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作家与作品-美国相关

欧文·斯通临逝川之水


  美国传记小说家欧文·斯通(IrvingStone,1903-1989)渐渐为中国读者认同。人们津津乐道于脍炙人口的《梵高传》,惊叹于斯通刻摹心灵的细腻而深刻,隐隐地还心存感激:是那慧眼识珠的敏锐发现了梵高。然而,斯通的高度想象力和创造力尽管为世人所钟爱,他在美国严肃文学史中却付诸阙如。道理似乎很简单:他的传记小说既非“正统”的传记,又非“严肃”的文学,那一系列以历史人物为主角的通俗小说似乎不能荣登大雅之堂。
  这正应了中国古代小说之名的老话:“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欧文·斯通的小说委实致了远,《梵高传》迄今已译成30几种文字,全世界售出1400多万册。同时一些人仍在抵拒,“恐”怕正是斤斤“泥”于文学体裁的畛域?与其倚阊门而讪笑,不如着实地“观”探斯通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方药。
  欧文·斯通笔下的传主主要有三类形象:坚毅不拔、为解放人类而努力的斗士(《辩护大师丹诺》),披荆斩棘、探索科学真理的开拓者(《达尔文传》、《弗洛伊德传》、《希腊宝藏》),不囿成规、勇于创新的艺术家(《梵高传》、《毕沙罗传》),选择这些历史文化精英,斯通有自己的看法:不是每个人的身世都适合传记小说的形式。有些举足轻重的人物一生缺乏特殊的戏剧性结构。斯通选定了人物,总是把矛盾冲突及解决把握得张弛有致,编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总是在时代的背景中突出个体的塑造,同时兼顾真实的历史趣味。
  现代传记作家遇到的最大困难倒不是缺乏资料,而是资料太多而无从选择。传记作家要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肖像画家,寥寥数笔而形神兼备。斯通自然不满足于“街谈巷语”,创作前总要做细致而繁重的调查研究,在迢迢不断的历史之流中打捞有意义有价值的史料。在他眼中,传记小说就像浮出文字水面的冰山,更大的部分还藏掖着呢。而正是这一切构筑了坚实的根基,容许该显现的显现。在他看来,只有充分掌握材料,那雕凿出来的人物造像才更立体而真实。
  和周密的调查相表里,斯通在写作过程中充分考虑小说世界中彼时彼地的各种情况。《不朽的妻子》在第五章开头,林肯新婚了,在作者的脑海中浮现了如下问题有待考察:
  玛丽发生了什么变化?林肯呢?玛丽的房间在旅馆的什么地方?前方,后部,侧面还是一角?能否照到阳光?是冷是热,她是重新布置了房间还是任其自然?房间有多大体积?从那儿有什么视野?是粉刷还是糊墙纸?她在房间待多久?她是否要特殊的家具如书桌?还买其他小玩意如台灯?早晨她如何打发,是看书、做针线活儿还是写信?什么样的服务唾手可得?她如何处理钱财?因为亚伯拉罕厉行节俭,她是大手大脚还是如他所愿克己俭朴?……
  这些没完没了的问题,粗看真是形而下般琐碎。然而正是这股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儿,保证了小说创作的细节真实、人物性格的前后一致、情节发展的合理推演……
  是去絮叨那些多如牛毛的细枝末节吗?不,要以一当十,用新鲜的视角作现代的阐释。海明威给人的印象不是一个硬汉子吗?细心的传记作家并不人云亦云,而是令人心悦诚服地揭示:海明威有着不可拂却的心理自卑。和他同时期的传记作家一样,斯通基于事实,更植根于切身的感受,感受从搜集材料当中升起的情愫,大胆而自由地取舍。这样,刻骨铭心的体验使作者(会包括读者)不再作壁上观,而是积极地参与,和传记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弥合历史与文学,弥合传记与小说之间的裂缝,是斯通一生的追求。斯通的小说、能够起陈死人于地下,再灌之以新生的鼻息,使他们生活在现实社会中读者的周围,永远地活在历史的逝川之上。史实考证和主观表现的平衡,使小说至少具有野史般的“可观”,通过烛幽洞微的笔致,触摸历史,触摸长眠而又不死的伟大心灵。
  欧文·斯通一生潜心为他人树碑立传,每一位传主的成功塑造,凝聚了作者的情感和生命,同时也不声不响地在为自己铭刻历史的印痕:这位杰克·伦敦的同乡,不期然地闯入了艺术之国,在传记文学领域,浇灌出了融合科学性与趣味性的奇葩。斯通去世整整十年了,他那通俗的传记文学赢得了广阔的市场。雅俗共赏而又升华灵魂,这是他给人们留下的宝贵经验。他说:“写传记小说,最好不过的是做好调查研究,如果研究深刻而公正,小说也会深刻而公正;如果研究低劣、肤浅、含糊其辞或者寻求耸人听闻,小说就会随之低劣、肤浅、含糊其辞,成为只图贩卖耸人听闻的噱头。”这些经验,值得今日的中国传记作家细细玩味。

莫常红

选自《中华读书报》http://www.gmdail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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