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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米勒与中国

康慨



  “中国人在剧场里的喜怒哀乐,同我们是一样的。东西方文化固然很不相同,但是产生这种文化的心却完全是一样的。”

  ———阿瑟·米勒(1915-2005)


  2月10日,《推销员之死》的作者、89岁的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因心脏衰竭,在康涅狄格州罗克斯伯里去世。

  米勒的去世,引起全球各大媒体的一片哀惋之声,英美报刊多套用《推销员之死》的剧名,刊出诸如“剧作家之死”一类的讣闻挽辞,追溯生平,褒扬功德。百老汇在他去世第二天晚上的开幕时间,特地熄灯为他送别。众多戏剧界、文学界的名流,也纷纷以华章美辞向他致敬。

  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称:“他是一个里程碑,一个领路人,我对他深为折服。”

  捷克前总统和剧作家哈维尔亦称,米勒是“20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他的去世是世界文学的一大损失”。

  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说,他是“一个具有真正道德高度的人,表现出今日堕落之世上的罕有品质”。

  米勒一生的戏剧色彩,丝毫不弱于其剧作。他年轻时即抱持左翼思想,为此屡受麦卡锡分子的骚扰。他与性感女明星玛丽莲·梦露的婚姻,更使他一度被人称作“梦露先生”。作家诺曼·梅勒曾戏言,这场婚姻是“伟大的美国大脑”和“伟大的美国肉体”的结合。

  米勒的生平、剧目,以及《推销员之死》一剧的剧情,各报均有详述,我们不再啰嗦。还是来看看他与中国的深厚关系吧。我手头有些旧刊老书,或可一窥米勒当年在中国掀起的“剧浪”。

  美国当代戏剧大师中,与中国关系至深至厚者,无人能出阿瑟·米勒之右。20世纪美国剧坛的三大顶梁柱———阿瑟·米勒、田纳西·威廉斯和尤金·奥尼尔之中,除米勒外,或许只有奥尼尔的影响通过曹禺,多少波及于中国。但是米勒不仅两度踏上中国的土地,还在北京亲自执导了他的头号大戏。

  米勒的戏剧在中国难得排演———今天更是几乎从舞台上绝迹。所以大多数中国人,未必有幸成为米勒戏剧的观众,而只能做米勒戏剧的读者,其中也一度包括曹禺这样的大师级剧作家。

  “读了阿瑟·密勒的《推销员之死》,认为这是一部杰出的作品,看了这个戏的演出,才真正受了震动。”曹禺在1983年7月的《文艺报》上撰文《威利,你为什么要这样?》时写道。

  当年5月,米勒亲自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执导的《推销员之死》在北京公演,演出大为轰动,几乎成为“乒乓外交”,中美关系解冻之后两国戏剧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演员朱琳后来说:“我们开始对这个戏的观众估计不足,从前台到后台到演员,大都认为演—个月也就差不多了,没想到观众面很广,演到七十多场还不能满足。”(《国际春秋》1985年第1期)

  米勒来华导戏的缘起,还要往前数上五年。1978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阿瑟·米勒偕妻英格·莫拉什自费来华访问,以三周时间,先后游历了北京、上海、广州和桂林等地,观摩剧演,并与中国同行晤谈。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和北京人艺院长的曹禺,便向他提出了来华排戏的邀请。

  1980年曹禺赴美讲学,两年后英若诚访美,两次与米勒磋商此事,终告成功。

  人艺版的《推销员之死》,由英若诚、朱琳和朱旭主演。不料,米勒夫妇在北京工作期间,他在纽约郊区的家却遭遇火灾,损毁大半。在剧中扮演主人公威利·洛曼之妻琳达的朱琳后来回忆说:“每个人总是随时审视着米勒的情绪,可是谁也没觉察出他有什么异常的反应,像是任何事情都没发生过,他依然是十分认真地工作着。”

  这是米勒第一次执导《推销员之死》,朱琳后来回忆起和米勒一起工作的情况时说:“那真是充满了创造艰辛和幸福的日日夜夜啊!”在一个半月的工作中,“米勒对合作者的尊重,在艺术创造过程中的民主作风,以及他所付出的艰辛劳动”,给朱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米勒回国后,却换了另一副样子,这让远在美国的董鼎山不免有些愤愤难平。“他后来在美国到处的演讲,把中国近几十年来的话剧发展完全抛开,在他的口吻中,中国在他去北京导演了《推销员之死》之前,没有现代戏剧可言。那种傲然自大的语气,是我亲耳在亚洲协会的剧场听到的。”董鼎山写道,“他在北京导演了由英若诚翻译与主演的《推销员之死》后,衣锦荣归。带了CBS电台所摄的《推销员在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在亚洲协会演讲他的经验。”(《读书》,1988年第6期)

  或许因为一些苏联评论家对他的肯定,又或许由于他为麦卡锡主义分子所不容的左翼政见,使他的作品———如短篇小说《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米勒后亲自将其改写为电影剧本)等,早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便被译介到中国来。但他真正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还要等到中美关系解冻,以及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

  米勒被美国某些右翼评论家视为“一个被悲剧所迷惑的马克思主义者”,《推销员之死》则被目为“共产党的宣传”。左派知识分子却赞扬他是“美国社会的良心”。而米勒本人只是一再坚称:“戏剧要对社会负责”。

  “《推销员之死》具有异常鲜明的思想倾向性,”英若诚在1983年第9期《戏剧报》撰文写道,“可能出于种种原因,阿瑟·密勒先生今天不大愿意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这里面包括某些美国人士公开提出的担心,即中国人会不会利用这个戏作反美宣传,给美国社会抹黑?”

  1978年米勒作为“进步作家”首次访华,转年的《外国戏剧资料》杂志第1期,便刊出梅绍武所写的长文《阿瑟·密勒的六个剧本》,并译载数篇介绍美国当代戏剧的评论,同期还刊登了陈良廷译的《推销员之死》的剧本(剧本后在北京人艺排演时,又遵米勒本人的意愿,由英若诚重译),第2期又刊登了米勒在60年代的三个剧本。

  米勒首次访华后,也在次年3月于《大西洋月刊》发表长文《在中国》,谈访华观感。其中一部分由董乐山译出,刊于《读书》杂志。米勒大谈自己在中国观看《丹心谱》、《蔡文姬》和《彼岸》三剧时的感受,并写道:“中国人在剧场里的喜怒哀乐,同我们是一样的。东西方文化固然很不相同,但是产生这种文化的心却完全是一样的。”

  1980年4月,陈良廷译的《阿瑟·密勒剧作选》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十年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的新版《阿瑟·密勒剧作选》即将出版之前,米勒特地为该书写了前言。他在该文文末写道:“我祝愿中国读者有一个美好的航程,成功找到自己现实中的航标。”

  也许我可以作为一个中国读者,祝福阿瑟·米勒,愿他在另一个世界得享安息。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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