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作家与作品

索尔·贝娄:在多元文化中寻求人类的价值标准
---纪念索尔·贝娄 逝世


刘 翔

索尔·贝娄


  索尔·贝娄无疑是当代硕果仅存的极少数文学大师之一。在海明威、福克纳和纳博科夫辞世之后,再也没有哪个美国作家能拥有他那样的崇高地位。菲利普?罗斯在《重读索尔·贝娄》一文中赞叹贝娄是“真正意义上的哥伦布,我们追随他成为美国作家”。尽管辛格、梅勒、马拉默德、罗斯、厄普代克、塞林格 、埃利森、品钦、海勒、欧茨、莫里森等都是国际一流的作家,但唯有贝娄最出色的代表了六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小说。他的创作具有极大的丰富性,突出的反映了美国“熔炉文化”的特性,从犹太移民(《奥吉?马奇历险记》以后主要是犹太知识分子)的视角入手,以滔滔不绝的雄辩展示了美国的社会和文化,尤其是在中后期的作品中深入地揭示了进入“丰裕社会”(加尔布雷斯语)后美国中产阶级的精神危机。他思想广博而敏锐,文学技艺炉火纯青,从而成为美国最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作家。即使放眼世界,也可能只有马尔克斯才堪与他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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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贝娄的文化身份非常复杂,他是犹太人,父母是俄国移民,1916年他生在加拿大魁北克,九岁时从蒙特利尔移居芝加哥。他在芝加哥长大,并在一生的大多数时间呆在那儿。可是,贝娄也在纽约呆了大约十五年,在那儿他成了左翼的《党派评论》的同仁,写出最初的作品,并在那儿成为名流。和他那一代知识分子中杰出人物一样,他也自认是欧洲文化的儿子,而他1948年去巴黎的经历也对他产生了微妙的影响。而后来对耶鲁撒冷的访问也是他的一次寻根,犹太思想和意第绪文化在他思想的深处一直在散发着力量。我觉得对他的文学作一场文化地理学考察或许是很有意义的。如不其然,我们对贝娄作品散射出的令人望而生威的思想张力就会缺乏感知。

       先来说说芝加哥,这是贝娄从小长大的地方,他对这里的一切再熟悉不过了,在《芝加哥城的今昔》一文中贝娄对芝城的一切如数家珍,他指出:“这个城市代表着美国文化里的某种东西,然而,这某种东西,却永远没有得到完全澄清”,这是个暧昧的城市,“充斥着外国人、无赖和流动工人的城市”,“在这里,指望稳定,那简直是发疯。”芝加哥是美国物质主义的中心,芝加哥是贝娄起步的地方,也是他写作素材的来源地。没有芝加哥的生活,贝娄的创作就会成了无源之水,这是毋庸置疑的。再来说说纽约,显然这是美国文化的中心,而且二战后逐渐代替巴黎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纽约最典型的体现了美国“熔炉”文化的特性,这是一个全世界冒险家的乐园,“纽约本身就是一个表现千奇百怪世相的民族舞台”,“一段时间以来,纽约,就某些鲜见的宝贵品格而言,果然是这个国家的中心。它那些自由诗人、大胆的情人、优雅的痛饮,它那些傻瓜和古怪人,它那些艺术家和革命家,吸引、陶醉并鼓舞了一代年轻人。”四十年代末,贝娄成了格林威治村的村民,成了《党派评论》的撰稿人。他结交了一批朋友,和他们谈论法国政治、美国绘画、弗罗依德和马克思,马尔罗、纪德和科克托。“人人都渴望说出趣味高雅,而往往又是思想不着边际的话。”在纽约,贝娄获得了小说家的名声。但他看来似乎并不完全喜欢纽约的氛围,他似乎认同希腊诗人塞弗里斯的话:“对于纽约的感受是,‘这个守着她的黄金的国家,像弥达斯那样,正在经受着精神上的冻馁。’”贝娄只喜欢他的老纽约,“现在,纽约成了美国文化生活的中心,消遣和轻浮的中心,激动的中心,焦虑的中心。但是,它却没有别出心裁的独立知识生活。”

       除了贝娄长期生活过的芝加哥和纽约,除了美国的本土文化的影响外(这种文化本身有很强的包容性,既使“全世界把美国当成了自己存放东西的地方”或“欧洲把它的人类垃圾倾倒在了这里”,它似乎反而更健康了),他还是一个典型的世界公民,但他在文化地理上与三种文化特别脱不了干系,这就是:犹太文化、法国文化和俄国文化。

       贝娄从小就感知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我知道自己是个犹太人,这一点很早就明明白白了。说真的,我不知这是否是件坏事。”在犹太人的骨子里有一种宗教的、末世论的东西,这种东西在贝娄那儿也有。他不像其它几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犹太作家----如萨克斯、辛格或今年的得奖人凯尔泰斯那样直接描写东欧犹太人在战前的恐惧和在集中营的悲惨命运,他没有那种经历。但他一直关心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的普遍生存命运,《在耶路撒冷去来》这种感情表达得最直接。毕竟,他把“《旧约》转化成自己的内心生活”,他虽是个世俗的犹太人,但犹太人的思维方式仍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意第绪语文化也是他的一个独特的文化来源。他把辛格的短篇小说译成英文,后来辛格在贝娄获奖两年后也拿到了诺贝尔奖,这个奖也是表彰一种挽救行将灭绝的意第绪文化的努力的。

       法国文化对贝娄的意义非常大,巴黎是欧洲文化的中心。在他那一代最伟大的文学英雄都是欧洲人——乔依斯、普鲁斯特、卡夫卡、曼、劳伦斯、里尔克,最优秀的美国作家(如詹姆斯、庞德、艾略特、海明威等)也是在欧洲(特别是巴黎)成长起来,对巴黎,贝娄年轻时当然心向往之,1948年至1950年,他获得机会去巴黎考察,“直到一九三八年,巴黎还是伟大的国际文化的中心,迎接着西班牙人、俄国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美国人;在现代主义艺术运动的光辉核心,向着毕加索们、贾吉列夫们、莫迪里阿尼们、布朗库西们,以及庞德们张开了臂膀。”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和艺术之都,曾是巴尔扎克、左拉、波德莱尔和普鲁斯特的巴黎,也曾是里尔克、乔依斯、海明威、毕加索、贾柯梅蒂、斯特拉文斯基的巴黎。可是,当贝娄到达时萨特成了法国文化的主导,贝娄在年轻时是个左派,中年后转向。他对萨特的情感是矛盾的。显然,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文学和哲学在一个阶段很深的影响了贝娄的思想与创作,贝娄的头两部小说可以看到这种影响。贝娄在巴黎时,“在《现代》杂志上,阅读萨特的文章;在《战斗》杂志上,阅读加缪的文章。也去听偶尔在哲学学院所举办的讲座。”他还常去咖啡馆见萨特。可是,贝娄有一颗特别强健的大脑,这样的脑袋是不会听从任何人的摆布的。他慢慢发现萨特的偏颇:“他对资产阶级的仇恨那么过分,对斯大林的罪行却等闭视之。”“当他写出那篇关于弗朗兹*费农的倡议性的文章时,我认为左翼的萨特是在做右翼的塞利纳在做的事——杀!杀!杀!”不过,贝娄本人倒是清醒的,“回首往昔,发现萨特等人的错误,绝不能使我感到沾沾自喜。相反,这些正义和进步希望的失败,令我十分沉痛。我明白,由于危机接踵而来,没有一个人失于消极。看到在漏洞百出的理论上,花费了这么多的聪明才智,叫人伤心。”

       贝娄的父母来自俄国,1913年从圣彼德堡迁到蒙特利尔,尽管他们很想尽快使自己美国化,但“在我的心目中,父母还是俄国人,流露出俄国人那样可爱的气质。”与上一代相反,作为年轻人他是个左翼,他崇敬列宁和托洛斯基,对托洛斯基有很深的的迷恋,1940他在墨西哥城,经人介绍去会晤这位他崇拜的导师,可是在会晤当天的清晨托洛斯基被杀了:“他刚刚死去。带血的锥形绷带缠在他头上。脸颊、鼻子、胡须、喉头上,流满了鲜血,挂着一滴滴干结了的发光的碘酊。”相对于早年的政治影响,俄国文学对他的影响是更大更深远的。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果戈里、契诃夫是贝娄最经常提到的和最钦佩的文学大师,“俄国小说有令人一见倾心的魅力。他们的传统允许他们自由地表达对于大自然和人类的感受。”他一直关注俄国的文学,认同纳博科夫的文学观,多次提到曼杰斯塔姆和阿赫玛托娃,欣赏《古拉格群岛》以及沙拉莫夫的《科马雷故事集》这样的暴露文学。

       在此文中我想阐明的是,贝娄是一位全面的、无与伦比的鸡尾酒调和大师。一位当代文学界的全能大师,一位在自己的领域中最综合的大师。在其他的艺术领域也可以找到,在美术界我想到了基弗尔,在音乐界我想到了舒尼特克,在电影界我想到了费里尼。但贝娄的世界似乎要更广阔而复杂——他是一个犹太人,先辈来自俄国,生于加拿大,长于美国,学于芝加哥,成名于纽约,又到过法国、西班牙和墨西哥,受多种文化的洗礼。他是典型的美国人,但又是一个文化上的世界公民。他早年是一个左派,但后来又对左派作了深刻的自省和批判,反对所谓“左派种族主义”。他身上有一种存在主义式的悲观主义的东西,但本质上也许是个乐观主义者。他一方面接受了叔本华和尼采的哲学,另一方面又用美国地道的实用主义哲学(詹姆斯、杜威、胡克)的一套来看待很多问题。从文学而言,他从作为时代风尚的现代主义中学到了很多,但他又在本质上更亲近“前现代主义”的大师们。他是一个美国的作家,重新肯定了像德莱塞、刘易斯、安德森这样的本土作家的意义,并在作品有所借鉴,但事实上他的野心是要和海明威、福克纳一样把根扎在欧洲这一西方文化的母体里,同时反过来对欧洲文化产生影响。在价值观上他既反对过多的阶级义愤,又忧心于普遍的价值贬值和精神的沦落。他是温情的,又是讽刺的;他是尖刻的又是宽容。他的作品是喜剧又是悲剧,他的人物是失败者又都是英雄。他把矛头对准一切猛攻,但又会很快转向自己,主人公只能在自嘲中摆脱尴尬。他学习了太多的东西,也相信了太多的东西,从马克思主义到神秘主义,但他又有一个他所谓的特别有“修正”能力的大脑,对一切“毒物”去“毒”化,并为自己所用,所以,尽管他不喜欢托尔斯泰的基督教,不喜欢陀斯妥耶夫斯的反犹,他仍然从他们那儿学到要成为大文学家要具备的一些东西,他连阅读他反感的塞利纳的书都是那么细致,他有一个多么好的胃。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大知识分子,但并不因此而得意,相反,他说:“你不必仅仅因为在大学执教而变成学问家。”他解嘲地说:“我也许会成为知识分子的,但是,这使我想起了法国卡通画里那个妓女的话。她说:‘我本来是能够当修女的。’”

       总之,贝娄是一位具有现代“常识”的知识分子,他是明智的,清醒的,但同时又知道各种特殊知识和情感领域。在他身上知性和情感力是同样敏锐的。他既是刺猬又是狐狸,在一个多元的世界中肯定多元价值多元意义和多元趋向,看到作为一元意义上的单子社会和个人必然是建立在幻觉上的。但是他也认为必须抓住和肯定一些基本的东西,人类的基本正义、善和存在的意义感,一种发自天性的东西,所以尽管贝娄的小说是美国生活的浮世绘,但更重要的是突显了人性的价值,他从未使他的人物摆脱人之成为人的价值标准王国,他坚信:“事实王国和价值标准王国不是永远隔绝的。”

       选自 人类后花园 www.gardensk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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