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作家与作品-中国相关

郁达夫生命的最后时光(附图)

郁美兰

一九四四年,郁达夫怀抱儿子郁大亚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留影。


  编者按:20世纪三十年代初,郁达夫曾对美国友人史沫特莱说过这样一句话:“I am not a fighter,but only a writer.”(我不是一个战士,只是一个作家)。郁达夫的这句名言,在当时的上海曾引起一场风波,以至于他被“左联”开除。郁达夫一生中,由于所经历的国内外复杂的历史时代和其性格的独特性,被误解遭歪曲并受到不公正谴责的事情有许多。纵观郁达夫的一生,特别是他侨居南洋的时期,他到底是否只是个作家?

  当郁达夫倒在日本法西斯的屠刀下的时候,人们终于清楚地看到,他何止是一个作家,分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以笔、以生命作投枪的战士。

  本报特刊登郁达夫之女郁美兰撰写的专文,记述郁达夫在南洋与敌周旋,最后惨遭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的史实。

  狮城办报 领导抗日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应《星洲日报》之邀,决心到新加坡“下南洋去作海外宣传”(郁达夫语),动员更多的侨胞支援抗日战争。郁达夫在新加坡的三年零两个月期间,接编《星洲日报》、《星槟日报》、《星光画报》的副刊编务,并代理过一段时间的《星洲日报》主编。1941年又担任了新加坡的英国当局情报部创办的《华侨周报》主编。可见报纸成为郁达夫在新加坡期间的主要战斗阵地。3年间,他写了400多篇政论、杂文、散文和文艺杂论。

  当时的新加坡有许多抗敌组织,其中以胡愈之、王纪元、张楚琨等为核心,有新闻界、教育界、文化艺术界参加的“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郁达夫被选为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张楚琨先生在《忆流亡中的郁达夫》中写到:“在这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我和郁达夫天天见面。一起开会,一起对群众演讲,一起慰问星华抗日义勇军。这位发表《毁家诗纪》的诗人团长,不是挂名,而是实干,热情洋溢地负起领导责任来。”“我记得,晚上熬夜编三个副刊的郁达夫,白天眼里挂着红丝,用沙哑的声音,对青训班作朝会讲话(他兼青训班大队长)。敌人轰炸加剧了,第二期青训班100多人不得不分为四个中队,散布在四个地方;他在轰炸中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不畏缩。他那瘦弱的躯体爆发着火一般的生命力,我仿佛看到一个在为希腊自由而战的拜伦。”

  的确,有人曾回忆郁达夫当时精力过人,他上夜班在报馆看最后的新闻电稿,然后下笔到完成发稿,再看大样,总在清晨了,而白天还要编副刊和参加社会活动,他每天光是伏案工作就要10小时以上,写稿、改稿、写信、写启事、按语等,每天笔耕总要四五千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就积极投入抗日的实际工作。他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战时工作干部培训班主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委,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郁达夫实际上成为新加坡华侨中的抗日领袖之一。

  流亡苏门答腊

  1942年初,新加坡沦陷后,郁达夫与胡愈之、沈兹九、张楚琨、汪金丁、高云览等一批在新加坡从事抗日宣传的文化人,乘坐难民船离开新加坡,渡过马六甲海峡,撤退到当时荷兰殖民地———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几经周折,最后在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的马耶公务(Payakumbu)镇落脚,开始了他的生命旅途中最后三年的流亡生活。

  为抒发感情,排遣内心的寂寞,郁达夫又开始写诗了,并且还开始蓄留短须。艰苦的流亡生活,并未使他意志消沉,相反,心中却蕴蓄着对法西斯的深仇大恨,浑身沸腾着为国献躯的热血,诗里行间洋溢着抗战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

  一次,郁达夫去访问镇上的一位侨领蔡承达,正好同时也有一个日本宪兵来和这位侨领交涉些事情,双方正苦于语言不通,束手无策时,正巧郁达夫进来,蔡承达知道郁达夫会讲日语,就请他临时翻译。从此驻在布吉丁宜市镇的日本宪兵就知道巴耶公务有一个名叫赵廉(当时郁达夫的化名)的华侨,精通日语。当时,占领苏门答腊岛的日军非常需要通日语、印尼语和华语的译员,因此不久后郁达夫被胁迫充任日本宪兵部的翻译。为保持头脑清醒和见机行事,郁达夫在这期间毅然戒酒。

  赤手空拳与敌智斗

  为不暴露身份和维持生活,这一批流亡的文化人在巴耶公务开办了一个“赵豫记”酒厂,郁达夫出面做老板,张楚琨任经理,胡愈之任会计。酒厂开办一段时间后,销路猛增,生意兴隆。每月提取一部分盈利给逃难的文化人分用,这样既能帮助一部分文化人解决生活困难,又能增加被迫当日军翻译的郁达夫身上的保护色,使日军更相信他是一个殷实的华侨富商,而不至于暴露正式身份。然而对被迫充当日本宪兵翻译的郁达夫来讲,却面临着一场极其严酷的考验。事实证明,郁达夫在那鬼影憧憧的日本法西斯阵营里却做到了出污泥而不染,始终保持着贯穿他一生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他虽身陷敌营,却利用会讲印尼语、华语等而日本人不懂的优势,在翻译时居间折冲,暗中做了许许多多帮助印尼人民和华侨的事情。比如:当日本宪兵审问印尼人时,郁达夫把印尼人的供词翻译时故意减轻罪证,因此开脱了不少印尼人;有时宪兵部接到暗探报告,有关于华侨的,郁达夫探悉后就暗中通知当事人,设法消弭,因此在郁达夫当翻译的7个月中,武吉丁宜宪兵部没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偶而有被拘禁的,不久也会经郁达夫的巧妙周旋暗中营救而获释。

  由于郁达夫以“富商”身份出现,长期独身将引起日本人的怀疑,于是在友人介绍下,与一位从中国广东台山来的华侨姑娘陈莲有(后改名何丽有)结婚了。陈莲有从小出身贫苦,没上过学,只会讲台山方言和印尼话。作为中国一个大文豪,却与一位没文化的华侨姑娘成婚,这恰恰说明了身陷狼窝的郁达夫的苦心,以免暴露身份。郁达夫虽重新成了家,可是他内心深处仍旧牢记着国耻家恨,他忍辱负重,渴望着为国家为民族复仇的时刻。在此间,他卖给日本人的酒都是专门特制的高度酒精酒,他说:“让这浓酒精慢慢毒死这些强盗。”郁达夫始终以各种方式来表达对日寇的憎恶和仇恨。

  惨遭日本宪兵暗杀

  1944年,日军宪兵总部机关移到了离巴耶公务不远的武吉丁宜镇,并大大加强了在这地区的统治力量。当时宪兵总部里有不少人是从新加坡调来的,有些人对新加坡文化界的情形十分熟悉。其中有一个叫洪根培的,曾受过日本法西斯的训练,是侵略军的走狗,他在宪兵部充当译员,他了解巴耶公务的酒厂老板赵廉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家郁达夫,但他并没立即告发。后来他托郁达夫为他做媒,但被他看中的那位华侨姑娘已有心上人,更不愿与日军走狗结婚。当姑娘的父亲来求郁达夫帮忙时,郁达夫毅然亲自当主婚人,立即为那姑娘与她心爱的人举行婚礼,因而得罪了洪根培,使洪怀恨在心。同时,巴耶公务原中华学校校长被校董会解聘后托郁达夫去为他说情,郁没答应,因而也心怀不满。于是,洪根培去宪兵部告发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并诬陷他是联军间谍,中华学校校长则出面作证。

  洪根培告密的消息一传开,从新加坡流亡来的一群文化人感到极大不安,他们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当时有人劝郁达夫到别处躲难,但郁达夫知道自己已被日军监视,若企图逃离,势必会立即被捕,于是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实际当时日本宪兵一边监视郁达夫,一边开始对他进行严密的审查,并到东京、上海等地调查“赵廉”的真实身份)。但你们应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太大。”胡愈之等一批文化人认为郁达夫的分析和建议颇有道理,于是分头疏散。在这同时,有两位与郁达夫来往较多的侨商先后被宪兵部传询;在巴耶公务附近市镇的十多个华侨被捕,都是与赵廉案有关的。郁达夫已意识到自己难以逃脱敌人的魔掌了。这位对自己祖国无限忠诚的文学家和战士,做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为防不测,他自己的遗嘱都写好了。

  下面是他在1945年农历正月初一写的一份遗嘱:“余年已五十四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自改业经商以来,时将八载,所有盈余,尽施之友人亲属之贫困者,故积贮无多。统计目前现金,约存二万余盾;家中财产,约值三万余盾。‘丹戎宝’有住宅草舍一及地一方,长百二十五米达,宽二十五米达,共一万四千余盾。凡此等产业及现款金银器具等,当统由妻何丽有及子大亚与其弟或妹(尚未出生)分掌。纸厂及‘齐家坡’股款等,因未完,故不算。……”从这份不同寻常的遗嘱里,人们看到了一个在狰狞敌人面前宁死不屈的战士形象。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终于度过了漫漫长夜,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正当人们欢庆胜利的时刻,日本法西斯却向郁达夫伸出了罪恶之手。

  8月29日傍晚,郁达夫吃完晚饭后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当地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郁达夫就回到客厅与朋友说有人找他说点事就回来,当时他身上还穿着睡衣和木屐。谁知郁达夫却从此“失踪”了,经过长时间的调查,最后才证实,郁达夫是于1945年9月中旬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1年05月16日第七版)

理想藏书 hesse制作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