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作家与作品-美国相关

密勒和梅勒

梅绍武


  前几天,在世界日报(97年12月28日)上读到严歌苓的一次演讲,谈论文学中的情爱和性爱。严歌苓举了一连串以描写性爱而著称的美国作家。听众都是台湾来的,洋名比较对他们的胃口。这些洋名里,记录者写下了两个“密勒”,Henry Miller和Norman Miller。

  美国文学界确实有两个著名的“密勒”。一个是声称“性是二十世纪文学最后的新边疆”的亨利·密勒(1891-1980)。还有一个叫阿瑟·密勒。第二个密勒我们更熟悉一些,他的剧本《推销员之死》曾由北京人艺搬上舞台,他也因此访问大陆。但是真正使阿瑟·密勒大名垂宇宙的,还是因为他曾是玛丽莲·梦露的丈夫。男人有艳福如此,“文章千古事”的不朽声名,不要也罢。

  但是谁是诺曼·密勒?这里Miller显然是Mailer之误。

  诺曼·梅勒(1923-)写性是有点名气的,不过,使他初露头角的却是“反革命”。梅勒以一部《裸者与死者》(一般认为是他最好的作品)于1948年登上文坛,这是第一部描写当时的“二战英雄”美国军队阴暗面的长篇小说。故事的地点在菲律宾,梅勒曾在那里作战。在梅勒笔下,美军的军官们指挥着一场消灭日本法西斯的战争,但是他们本身,在强迫下属服从和摧毁下属的人性时,却也是地地道道的法西斯分子。书里的主人公,一个英美传统的自由主义者,最后被他的上司故意送入日本人的炮火里消灭掉了。

  《裸者与死者》中的将军宣称“军队就是社会的未来”。和紧接着出版的乔治·奥维尔的《1984》一样,梅勒也是要警告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西方民众:战争导致政府权力的空前膨胀和对民众自由的空前限制,我们战胜了外部的法西斯,现在要警惕的是我们中间的极权势力。在共产党国家,《1984》被解读为“反共小说”,其实,作者反对的是所有的极权社会。

  梅勒的书可谓空穴来风,预示了五十年代初期的麦卡锡主义。然后就要到六十年代,随着战后一代进入社会和民权、反越战运动的兴起,才有与《裸者与死者》类似的作品出来,比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第五号屠宰场》(参见赵毅衡《误入德累斯顿》,《橄榄树》散文增刊,1997年9月20)等,反思己方在战争中的种种劣行。美国人最终走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阴影,极大地扩展了民众的权利和自由。

  与《裸者与死者》明显的社会意义相比较,亨利·密勒自传体式的性冒险小说,似乎狭隘了一点。其实,由于写性太显露而无法在三十年代的美国出书,密勒对社会的看法也是非常激进的。他曾经痛骂说,“现在的美国比苏联还专制”,并且一直待在巴黎不愿回来。直到真正的专制要来了,希特勒的军队攻进了法兰西,密勒才逃回美国。

  密勒的作品,也要到六十年代才在美国解禁。一解禁就成了畅销书,成了年青人干“性革命”的活学活用的指南。但是保守分子之外,密勒很快又有了新的敌人--女权主义者。她们抨击说,在密勒的小说里,女人说到底只是个等着男人来操的妓女。声势之大,连密勒在巴黎时的女友、以《三角洲》等书开创正经女作家写“黄色小说”新风气的安娜丝·宁(Anais Nin,也在严歌苓开的名单里),也只敢婉转地说:密勒本人和他书里的人物是不同的,他本人对女人还是很友好的。

  当时密勒年事已高,名成利就,已不在乎这类争论。反是梅勒按捺不住,跳出来为密勒辩诬。他说女权主义者误读了密勒的作品,密勒不过是强调了两性的区别。梅勒并不是单纯打抱不平,因为他本人也受到了类似的攻击。六十年代女权主义的潮流是向男人看齐,她们对密勒和梅勒那样“为爱女人而操”的回答是:“不是性,而是人品!(Not sex,but pesonality)”七十年代初,梅勒和她们有过几回精采的公开辩论。既然已经被人捆在一起,梅勒干脆在1976年为密勒出了一卷色情文集。

  密勒和梅勒也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犹太裔,童年时都生活在布鲁克林。密勒是一次大战后的反叛青年,梅勒则是二次大战后的反叛青年。两人都在巴黎学得了激进的政治观点。密勒结过五次婚。梅勒虽说还没活到密勒的年寿,却已经结了六次婚。两人的名字被搞混,看来也不奇怪。

  另一方面,密勒出身于下层的裁缝家庭,在不要学费的纽约市立学院只读了六星期,他就自动转学去了高尔基所称的“社会大学”,备尝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艰辛;而梅勒的父母则是殷实的中产阶级,梅勒本人是哈佛的毕业生。或许是因为出身和经历的不同,他们笔下的男人和性,也就有了不同的特色。

  密勒的小说《北回归线》一上来就说,“我没钱,没有资源,也没有希望;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这让我想起在国内时很佩服的一位教授。文化大革命时,红卫兵抄了他的家。等他们走后,教授站起来对老伴说:解放以后,房子越住越小,家里步子也迈不开;今天东西都抄走了,我们来跳一支。屋外是红色恐怖,黑云摧城,两口子却在空空的房间内,跳了一曲“资产阶级”的华尔滋。

  男人!从此以后,我就高看一眼亨利·密勒。

  不仅是没钱没资源没希望,密勒也没有上帝,“纯洁的爱情”,美,或神圣的艺术。按密勒自己的说法,他只想唱一首歌,在空空的房间内为女人唱一首歌。没有优雅的手指拂动琴弦,他只有一条喉咙和两个肺。声音是粗野的,横冲直撞的,但是充满生命力。歌里的故事,自然同样粗野——密勒把自己写成一部火气很大的内燃机,整天做的是进出往返的活塞运动。

  在专门叙述密勒与女人关系的自传体小说《南回归线》里,有一个粗野的故事。原文太长,节录如下。

  在“我”(以下用I表示)十六、七岁那年的夏天,有一回I和一个叫弗兰茜的女孩在河里游泳。这女孩的胸脯很大,游着游着,一个乳房从泳衣里跳了出来。I干脆把另一个也拨了出来。我们绕着一条船追来躲去,追逐中,两人的衣服都掉了。

  这时,弗兰茜的同学阿格尼丝划着船来找她。阿格尼丝是生长在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的爱尔兰裔女孩。见到我俩赤身裸体的,阿格尼丝惊得嘴都合不上。I和弗兰茜干脆把她颠出小船,也剥她个精光。

  但是I没法真的干点什么。在水里,两个女孩滑溜得象鳗鱼,根本抓不住。最后,大家都累了。我们提着衣服上岸,准备在河边的小屋内穿了衣服回家。

  我们刚进小屋,暴雨突然袭来。雷又大,闪又亮,两个女孩吓坏了。怎么办呢?I突然灵机一动,跳一个印第安人的出阵舞吧,把她们的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就在I窜出小屋时,电光突闪,附近的一棵大树被劈为两半。I顿时吓昏了,呆住了。I在害怕时总是逼迫自己狂笑,I猛然狂笑起来,两个女孩也跟着狂叫。I回头望了一眼阿格尼丝,上帝,她吓得乳房变成了青色,满是静脉的。I不由指着天空高叫道:“上帝你他妈的狗崽子,有种的你拿闪电劈了我!你劈呀,你劈呀,你再不劈,阿格尼丝再也不相信你了!”

  I不停地叫骂着。突然,阿格尼丝尖叫一声,冲出小屋向河边奔去。弗兰茜叫道:“你把阿格尼丝吓坏了,快抓住她,她会淹死的!”I急忙追上去。阿格尼丝奔到河边,不顾一切跳入水中,向小船游去。I和她同时游到船边。怕她把船弄翻,I一手抓住船沿,一手箍住她的腰。

  I问阿格尼丝是怎么回事,她叫道,“放开我,你这不信神的人!”上帝,I以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所有这些歇斯底里,只不过是因为I不信神?I装出非常抱歉的样子,对她说种种好话,同时箍着她腰的手慢慢下移,温柔地揉着她的屁股。阿格尼丝软了下来,喃喃地说,她是很好的天主教徒,不能犯圣经的戒,不能诅咒上帝的。I的手现在已在她两腿之间。I说着所有能想到的废话,上帝、爱情、忏悔,诸如此类的。三个指头放了进去……

  “阿格尼丝,来,抱着我。”I把手抽出来,让阿格尼丝搂着I,以便两腿挤入她的大腿间。继续说着关于上帝、爱情和忏悔的废话,I进去了。“你对我真好”,阿格尼丝感激地说。“我怕船要翻呢,”她左手打着水,以保持自己臀部的位置。I说:“是啊,我们到岸上去吧。”I退出一点,要拖着她游回去。“不要离开我!”阿格尼丝把I抱得更紧。

  这时,弗兰茜出现在岸边,也下水游来。阿格尼丝箍紧I叫道:“快呀,快,我不行了,我要淹死了!”

  这故事让人想起《十日谈》里的一则笑话。一位隐修的教士骗女信徒说,他身上有个魔鬼,只有放进她身子的洞,锁起来,才会被降服而软瘫。同样是对宗教的愚民一面的刻毒讽刺。阿格尼丝正是因为太相信上帝,才会吓糊涂,才会着了“我”的道儿,才会犯教会所谴责的“奸淫罪”。更好笑的是,高潮来时,她竟然以为自己要淹死了。

  “我”是早就不信上帝了。“我”在十五岁时与钢琴女教师(密勒的首任妻子是一个年纪大他很多的钢琴教师)发生关系后,把她的一束阴毛贴在床头,天天晚上睡觉前向“毛主席”祷告。但在《南回归线》在法国出版的1938年,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美国人仍然自称相信上帝,自称常去教堂。密勒对宗教的攻击,自然无法为国人所接受。

  从这个故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密勒为什么会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指摘。保守分子会认为这是一个骗奸、诱奸的不道德故事。六十年代末的美国女权主义者是激进的,她们倒不在乎这个。“不是性,而是人品。”你要攻击宗教,fine,这也是女权主义者要攻击的,但是为什么这种攻击一定要打趣蠢女人?她们所不能容忍的是:凭什么女人就那么被动,要象阿格尼丝那样,非得被男人操过后,她的被压抑的个人意识才会苏醒,才会去做一次是她的身体要做、而不是教会或父母等权威形像要她做的事?

  捡一点心理分析,女权主义者大可宣称:“我”骂天,正是因为见了闪电劈树后心里害怕,色厉,其实内荏;他去追阿格尼丝,是惊恐时企图寻找母亲的替代;性交给了他返回子宫的心理安慰;男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最大问题是与母亲肉体的分离,阿格尼丝青色的乳房直接引发了他对上帝的咒骂,因为这形像唤起了潜意识里无法返回母亲怀抱的恐惧。当时的真实情况,不是“我”使阿格尼丝成熟,而是阿格尼丝使“我”回复到婴儿期的满足状态。

  不过,女权主义的元细胞,到今天早已经过了数代分裂。当年的抨击,往往已不为运动的后继者所认同。即使在中国这样传统的保守社会,今天也很少有人会说《红高梁》是一部赞美强奸的电影。就是在当年,在安娜丝·宁的建议下,不少女同志认真读了密勒的原著后也表示:这样的男人,她们还是很喜欢的。再怎么说,这男人有胆量,有血气,而且真的敢干,某些时候很有用。

  就是有时候血气似乎太足了一点。十五岁的男孩与年近三十的钢琴女教师发生关系,这在西方文艺作品里是常见的桥段,没甚稀奇。卢梭的《忏悔录》、拜伦的《唐璜》等都是著名的例子。欧洲的风俗,从前贵族都有家庭教师,小男孩天天与女教师在一起,十五、六岁了还被她拉下裤子打屁股,感情会向哪里投放,可想而知。但他人笔下的男孩,总还需要女教师的指引。密勒的“我”,不但处处主动,第一次干事,还发现了女教师从未好好地干过,这一回算是真的满足了。即使同为男人,也忍不住要在他背上捶一拳:老兄,悠着点,咱们也是过来之人,你糊谁啊?

  密勒小说里的性,还是比较直截了当的。男主角有时也感到自己不正常,也想寻找一种更romantic的感情,但他一见到女人就克制不住--甚至不用见到女人,自从与钢琴女教师有过关系后,只要一弹起钢琴或一听到琴声,他就觉得自己的手指在女人肋骨上弹动--于是就发生了那些必然要发生的事。而梅勒,作为一个哈佛毕业的知识分子,他描写的性就要复杂的多。

  《裸者与死者》里那位内心也是法西斯主义者的美国将军,做爱时非常投入。婚后第一年,他的妻子以为这就是爱,也回报以炽热的感情。但是一年后,妻子发觉将军心里其实是没有她的。她的胴体只是一片战场,将军的自我在这里与潜意识搏斗--将军有同性恋倾向,但他的事业要求他毫不含糊地显示雄性的气质,将军每一下投入的冲刺只是在打击他心中的“魔鬼”。明白了这一点,女人毫不含糊地显示她的雌性气质--为自己找了个情人。

  在梅勒笔下,女人往往是亦真亦假的。本来是樱桃小嘴,却追逐好莱坞的时髦用口红涂了个大嘴巴。男人在白天按电影明星的形像寻找女人,床上却对着卸了妆的女人讲,“我爱的还是你现在的真实”。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爱的真是女人,还是象那位将军一样,心中另有hidden agenda?而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是有着令人信服的心理真实性的艺术创造,还只是作者批判美国社会的instruments?女人、男人和作者都在苦苦寻找,但在现代的文明社会,他们是否还能找到人性的真实?

  这是一些困扰着梅勒的问题,也是在他书中一次又一次出现的主题。《裸者与死者》提了个头,但这毕竟是本写男人的书,要到1965年的《美国梦》,性和社会才有了完整的缠合。这部小说的缘起,则与肯尼迪遇刺有关。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震动了美国。按美国史家的通常说法,“美国世纪失去了她的纯贞”。对梅勒这样的左派而言,六十年代初是美国历史的关键时期,一个他们的同时代人的总统,正领导着新的一代人去拆除二次大战所带来的种种极权机构,他的遽然死亡,意味着体制内改革的失败。

  中国人去波士顿玩,往往要参观艺术博物馆和哈佛大学。如果有时间,不妨去肯尼迪图书馆看看。地点在远郊,要花些时间开车。笔者幼年,老共天天妖魔化美国,音乐课上教的歌就是“肯尼迪,啃泥地,苏联打下了U2机”。我也是参观了肯尼迪图书馆之后,才有点理解了为什么他在美国的威信这么高。美国民权运动的成功,并不是我们在大陆所听到的那样,全靠黑兄弟的努力。肯尼迪的联邦政府也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比如,当阿拉巴马州长宣称他要守在大学门口,不让第一个黑人大学生入学时,肯尼迪派了司法部的官员陪送,并且出动军队维持秩序,令种族主义者不敢骚动。

  在63年时,梅勒还难以预料历史后来的发展,八年没有写过小说的他,拿起笔作自己的战斗。《美国梦》是65年出版的,但从64年一月起已经分八次刊登在Esquire杂志上。从肯尼迪遇刺到第一部份登上杂志,不过一个月,可见运笔之迅速。梅勒说为杂志写连载帮了他的大忙,迫使他在情节的发展上作出一些大胆的决定,否则他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写完这本书。

  《美国梦》的男主角是二战英雄,大学里的教授,结婚也已八年,家中还有女佣,可见条件之佳,美国梦已经实现。但是,他在战争中的经历,使他痛恨压抑个性的种种组织机构(institutions)。而这些机构的代表,在他家里,就是他的老婆,一个地地道道的泼妇。这一天,泼妇又来刺激他了,说是她的情人称赞她床上功夫了得,只有墨西哥的妓女才比得上。男主角一怒之下,掐死了泼妇。他把尸体从窗里扔出去,造成自杀的假象。他骗过了警察的审问,还在酒吧里找到了新的情人。当情人被盗匪杀害后,男主角远走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玛雅文化遗址的所在地。

  你可以想见女权主义者的愤怒:“什么,杀死老婆不受惩罚?”但大部份读者看到的是他的妻子在书中的象征意义。

  男主角痛恨“机构”却又依附着“机构”生活。在肯尼迪遇刺后,这位曾与肯尼迪有过double date(二男约二女)的先生,终于忍无可忍地打碎了婚姻机构。这一罪行迫使他挺身面对整个社会“机构”:系主任代表的学院机构,警察代表的法律机构,他的岳父--一个富有的商人--代表的工商机构……当他终于奋起抗争、与“机构”直面相撞时,“机构”竟也拿他无可奈何。他脱离了“机构”,在社会下层的酒巴女的身上找到新的生命,得到了完全不同的快感:

  I came up from my body rather

  than down from my mind。

  但是下层社会也有它自己的“机构”。他的情人试图逃脱黑手党的控制,接着被人误杀。男主角也离开了美国这个高度文明的社会而回归原始。

  梅勒后来说,他希望有一天,他的男主角能够重回美国并过着兴旺的日子。或者说,梅勒希望有一天,美国人自己起来打碎那些“机构”,使它们再也无法压制人的本性。

  性写到这样,背后就别有象征了。举个具体的例子。男主角掐死泼妇后,是自首还是逃亡还是怎么办,他决定不下来。屋里唯一的别人是年轻女佣露塔,或许她会听到些什么,他就去了女佣的房间。进去时女佣正在自慰。男主角二话不说脱衣服。女佣抬起刚干了活的那只手,让男主角握住吻它。他闻到“一股火热情欲的气流,充满了花香,充满了泥土味,似乎还有一只狡猾的老鼠溜过花园,齿间含着一点鱼。”这是女佣最隐密处的气味,藏着的却是“狡猾的老鼠”,这就很有一点帮凶的象征了。接着两人干了起来。梅勒写了一串又一串类似于上面所举例子的比喻。翻云覆雨时想这么多,真是累,简直就象某些男人为了延长时间而在脑袋里暗数一二三四似的。不过或许就因为这个原因,完事后,女佣对男主角说:我不知道你和你太太是怎么搞的,但你是个天才,绝对是个天才。杀了人的男主角,在性交后安定了情绪,听到这样的话,明白女佣是完全可以信任的,他上楼伪造了自杀的现场。那只“狡猾的老鼠”后来帮他骗过了警察。

  密勒和梅勒都是高产的作家,两人的生活也多姿多采。他们的作品和人生,不可能一篇短文中得到全面的介绍。我只是希望能指出一点:这两位作家对性的描写,并不能完全限制在性爱和情爱的框架内。性,对于西方作家来说,往往象征着对抗人类文明的神秘的原始生命力。这种性和文明的对立,体现在个人则是现代城市生活所造成的心和身的分裂。不管写的是阿格尼丝的青色乳房还是露塔下身的特有情味,字里行间都有着对社会的批判。

  最后有个声明。密勒写过一本关于书的书--《我生命中的书》,说的是哪些书给了他什么启发。书末附了个他一直想读但还没读的书的清单,里面有不少西方最著名的“黄色书籍”。类似的,密勒和梅勒的书,也在我的一直想读但还没读的书的清单里面。

  至于本文里的例子嘛,那都是在书店里随手翻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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