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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梅勒:在冒险的旗帜下


  如果问起美国当今最重要的作家,或许有人会告诉你,那应该是索尔·贝娄和厄普代克,前者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后者因为“兔子”四部曲两度获得普利策小说奖。
  相比之下,诺曼·梅勒似乎不太走运,他总是由于私生活的不检点而受到人们的非议,也因此降低了显赫的名声:六次结婚、生子无数、负债累累;酗酒吸毒、刺伤妻子、攻击政界要人、诽谤女明星、帮助杀人犯开脱罪责。但是凭心而论,对于二战以后的美国文化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能够超过梅勒:从“垮掉的一代”兴起,到嬉皮士运动的风靡一时;从反越战的游行,到竞选纽约市长,再到成立“第五阶层”,专门调查美国情报机构的活动。
  哪样行为能够少得了梅勒的支持倡导、推波助澜和身体力行?发表于1965年的《一场美国梦》并非梅勒最重要的作品,却是他沉寂多年后的首次激情喷发,继《裸者与死者》(1948年)一炮打响,此后的两部小说都不太成功。就在作家几乎要丧失了创作的决心时,他的一篇社会论文《白色黑鬼》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个人的暴力行为可以减少国家集体的大规模的疯狂举措,在这个看法的驱使下,梅勒写出了一系列奠定他的大师地位的“非虚构”作品,并且因为《夜幕下的大军》(1967)和《刽子手之歌》(1979)两次获得普利策奖。那么,处在写作状态上升期的《一场美国梦》到底反映了什么?这本只有20万字左右的小说,一改梅勒作品所惯有的内容驳杂和动辄上千页纸的庞大篇幅,“我有意搭间树屋,结果却盖出了一座木制的摩天大厦”。我们读者总算不用乘坐电梯了,可以在枝叶扶疏的树屋里慢慢躺下来。然而,小说的主人公罗雅克就远没有这样轻松了,这位二战的英雄、存在主义心理学的教授、电视名人和国会议员,从一开始就背负了另一重隐秘的身份,那便是把妻子从十层高楼上推落的凶手。他是如何制造假象和露出真面目的,包括与歌女彻莉的寻欢作乐、与情敌的争风吃醋和亡命天涯,梅勒都渐次写来,仿佛梳理鸟兽的羽毛,非常耐心细致,这相较于他那粗犷的面孔和激进叛逆的性格,多少令人吃惊。
  更让我吃惊的是梅勒对美国上层社会生活的铺叙,以及对暴力恐怖的氛围极其详尽的渲染,都可以看出作家的匠心独运,借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迪克斯坦剖析六十年代美国文化的文学史论《伊甸园之门》的评价,梅勒只是因为事与愿违才当上了一名作家,“将自己的作品置于冒险的旗帜下,把它看成一种内心探险,一场与死亡和恐惧的搏斗”。
  梅勒以亲身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血腥的画卷,小说主人公罗雅克对于政治权力的不懈追求,对于死亡的残忍而快意的体认,都会让读者毛骨悚然。“他们始终生活在疯狂与非理性中……而我则迷失在死亡的万花筒里。”或许,梅勒的笔下永远只有这两类人物:即丧失了人性良知的“裸者”和被死亡阴影笼罩的“死者”。我想,一个作家终其一生,也只能写好一两个典型形象,厄普代克找到了“兔子”和“半人马”为他代言,艾萨克·辛格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傻瓜吉姆佩尔”。谁见过一个作家可以永远不重复自己熟悉的题材呢。个人的气质就决定了他作品的风格,这一点,梅勒早在创作第三部小说《鹿园》时就注意到了,这位狂妄的犹太人竟然不把福克纳放在眼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的两句话:“小说几乎并不真正属于我,倒像我抚养的小孩。”“就像托尔斯泰坐下来想写《安娜·卡列尼娜》,却写出了《罪与罚》。他一定会很讨厌《罪与罚》。”
  在此,我不打算再谈论这本小说对于存在主义的多处见解和性场面的描述,关于这一点,大江健三郎等一批年代稍晚的作家都曾经是梅勒的忠实信徒。同样值得重视的是,梅勒不同时期的小说虽然受到了自然主义、存在哲学、无政府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且每部书涉及的题材都有所区别,但是他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列,特别关注社会的重大事件,又不仅仅局限于眼前的现实,例如《古埃及的黄昏》就完全虚构了三千年前的宫廷轶闻。他的勤奋和多产、想象力之丰富,都令人叹为观止。梅勒还告诫那些后起的同行,写小说不要过分地依赖技巧,技巧就好像一个“摸彩箱”和一条“脖子下系着一小瓶白兰地的雪地救难犬”,它会给你带来一线转机,暂时渡过难关,却是妨碍你成为大作家的致命伤。

张永义

选自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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