初读此书时,我还没有足够的阅历和能力,不能充分理解书的寓意,对作者也没有足够的同情,只是非常羡慕他丰富多彩的流浪经历———偷书、当蛇头、贩卖军用物资、组织革命联盟、甚至保卫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少年最容易艳羡的是别人做了自己根本做不到的事,奥吉·马奇所做的事,我自己一件都做不了,更别说他一个人做了那么多事了。而且,他很像金庸笔下的韦小宝,所做的基本上都是出格的事,甚至违法乱纪、杀人越货。出于青少年的叛逆心理,我当时在某种程度上还就喜欢那样的作为。我想,之所以“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涉黑文艺作品备受欢迎”,就因为有这样广泛的、命定似的心理基础。

       与“流浪汉小说”相逢

       后来,我读大学,上外国文学课,才知道像《奥吉·马奇历险记》这样的历险小说,都叫做“流浪汉小说”,其鼻祖就是《堂吉诃德》———我倾向于翻译成“流浪者”,因为“汉”者“汉子”也,“成年男子”也,而这类小说的主人公多是小孩,如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有些甚至是小女孩,如《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爱丽丝,奥吉·马奇也是一个未成年人。

       同时,我也知道,贝娄很喜欢沿用或改造这种小说样式,《雨王亨德森》是不折不扣的现代流浪者小说,亨德森出生于美国的名门望族,身为百万富翁,但他却觉得生活无聊,内心空虚,而又不甘于堕落和平庸,于是他选择流浪,前往非洲原始部落,在当地土著居民中,经历种种浪漫而又惊险的事情,如与王子比赛摔跤,被公主矢志追求和引诱等。

       “流浪者小说”在古今中外都有大量拥趸,贝娄复杂深刻的小说之所以还有相当可观的阅读率,跟他借用这种老少咸宜的小说样式不无关系。贝娄之所以热衷于“流浪汉小说”,是否也有迎合阅读趣味的策略性考量?但如果我们只做如是观,也未免太把贝娄狭隘化、庸俗化了。

       犹太人的漂泊意识

       奥吉·马奇是芝加哥的一名犹太少年,众所周知,贝娄是犹太人,而芝加哥则是他的第二故乡,是他整个青少年时代生活和学习的地方。不,我关心的不是这部小说的自传成分,而是贝娄作为犹太人的身份意识。

       犹太人的身份意识中有明显的流浪感,他们被称为“有灵魂而没有家园的民族”。因为从公元135年犹太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巴勒斯坦,到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犹太人有过长达1800多年的漂泊生涯。这似乎不可能不在犹太人的心里烙下疤痕般的印记,流浪几乎成了现代犹太人的精神基因。贝娄喜欢用第一人称叙事,这样更有利于把自我的流浪意识和民族的漂泊意识重叠起来。

       如果说贝娄写的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流浪者小说,那么他充其量只是三流通俗作家,只是塞万提斯模仿者的模仿者;如果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和《雨王亨德森》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流浪者小说,那么它们只是《堂吉诃德》影子的影子。那也就根本谈不上“原创性”,而那可是作家的命根子啊。

       贝娄流浪者小说的独创性在于,他写的不仅是个人遭际或(犹太)民族命运,而是现代人类的境况。贝娄笔下的人物,绝大多数来自中产阶级或者富裕阶层,哪怕是穷人,也不存在饥饿问题。但贝娄真正关注的,还是灵魂问题。物质的丰裕并没有使人的心灵感到安顿,反而使心灵产生错位、断裂、变形乃至堕落、失落。荣格说,现代人都在寻找灵魂;那是因为现代人的灵魂失落了。贝娄笔下的人物哪怕锦衣玉食,也总是不满足;而这种不满足很难通过调动身边资源来解决。所以,他们选择出外流浪。流浪的过程实际是寻找的过程,所寻找的是灵魂,是灵魂的安顿。还好,在小说的结尾,贝娄总是让人物安心,让读众放心。因此,我们说他是善良的、乐观的。

       贝娄流浪者小说的故事性固然也曲折,也生动,但不如传统的流浪者小说。他的功夫或者说功力不在情节设计上,而在人物塑造上,更在象征意义的营造上。他在诺奖受奖演讲中,力批法国新小说派领袖罗布·格里叶“淡化人物”的主张。贝娄下功夫最多的与其说是流浪者的流浪,还不如说是流浪的流浪者。他笔下的人物形象非常丰满,表情、动作、语言,都让人有“如在”之感。他迷恋康拉德(他晚年在波士顿大学给本科生讲授的课程就是“康拉德研究”),就是因为康拉德本身也是移民,不管是康本人还是其小说中的人物,都有强烈的漂泊意识。跟康拉德一样,贝娄最关注的是人的内心活动,最擅长的是对潜意识的挖掘。传统流浪者小说中的人物天南海北到处活动,但对他们的所思所感,作者往往语焉未详,读者往往无从把握。贝娄笔下的流浪者也到处流浪,如奥吉·马奇走遍美国,亨德森则从美洲走到了非洲。但他似乎更多地描摹或探索人物的心理状况,他喜欢让人物进行自我精神分析,然后向读者直接交代,这是他的拿手好戏。

       贝娄所强调的与其说是流浪的经历,还不如说是流浪的意识。正因此,可以说《赫索格》也是一部流浪者小说,赫索格在疯狂的边缘,所进行的是一段时间的精神流浪;他的身体没有动,好像一直在书房里写信;但他干什么都走神,心灵像齐天大圣一样,早就“精骛八极、神游万仞”了。记得我是在安宁稳定的大学图书馆里读的这部小说,但我当时的心灵也是处于“出窍”状态,深深感到与赫索格心心相印。

       因此,贝娄流浪者小说的核心由外转到内,由物理转到心理,由现象转到哲学。当然,贝娄并没有让自己的笔触沉湎于探索心灵的黑洞,一味地铺陈光怪陆离的胡思乱想;因为,他不仅是弗洛伊德的学生,也是萨特的门生。他那富于洞察的敏锐目光在现实中寻找着心理的痕迹和依据,也在形而上的探究中保持对现实的关注和批判、对人类的剖析和悲悯。这是他对流浪者小说的革新,也是对法国新小说的反驳。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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