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作家与作品-美国相关

寻不见的斯诺夫人

斯诺夫人签名照


  因为和斯诺夫人有书信的来往,因为斯诺夫人曾是冰心研究会的顾问,更因为对斯诺夫人曾有过牵挂,这次访问美国,我想一定要去寻访斯诺夫人,虽然她在四年前的那个早春已经去世,但我想,作为这样的一位国际文化名人,要寻访她的踪迹、寻找她留下的遗产,并不会太难。
  斯诺夫人晚年的居住地在康州的麦迪逊镇,属东海岸新英格兰的富庶之地。麦迪逊镇的范围很大,除了镇政府的所在地有一些相对集中的房子之外,其它便一幢一幢地散落在山坡与高地的丛林之中。10月的新英格兰大地,真是层林尽染,连绵不绝的枫林与银杏,树叶变黄变红,尚存的绿色与红黄交织,一片斑斓,枯叶飘零,撤落满地,斯诺夫人晚年的居住地,就在满路落叶的尽头?
  斯诺夫人在中国的影响,紧随斯诺其后。1936年埃德加·斯诺作为第一个西方的记者到了延安,回到北平后,便开始埋头写作第一次向西方世界展示中国工农红军的人物与生活的《红星照耀中国》(后译为《西行漫记》)。那时,他们住在海淀燕园南门外盔甲厂13号的一幢房子里,斯诺是司徒雷登领导下的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教员,而斯诺夫人则在清华或燕京听中国教授的课程,在写作中是丈夫的助手。开始,他们的合作还算平和,但后来时常出现了争吵,变得越来越激烈,最后,夫人在丈夫肾结石手术尚未康复而成书在即的紧张的关头,出走了。她和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张兆林同行,她也想去延安,想去抱回另一本红色的书。但由于路途遇阻,不得不在西安住下,结果却访问了张学良将军,成了将国共即将开始第二次合作的消息捅到西方去的第一个人。后来还是到了延安,直接访问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李德,她果真也带回一本红色的书,书名就叫《中国红区内情》(后译为《续西行漫记》),与斯诺的《西行漫记》称姐妹篇还是夫妻篇?对于这两本书,斯诺夫人说:“埃德加·斯诺的书是惟一关于从1935年到1936年延安时期的书,那是在延安得到解放以前的时期。”而她的“这本书是1937年以后的一些年能看到的惟一关于延安的书。”
  斯诺夫人原名海伦·福斯特,1931年夏,带了“高尔夫球棍和网球拍,穿着一件皱薄绸上衣,在‘林肯总统’号客轮的船头热切地凭栏而立,很像一艘老式快船船头的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像”来到中国,8月,在上海与斯诺相识,从相识到相爱到结婚,前后有一年多的时间,但这一年多的时间,并没有将他们自由的心栓到一块,他们都有各自的志向,甚至于野心,要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又多难的土地上,开垦出树木与果林。后来,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但各自独立而又互不相让的性格,最终使他们分开。这时,他们早已离开了中国,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也就是康涅狄格州,时为1949年的秋天。斯诺后来与纽约百老汇女演员洛伊斯·惠勒结合,而前斯诺夫人,经过一段痛苦的时日,就在与前夫斯诺共同生活过的麦迪逊小屋里住下,并且没有改变她的海伦·福斯特·斯诺姓与名,直到终老。这是一幢爬满英格兰青藤的小屋,祖上的遗产,建于1752年的殖民地时代,比美国的历史还要古老。
  在中国的斯诺夫人年轻貌美,冰心曾说过,是她见过最漂亮的一个美国女人。1935年斯诺至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时,吴文藻先生是法学院院长,曾设家宴为其接风,冰心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相见之下,我觉得斯诺夫妇很年轻而才华横溢,海伦尤其活泼俏丽,灵气逼人!”1992年斯诺夫人在第一次与我的通信中,就寄来了摄于1941年与1943年的两帧照片,亲笔签上了她的H e len Fo ste r Sn ow英文名,并注有她的出生年月:SEPT 21,1907。1941年那一帧,34岁,有着成熟少妇的生动与妩媚,而到了36岁时的那一张,则多出了一层忧郁,当然也是美丽的忧郁。我不知道她为什么选择了这两帧照片,也许这是她一生中的两个亮点?不过,我认为她事业的最亮点是在中国,继《续西行漫记》之后,她又出版了《延安采访录》等,写出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长篇论文《中国的现代文学运动》,她结识与描写了中国三十年代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与作家,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罗炳辉、张学良、鲁迅、宋庆龄、康克清、冰心、许地山、丁玲等,她不仅到过延安,创办过《民主》杂志,还参与过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藏匿过爱国的学生,她说,“一二·九”七名学生运动的领袖都是她的朋友,为了这次学运的成功,她前后花了6个月的功夫,并记下了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至今这些珍贵的资料仍在尘封之中)。当日本侵略正急,华北处于危险之中时,她还写下了《古老的北京》的长诗,“北京死了,死了/无耻的,公然的,和那些/在那失去的战场上,受挫被掠/之后的,温暖裸露的生物/一同死去了”,表达了她的义愤填膺,这首诗当即由冰心翻译成中文,刊登在《自由评论》上。她在中国的时候,就开始与宋庆龄等创办与组织实施“工业合作社”,从此一直为这个国际理想而无偿地工作,直到她90年代给我写信时,仍然用的是“工合”的信笺。
  回到美国的斯诺夫人,与斯诺离异后的斯诺夫人,只有四十多岁,有充沛的时间与精力,但她说,她表现得不怎么坚强与敏锐,她本来拥有大量的关于中国宝贵的、独特的资源,却没有能够使用,因为朝鲜战争与麦卡锡时代,她很悲观,只得将精力放到她的“工合”的事情中去,并且,用她自己的话说,“形成了一种超越于金钱概念的社会主义化的工作态度,这差不多使我成了一个靠稀薄空气生活的动弹不得的囚徒。”后来,她回到丛林深处的那座小屋,回到她心中的中国,在大西洋的岸边一遍又一遍地憧景着回忆着追寻着中国,用她那台老式的英文打字机,敲击她的灵魂深处的中国,从五十多到六十多到七十多到八十多九十多,打字机没有更新,敲击声没有停止,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就这样,她的一生写作过五十多部的书,但只有10部得到出版,其它都静静地躺在麦迪逊小屋的地下室里。在她给我的一封信的后面,曾附过10部出版过的著作目录,其中有6部是关于中国的,同时还有一份待出版的文稿篇目清单,42部(篇),其中有关中国的近20部(篇),比如《中国古代妇女》《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经历》《太阳的东部与月亮的西部》《在中国屏幕上》《在毛泽东故乡———我的湖南之旅》《中美特别关系》
  《中国侧影》等等,最后的书目是《永久的眷念》之一到之四,写作的时间分别为1980年至1985年,估计这应该是她的关于中国关于斯诺的回忆录。当时,我并没有完全明白斯诺夫人为何要附寄这样的一个书目清单给我,我所能理解的是,在一个年轻的中国人面前,表达她对中国的感情,但是后来我知道了另外的一个事实,斯诺夫人的书在美国极难出版。这完全出乎我的想像!
  出乎想像甚至令我震惊的事情还有。一位在康州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一次偶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读到一篇文章,说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海伦·斯诺就住在麦迪逊镇,于是,他与母亲专程前去拜访,那时,斯诺夫人刚好收到我的一封信,请他帮助翻译,这位留学生后来给我写了一封信,很具体地谈到了斯诺夫人的生活情况,信中说:“老人已经85岁,虽然身体十分不好,但思维敏捷。出乎我们意料的是,这位出版过十多本书的知名作家,生活即使按国内的标准都算清苦。老人没有子女,每周有一位护士家访一次。她的身体不好,床头就放着氧气瓶,平时没有人照顾,但是她仍然在不停的工作,写作……”
  这样,虽然我和斯诺夫人从未谋面,但却变得十分地牵挂起来。有一次在北京探望冰心老人,言及斯诺夫人,冰心说,她是很漂亮,但也很坚强,1972年她重返北京时,她们过面,但没有听到她讲在美国的艰难。我告诉冰心,斯诺夫人在给我的信中,高度评价了她,说,您在当时就是中国最优秀的作家,有着独特的文学抒情风格,还说,您很美丽,很有魅力,说您和吴先生堪称中国青年婚姻的楷模。冰心老人听后,笑笑,说她总是那么的大度和乐观。
  到是中国人始终没有忘记过斯诺夫人,视她为永恒的朋友。许多人都积极想办法,希望她的书能出版,能有更多的读者,她描写1972年第二次回到中国的手记《重近中国》,终于在黄华等人的努力下,于1991年在中国得到出版(刘炳章、王中一、隋丽君等6人翻译,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至1995年已三次印刷,印数总计21000本)。同年,中华文学基金会将首届“理解与友谊国际文学奖”授予了她,并且由张锲、金坚范专程到麦迪逊镇为她颁奖。1996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又授予她“人民友好使者”的光荣称号。1997年5月,在她简易的葬礼上,除家人外,中国的朋友占了多数,其中有专程从太平洋彼岸来的黄华、何礼良夫妇,龚普生大使,他们都曾有长达五十多年的友谊,同时,还有当时的驻美大使李道豫,纽约总领事邱胜云等,在《愿你永远平安》的歌声中,送走了他们的老朋友海伦·斯诺。
  对于这样的一位国际性的知名作家,当她在世的时候,我不太理解她的作品为什么不能出版?因为市场的原因?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当她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她的一切总应该视为人类的文化记录,尤其是那几十部没有出版的书稿,应是珍贵之极,而美国十分重视保留原始的文化记录与人类的精神资源,以至使这样一个建国只有二、三百年的国度,有着无数的博物馆,无限的经典长堤,无尽的人物画廊,让人的感觉是,年轻的美国收藏着古老的全人类。所以,我想,麦迪逊镇一定有座斯诺夫人的博物馆,所以,当在纽黑文行走过狄更斯大道,在哈特福德的郊外参观过马克·吐温故居、斯托夫人故居后,我提出,我想访问斯诺夫人的故居,那座爬满英格兰青藤的古老小屋。
  我不知道我的要求会令朋友为难,但还是同意前往,从哈特福德到麦迪逊镇,要将近两个小时的路程,就像我们将要到达哈特福德时,一路打听“M a rk Tw a in H o u se”那样,在进入麦迪逊镇时,朋友也不断地打听“H e len Fo ste r Sn ow H o u se”,热情的美国人一一茫然,没有一人回答得上来。在打听“M ark Tw a in H o u se”时,两个人起码有一个回答得上来,甚至有人要为我们带路,当时,我们多么希望麦迪逊镇也有为我们带路人的出现,但是,如果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H e len Fo ste r Sn ow H o u se”在何处,又如何带路?朋友只得将车开到镇上,希望在此寻得帮助,仍然让我们失望。但朋友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他说,再找找,也许是能找到的。而“9·11”事件与正在全美弥漫的炭疽菌白色恐怖,又令美国人如惊弓之鸟,曾想通过设在路口的邮箱寻找,但当我们在一林间的邮箱前刚刚站立,便遭到一个开车路过的美国人愤怒斥责。于是,只得开了车在林间的公路继续前行,甚至可以说是漫无目的地前行。每一条路都将我们引到枫林的深处,每一处都是很美的景色,然而,此时却无心欣赏,那座爬满英格兰青藤的农舍小屋,藏在哪一片的林中?就这样找,这样问,最终没有结果。已是午后时分,还有一个安排好的活动,只得放弃了寻找,在做出了这个决定时,朋友答应了我的一个要求,在麦迪逊这片丛林中,稍作停留。
  在一片有着房屋和池塘的地方,在我认为与斯诺夫人故居相似的地方,车泊枫林外,我从车上下来,踩着厚厚的落叶,向前走去。我似乎听见了丛林深处传来的老式打字机发出的声响,听见了那微弱的咳嗽声,我明白,这是幻影,但我十分珍惜此刻出现的幻影。斯诺夫人说过,她相信她的思想,相信她所有的作品都是有价值的,相信她的生活是有价值的。她说,她仍然期待她的作品在她有生之年或在她归天之后产生影响,因为这些作品永远是进步的、积极的和具有建设性的。而就在她说这些话的同时,中国的作家在她农舍式小屋的地下室,看到了一大摞一大摞未出版的手稿,一大摞一大摞从中国带回的手记,包括“一·二九”运动的手记、西安的手记、上海的手记等等,我相信斯诺夫人说的话,我想像着,这批手稿与手记如今在哪里呢?一向重视文化积累的美国,总不会让它们散失吧,纵然是她这些手记、手稿体现了某种倾向,但无论是那一种倾向,不都是人类所经历过而留下的遗产么?斯诺夫人说,她是一个在中美之间架设桥梁的人,她说,她的思想是“架桥”,不但在两个极端之间架桥,而且在两个时代、两个空间以及思想不同层次上架桥,这自然是非常深刻,也有一种人类的使命感。于是,我又听到那老式英文打字机的声音,听到那微弱的咳嗽声,她没日没夜地劳作,仅仅是为了一个“架桥”的观念和中国的情结?还是用她机械的动作复活着与斯诺相处的时光?我希望有这一层情感在内,起码是两者兼而有之,这样想来,就会使人感到轻松一些,会使人得到些许的安慰。
  斯诺夫人在这片丛林中离去,没有像她半个世纪前的丈夫斯诺那样,将骨灰的一半安放在未名湖畔,但她最后一句话是对前来探望她的中国朋友说的:“我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了,可我的心回到了中国!”最后的一个愿望是,不要在寒冷的一月安葬她,待到五月,五月的新英格兰大地,花开遍野,她要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寻找她失去的爱与岁月。

王炳根

选自 《中华读书报》2002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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