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作家与作品

朱自清为什么“不平静”

钱理群


  《荷塘月色》是朱自清“独处”时的“独语”——与其说在观赏景物,不如说在逼视自己的灵魂深处;与其说写下的是他看到、感觉到的一切,不如说他在构造一个他心中渴望的,“超出了平常的自己”的“另一个世界”——一个与现实对立的陌生的艺术世界。在现实中,人被命定扮演某个角色,做“一定要”做的事,说“一定要”说的话;而在这里,“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不做;这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的世界。因此,在《荷塘月色》里,显然有两个世界:朱自清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与自我心灵升华的超越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朱自清的一个“梦”:在文章开头写到妻子“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结尾回到家里,“妻已睡熟好久”;行文中又不断以“笼着轻纱的梦”、“小睡”、“酣眠”、“渴睡人的眼”作比,整个“荷塘月色”的画面似有烟雾弥漫,渺茫、隐约而朦胧,这都是在刻意营造一个“梦”的氛围与意境。正是这“现实”世界与“梦”的世界的对立、纠缠,显示着作家灵魂挣扎的凄苦。两个世界中,梦的世界在文章里是直接呈现的;现实世界只是“偶而露峥嵘”。而我们的阅读、欣赏,却恰恰应抓住这偶尔的显露(暗示),并从这里切入——因此,中学语文教材的“预习提示”,强调“阅读时,要重点抓住‘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等语句的深刻含义”,以此作为“理解文章的主旨”的钥匙;应该说,这是抓住了“牛鼻”(要害)的。

  但“预习提示”中引用朱自清《一封信》里的陈述,将朱自清的“不平静”仅仅归之于“蒋介石叛变革命”的“黑暗”现实,却是不全面的。近年学术界在考察这一时期朱自清的心路历程时,于《一封信》之外,又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写于1928年2月(写作《荷塘月色》七个月以后)的《那里走》一文。也许将《一封信》与《那里走》合起来,就可以较全面地把握这一时期朱自清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与内心反应。

  朱自清前述对“属于自己的,自由的世界”的向往本身,即已说明了他在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与历史位置。而像他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1927年国(民党)、共(产党)分裂后两大政治力量尖锐对立的形势下,就不能不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之中——《一封信》与《那里走》所表露的正是这选择的困惑。正像教材“预习提示”里所引述的,他“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说是一团火。似乎在挣扎着,要明白些什么,但似乎什么也没有明白”,他被“南方这一年的变动”,即国、共分裂,蒋介石对共产党人与革命青年的血腥屠杀弄得目瞪口呆,觉得所发生的这一切是“人的意想所赶不上的”(以上引文均引自《一封信》)。但朱自清(以及与他同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没有如另外一些激进知识分子那样,因此而走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以“以暴易暴”的武装斗争为中心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道路。——面对这样一条道路,他陷入极大的困惑之中。正像他在《那里走》里所说、他和他的朋友明确地意识到,发现与重视“个人价值”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社会政治革命中,“一切的价值都归于实际的行动”与“理智的权威”,而“党便是这种理智的权威之具体化。党所要求于个人的是牺牲,是无条件的牺牲,一个人得按照党的方式而生活,想出自心裁,是不行的”。由此而产生了朱自清所说的“性格与时代的矛盾”:一方面,他看到这是一种时代的、历史发展趋向,“是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必要的历程”,不仅势所必至,而且势不可挡;另一方面,他却要固守知识分子的“自我”追求(即本文所说做想做的事、说想说的话,不做不想做的事,不说不想说的话的“自由”),不愿“革自己的命”,即改变(改造)自己,因而产生了被毁灭的恐惧:“那些人都是暴徒,他们毁掉了我们最好的东西——文化。”这样,朱自清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既反感于国民党的“反革命”,又对共产党的“革命”心怀疑惧,就不能不陷入不知“那里走”的“惶惶然”中——朱自清的“不平静”实源于此。作为无可选择中的选择,朱自清们“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这就是说,他们试图“躲到学术研究中”,既是“避难”,又在与“政治”保持距离中维护知识分子的相对独立。在某种意义上,“荷塘月色”(宁静的大自然)的“梦”也正是朱自清们的精神避难所。

  但对于五四启蒙精神所哺育的这一代人,完全脱离(超然于)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朱自清自己在《荷塘月色》中所说,“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尽管他们现在不无被动地选择了“冷静”、“独处”的学者生涯,但他们仍不能摆脱处于时代中心的、“热闹”的“群居”生活的蛊惑。在《一封信》里一开头他就表达了对于“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的生活的不安:“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战栗起来;清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这种“战栗”既包含了对放弃了社会“责任”的负罪感,又来自过于狭窄的个人天地将导致生命的枯竭的危机感。既神往于个人的自由世界,又为此感到不安与自谴,这内在矛盾构成了朱自清内心“不平静”的另一个侧面;在《荷塘月色》里就外化为“荷塘月色”与“江南采莲图”两幅图画,在“冷”与“热”、“静”与“动”的强烈对比、相互颠覆中,写尽了这一代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中学语文课本将朱自清描写充满“人生味”、生命活力的南方景色的《绿》与《荷塘月色》编在一起,是很有“意思”的:它们象征着中国知识分子追求的两种人生境界,确实耐人寻味)。

  不过我们在注意到朱自清这类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时,还必须看到,这是一批与中国士大夫中庸主义传统有着深刻联系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们的内心矛盾及其外在表现形态都不可能如鲁迅的“大爱”与“大憎”那样激烈与极端,同样具有“平和”的特点:《荷塘月色》里的景色,总是“淡淡的”,“恰是到了好处”的:“香”是“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清香”,“色”“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山”也是“远山”,而且“只有些大意”,如朱自清自己所说,写的不是“酣眠”,而是“别有风味”的“小睡”。这里所显示的有节制的含蓄的美,不仅与朱自清式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庸主义”的世界观、人生哲学、思维与情感方式相适应,而且也与“哀而不伤”的传统美学风格有着内在的和谐。

  (选自《名作重读》,钱理群著,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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