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作家与作品-美国相关

纪念苏珊·桑塔格

张 念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她的思想和她的书,有小说,也有评论集,来到中国,于是左派文艺青年疯狂地喜欢上了她。还有一些老到的思想成年人,曾对我说,不就是一个被纽约才子们宠坏的学术小女生吗?开始,我也像左派文艺青年一样,逢人就说桑塔格,桑塔格,但当把桑塔格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推出来的时候,我的歇斯底里症才有了缓解。

  当然,总要去寻思“意味着什么”,是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反对的东西。因为对一个文论家的文本做分析,是困难的,更何况,苏珊的文论并不晦涩,它们清晰而明了,现在看来,她的观点接近批评的常识。但我感兴趣的是一种批评的气质,这种气质,对我们的当下,是意味深长的。

  《反对阐释》是她60年代的一部作品集,更多的是为当时的新鲜事物,比如前卫艺术进行辩护,现在看来当然不新鲜了。但这个文化上的激进分子,其鲜明的怀疑立场和批判姿态,坚定,持久,最近她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对虐囚事件的看法。更主要的是,她的批判态度非常具有针对性,针对的是文化上以及政治上的弱势群体,这就是欧洲知识分子的一贯立场“政治正确”。而在我们这里,一个喜欢桑塔格的左派文艺青年,苦吟诗人,学院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旧有文化秩序、文化权威的维护者,“左”在我们这里和顽固派接近,这非常有意思。我想如果把这帮人放到60年代的米国,他们还会喜欢桑塔格吗?因为政治态度与文化立场,在如今,发生了错位。

  有一种错爱,在静静的发生,对苏珊的错爱。不是吗?60年代,当保守派们对大众文化呲之以鼻的时候,苏珊站在了大众文化这一边,当然,她是一位时尚人士。苏珊自诩波西米亚,这和她那贵族化的家世很不相称。而波西米亚更多的时候,是指思想族群中的少数派。她说自己是另起炉灶,彻底地放弃了学院生活,于是她赢得的是整个世界。我们善于谈论桑塔格,但我们回避这种放弃的勇气,而批评必然构成放弃的一部分。一个没有社会身份的批评者,他的嗓音只对自己负责。而这一切,都是在苏珊离开伯克利、哥伦比亚以及哈佛以后发生的。在我们处心积虑于学术背景的时候,桑塔格硬是从这个铁幕一般的背景中闯了出来,成了一个生活中的闲逛者。她总是理直气壮地声称是作家,尽管她的文论更加出色,我想这是一种权宜之计。说她是学者吗?这会为难苏珊,因为可能在她看来,城市、街道、时尚、人群、先锋电影资料馆比书斋更有吸引力,是的是的,她非常时尚,时尚作为正经学者对浅薄的指控,那么就让我们选择浅薄,在对色泽、款式、质地、潮流,以及正在发生的事物的敏感中,训练一种鲜活的感受力,一个作家,怎么可能对时尚的事物不敏感,怎么可能对正在发生的事物置若惘然?严谨作为刻板的托词,让思想充满僵硬陈腐的气味,变得面目可憎,概念的黄昏笼罩了他们写作的天穹。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先搁置文字,以及让人敬畏的巨著,我可以列出一大堆时尚的痴迷者。福科是美洲豹跑车的拥趸,狂野速度有利于他更好地思考疯癫的历史;还有里尔克,他总是佩带银手镯,于是碎银一样的诗句成为一种关于语言的“瘾”,小小物件和一种风格构成了难以辨认的关系,思想的记号,隐藏在生活中,是可以亲近的存在,这样一来,一个时尚跑车和纯银首饰的爱好者,他所维护的核心价值,不再像水印那么虚幻,是容易辨认的。这倾向于在世俗层面,找到接近思想的一个证据,或者说,福科守护的疯狂,能够守护疯狂,是一个飚车手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么思想不再是从天而降的神圣恩赐,而是从生活这一边生长出来的。我宁肯相信一个飚车手在谈论疯狂,而不是一位哲学教授。

  为什么要有一种艺术色情学,这是一个气质性感的女人,也必然是一位性感的女人,才会这样认为。她双腿修长,着鹿皮短群,长筒皮靴,是街头的时尚信号灯,她是桑塔格。怎么说,就怎么写,怎么写,就怎么生活,或者倒过来也可以,生活成了依据和目标,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没有理由找到分裂、言不由衷,或者诚实生活与诚实写作之间的破绽,指出某种可能性,并在身上挟裹这样的可能性。从生活出发,最终回到生活,在这个过程中,几乎是带着一种不和适宜的糟糕趣味,与惯性,与体面、与庄重,与沉稳有些格格不入。一个着装前卫的女人,注意,直到她满脸皱纹的时候,依然这样,那么,桑塔格在回顾自己三十年的作品时,当然可以深感欣慰地说,“我是一个引领趣味的人”。当然现在超短裙满街是都是,前卫艺术已经和消费主义结盟,从艺术馆搬到了一个附庸风雅者的居室装修中,我依然不怀疑桑塔格的前卫,因为写什么终将就发生了什么,比发生什么才去写什么,更加具有创造性,不是服从现实,而是在创造现实,这和商业领域的标准差不多,最高境界是制定游戏规则,看来,不管怎样,不管在何种领域,人类一直倾向于对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肯定。

  新的终将作旧,前卫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桑塔格在她《反对阐释》的再版后记里,把这种困难描述成一种始终贯穿的为前卫辩护的价值,就是当新鲜的东西已经成为普遍常识的时候,这种价值依然是前卫的。这类似于一个战士和战争的关系,这甚至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就是要始终要对陌生的事物保持发言和辨析的能力,前卫是什么,就是在思想的前沿阵地,在火线,它生死未名。有时甚至是滑稽的,他的敌人也许是一架风车,重要的是他单枪匹马地迎了上去。更多的时候,他死于天真,正如我们大多数人死于厌倦和麻木,或者死于老谋深算一样。

  1993年,女战士真的就跑到前线去了——波利维亚,是的是的,我们说她是反战人士。什么是反战,北约也是反战的,它用武力反战,一个人道主义救助组织,也是反战的,他们带去面包和水,苏珊也反战,她带着贝克特的剧本《等待戈多》以及四只手电筒,手电筒就是她的反战武器,战争导致了剧院停电,而手电筒在向战争索还光明。国际组织是做制止的工作,用更强大的武器和炮火制止战争,而人道组织是做维持的工作,维持生命,免于饥饿与伤痛的威胁。一个知识分子呢?或者一个对自我非常非常自信的女文人,她要的是延续,在非常紧急的状态下,她想延续正常的文化生活,多么天真的想法啊!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苏珊的反战已经超出了我们想象范围,我们能够想到的是:一些人在杀另一些人,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去杀掉杀人犯,或者救助所有人,卷如战争的所有人,包括打与被打的。还或者,是知识分子最熟悉的形式,签名,声援,在知名媒体上接受记者采访,让弱小者感觉自己不太孤单。苏珊到了那里才发现,萨拉热窝人根本看不到任何一份媒体报刊,她不甘心只是和受难者做令人心碎交谈,然后愤慨,她想自己该做点事情,当然,她不可能是去给伤员包扎伤口。她选择了适合她的方式,她要为生活在恐惧中的人们上演现代戏剧《等待戈多》。

  真够前卫的,在前线演前卫戏剧

  苏珊肯定会反感我又拿出这件事来说,因为当时她就成了媒体包围的对象,她成了“良心”的楷模,说到良心,事情就闹大了。对于一个遵循个人经验的人来讲,一个沉醉于纽约浓厚艺术氛围的批评家来讲,道义和责任首先是一桩私事。如果有一种良心,不是属于大家,属于人类,是属于自己的,比如,苏珊觉得自己可以在和平的环境中看戏,听音乐,是件幸福的事情。那么,她就得把她体会到的幸福感,传播出去,像海子的诗歌写的那样,“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所以,去萨拉热窝反战,不是一个知识分子,也不是知名作家,是一个天真晶莹的女人,或者首先是一个天真晶莹的人,然后才是其他。

  戈多最终没有来,苏珊·桑塔格来了

  这一年,苏珊正好60岁,她经历过荣耀、光环,还有疾病的折磨,她当然知道她在做什么,所以当别人嘲笑她的举动,说应该在萨拉热窝演娱乐剧更加有效的时候,苏珊认为萨拉热窝人并不想逃避现实,而严肃艺术更能给人以抚慰,她没有雪上加霜,她和萨拉热窝的朋友一起,通过“等待戈多”,来学习耐心和毅力,以此抚慰创伤。这既不崇高,也不壮烈,只是在幸福被截断的时候,把它缝补起来,这和缝补一件衬衣没什么两样。有时候前卫为什么显得扎眼,我觉得,那是因为常识被践踏过深的缘故,而一种还原的举动,一种丰富感受力的努力,一种经验的修复行为,反而让我们大惊小怪。

  一切从个人经验出发,比一切从概念出来,更加的可信。

  这是一种敞亮的话语,也是一种高风险的话语,苏珊·桑塔格让自己从框架和理论的掩埋中,破土而出,她把自己摆在了文字的中央,把批评变成了一种倾诉,读与写之间终于达成一种静静的交流。而在此之前,苏珊总先于读者,和自己的作品完成了交流,她曾说,作品和她本人彻底地分离了,文字中的那个人比她自己更加的智慧。这里存在着经验的偶然和突发性,是被激情呼唤的结果。写作并不服务于其他价值,甚至也不服务于作者本人,作品存在于写作发生的那一刻,从此它凝固在那里,等待无数的误解蜂拥而至,包括作者本人,对此也无能为力。作者于是变成了一个疯狂的读者,他(她)啃噬自己和别人的作品。有时候,包括苏珊,她的那本《反对阐释》,留下了时代的痕迹,这是一件糟糕的事情。而时代性,无疑让大多数写作者沾沾自喜,让自身变成了一个可以流通的符号,做时代形象的代言人,更准确地说,他成了那个时代的祭品,他们靠幻觉维持着自己的光荣与梦想。而《重点所在》,让我们看到的苏珊的与众不同,她依托的是一种绝对的激情,一手搭在新世界,一手对自己的过去进行着清算。苏珊在《单一性》一文中说,不要用你们说的那种成功来惩罚我,我不是你们心目中的那个形象。一个意识到风险的批评家,她不去挽救文学,挽救文化,她首先要做的是挽救自己。如果有先锋批评家一说的话,头一仗,就必须把枪口对准自己,苏珊称之为“作家的悲苦”。

  更多的时候,当我们要拉帮结伙,靠阵容来显示自己的力量,而真正的批评家总是形单影只。我们已难再见中国文坛80年代,那些孤单的“独立批评家”,那些埋伏在世俗丛林的火枪手。如今更多的人移植了政客的技术手腕,他们靠联盟来保驾护航,以延续他们幸福的写作生涯。批评成了批评家的嘉年华会,而他们的时代,在一个又一个的会议中,风韵犹存。“独立批评”像青春一样随风而逝,有谁能够驻颜有术,继续妖娆,苏珊·桑塔格,一个美国女人。

  国情作为一个狡猾的托词,让我们继续匍匐在威权之下,因为那些所谓的“时代代言人”自身也构成了国情的一部分,这就是苏珊在回答一份调查问卷时的一个悖论性表达,我否认自己是知识分子,如果有人继续称我是知识分子的话,我不会拒绝这一称呼。是的,知识分子这个称呼让我们的内心矛盾重重。知识分子从本质上讲,首先是一个批评家,而我们颠倒了这个秩序,回避这个称呼,我们宁肯假以专业的名义,比如文学批评家,我觉得这个词应该消亡,因为文学已经不能完全取代公共生活的时候(在文学发端之初,就是公共生活),这个行当就应该消亡。在现实比小说更加虚幻,更加难以置信的时候,文学批评家何为?为什么有必要对专业保持足够的偏见与傲慢,从小团体的高谈阔论中抽身而去,批评家就是批评家,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当然我并不赞成那种对什么都能说上几句的知识分子,而是反转过来,一个批评家,作为一个公民,他是一个特定社会信息的承载者,他是一个社会的人,政治的人,经济的人,文化的人,他们携带着受益人和受害人的双重身份,应该对此有所反馈,而这反馈,有多种形式的表达。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和桑塔格同时代的思想者丹尼·贝尔曾说:在文化上我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我们的时代,一个人真能保持这样清晰的立场,是件困难而奢侈的事情。尽管困难,这是一个批评家,或者知识分子要回答的问题,哪怕虚无,也是一种回答。在一个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在政治的社会,或者政治大于文化和经济的时候,或者经济与文化都臣服在政治之下的时候,文化与经济上的激进做法,无不蕴涵着政治的意味。这是60年代的苏珊·桑塔格留给我们的启示,这时候的面对现实的新生事物,我们更需要的是辩护,辩护是为了批判政治上的保守,禁书越多越保守,尽管这些禁书触犯的还仅仅是日常道德,但日常道德与国家道德(政治伦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高调的政治道德正在大面积地丧失信誉,正如日常道德被商业原则所挟持一样,但选择商业原则并不比选择高调的国家道德更差,这引发了文化权利的多样性诉求,让高调政治统统失去了它的“伟大理由”。

  从自身的处境出发,打消当“代言人”的念头,比如我们索要的正义,是和我们所遭受的非正义相关,而不是哲学著作里关于正义的真理。再比如,反战永远是正义,可当我们反战时,这“正义”解决不了我们在“强权与暴政之间的艰难抉择”,萨达姆是什么,是我们梦中的梦魇,这是欧洲人和美国人(不包括政客)没有的心理负担。一切来自经验,并返回经验,这就是苏珊一直强调的“一手知识”。现实如一个缓缓张开的黑洞,是在其中坠落还是行走,坠落缘自地心引力,而行走则抵制引力从而达到平衡。

  从文化立场来看,苏珊一直是这样一个调式钟摆的人,当钟摆偏右,她则向左,当钟摆偏左,她则向右,她总是一个不和适宜的者,或者顽固的先锋派,或者少数派。当大众文化和享乐主义流行的时候,这个贪恋生活的世俗主义者,一改她过去的态度,开始维护精英文化的价值,她突然发现“在广泛的文化生活中,严肃认真的态度本身遭到贬低”,这时过去的先锋正与轻浮的消费主义合谋,她又从辩护走向了批判。

  为了反对而反对,非批评家所为,批评家是一种维护和批判的奇怪的混合体,或者维护是为了批判,批判是为了维护,这样的穿插与交织,是一种警惕的表现。狐狸就很警惕,但这是一只带刺的狐狸,刺猬型的狐狸,遵循现实,但不会被现实所蒙蔽,没有无所不在的保守,也没有无所不在的激进,这样看来,是过于狡猾了,是为了以此应对更加狡猾的现实——我们的现实。

  现实有时候有着豹子的速度,它既是现在这个样子,更有可能实际上它们必然超出现在的样子,这流动的幻影必然产生“影子武士”——他(她)就是我们的批评家。

  来源:http://www.lalab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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