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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聚仁:湮没于历史中的历史见证人(附图)

柳哲

1965年曹聚仁在香港寓所前

  
  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文化人士曹聚仁(1900—1972),从1900年出生到现在,已经前后一百年了。

  曹聚仁传奇的一生,有时声誉雀噪,有时沉沦坎坷,也曾深入枪林弹雨,还曾成为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宾。曹聚仁的弟子、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方汉奇曾为自己的业师作过如此的评价:曹聚仁在近代文坛和报坛上,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复杂,很不寻常,当过教授,当过记者,当过作家,当过各类报刊的自由撰稿人。和近代文坛上左中右的各方面人士,包括周氏兄弟(鲁迅等),都有过密切来往。对曹聚仁的一生和他的一些作品、活动,历来众说纷纭,毁誉参半。周恩来总理曾在曹聚仁逝世后,盖棺论定地称他为“爱国人士”,并亲拟墓碑碑文:“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之墓”。

  从“神童”到教授

  曹聚仁字挺岫,号听涛,常用笔名有陈思、阿挺、丁舟、赵天一、土老儿、沁园等。1900年7月7日,出生在浙江浦江县通化乡蒋畈村(今属兰溪市墩头镇)的一户农家。

  曹聚仁的父亲曹梦岐是耕读出身的清末最后一科秀才。曹聚仁天生聪慧,幼承父训,先读私塾,后转到育才学堂学新学。3岁就读了《大学》,而且字字会写,句句会讲;4岁进了私塾,熟读《中庸》,能读能背能讲,在戚友面前,变成“神童”了;5岁读完了《论语》、《孟子》;6岁时就能动笔写出四五百字的短文;7岁那年能背诵《诗经》。

  1915年他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这里有单不庵、朱自清、俞平伯、陈望道、刘延陵、夏尊、刘大白等一批和新文化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名师。在“五四”运动席卷全国时,杭州一师也成立了学生自治会,他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主席,著名的“一师风潮”,便是由他和宣中华、冯雪峰等领导的。后来他又主编《钱江评论》,与北京的《新潮》、上海的《觉悟》桴鼓相应,显示了他在文字、编辑、采访方面的特长。

  1921年他从浙江第一师范毕业后来到了上海。他一边读书,一边写稿,成为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主要撰稿人,先后写了100多万字。依靠《民国日报》这个圈子,曹先生结识了许多师友,如柳亚子、叶楚伧、胡朴庵、陈独秀、张闻天、瞿秋白、戴季陶等。特别是吴稚晖,对他以后写文章影响很大。

  1922年4月,国学大师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请,到上海作国学演讲,曹聚仁以《民国日报》特约记者身份前往听讲并作笔录,由于他的国学功底深厚,记录得很准确,深得邵力子称许,在《觉悟》副刊上连载,后结集《国学概论》一书出版,至今已先后印行了近40版,还有日译本,成为当时大专院校流行的文史课本。曹聚仁因此成为章太炎最年轻的弟子。

  1923年,他便开始走上了上海艺术专科学校、暨南等大学的讲坛,成为一名年轻的教授,他先后在复旦大学、大夏、路矿学院、中国公学、持志大学等校任国文或史学教授。

  《涛声》与《芒种》的时代

  曹聚仁1931年8月22日在上海创办的《涛声周刊》,不仅得到过鲁迅生前的投稿支持,即使在60年以后,它的读者、曹聚仁同时代至今仍健在的文坛名家如章克标、钟敬文、柯灵、蔡尚思等仍有很深的印象,对其赞不绝口。曹聚仁与鲁迅最初认识是在1927年12月21日,鲁迅应邀到上海暨南大学演讲,曹聚仁当时为暨南大学的教授,前往听讲并作了笔录,以《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为题,在《新闻报·学海》上发表,后收入《鲁迅全集》中。但曹聚仁与鲁迅交往最密切的时期,还是他主编《涛声》、《芒种》及与人合编《太白》时期。

  1935年3月,曹聚仁又与徐懋庸共同主编了《芒种》半月刊,封面上印着一幅木刻《春牛图》,表示接近农民生活,也含着勤劳耕作了待秋收之意。《芒种》与《太白》(曹聚仁是编委,陈望道主编)提倡大众语,是更接近口语的文体。据曹聚仁回忆,当时《芒种》所写的题材有三:“一是鲁迅所惯写的杂文,以批判现实剖解时事为主,我们在《涛声》时期所写的,都是这一类的文字。二是我们所写的历史小品,有着借古喻今的讽时意味……三是报告文学,见之于报章的特写。此外,还有周建人、贾祖璋诸兄的科学小品。大体说来,我们所写的题材,都和现实生活有关的。”《芒种》批评现实,剖解时事,借古喻今,继承了《涛声》的批判精神和泼辣文风,成为左翼文坛中很有影响的刊物。

  抗日救国,持笔从戎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接着“八·一三”淞沪抗战,曹聚仁脱下长衫,走下讲坛,走出书斋,以名教授、名作家、名学者的身份,投入到抗日洪流中去。他换上了军装,选择了战地记者这一危险的职业,勇敢地奔向抗战的第一线。他带笔从戎,住进了与苏州河一河之隔的88师孙元良司令部,随军进退,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源源不断地为《大晚报》、《立报》和中央通讯社撰写战地通讯。10月,他进入谢晋元524团驻守的“四行仓库”,目睹了800壮士英勇坚守的全过程,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中国人民以兴奋与安慰。后来,他将这些身临其境的一切写入了他编的《中国抗战画史》中,留下了极其重要的资料。

  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他受中央通讯社聘请,任战地特派员。随战线变动,也逐日往西往北退去,赶上了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1938年4月7日,轰动海内外的台儿庄大捷,首发者就是曹聚仁。消息见报后,举国若狂。接着,曹聚仁的《台儿庄巡视记》长篇报道,于9日又在全国各报刊出。

  1939年曹聚仁到了赣州,应蒋经国的邀请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并成了蒋经国的高参。

  抗战8年,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使他成为一个名记者。如果说他以前是读万卷书的话,那么这8年就是行万里路了。

  漂泊港澳,呐喊统一

  解放前夕,《前线日报》社社长马树礼为曹聚仁全家已买好了去台湾的船票,最后他还是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并没有去台湾。1950年7月,他只身去了香港。行前,他曾写信给夏衍、邵力子等人,邵力子答复:在海外也一样可以为国家出力。他这一去结果羁留港澳就是22年,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奔走呼号,直至1972年在澳门走完了最后的人生。曹聚仁为最早在海外华文报刊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海外记者。

  1956年至1959年,一般人都认为曹聚仁先后六次(据有关人士透露,实不止六次)被邀回内地采访,毛主席曾两次接见他,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多次接见他。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先让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及张治中将军等与曹聚仁会谈。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邀请他在颐和园夜宴。这次宴会经过,曹聚仁以《颐和园一夕谈———周恩来会见记》为题写成文章,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第三版上,接着印度尼西亚华侨主办的《生活周刊》也发表了更加详细的报道《周总理约曹聚仁在颐和园一夕谈》,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曹的报道中第一次提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口号,在海内外引起强烈震动,并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曹聚仁作了长谈。毛泽东对曹聚仁在海外的言论很重视。当曹聚仁说他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时,毛泽东叫他不妨再自由些。毛泽东还向他询问了许多关于蒋经国在赣南的旧事。1959年8月23金门炮战前几天,毛主席再一次接见了他,让他将中共金门炮战的目的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后来他在《南洋商报》发表了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每次回大陆采访,他还受到周恩来、陈毅等的接见,并作长谈,谋求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所以曹聚仁在澳门逝世后,周总理如此重视安排料理他的后事,是很可理解的了,这样一位“为祖国统一大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曹聚仁在抗日前线采访



  (罗青长语)的“爱国人士”(周恩来对曹聚仁的评语)曹聚仁,他的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爱国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生命不息,笔耕不止

  曹聚仁一生与笔墨为伍,写作不择时地,只要灵感上来,挥笔成文,一气呵成。他的侄女曹景滇回忆道:“伯父当年却能在最吵闹的环境里写作。伯父的《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等在海外颇有影响的几本书,就是在我们的喧哗声中写成的。”曹聚仁生前友好、现任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马树礼也在写给笔者的信中说他:“聚仁兄初到香港的几年,我们相聚最多,有一年我从印尼回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可说天天见面,他那时写作很多,我们一起在酒店饮咖啡时,他手中总是拿着稿纸,边谈边写……”

  他的一生主要著作有:《国学概论》、《中国近百年史话》、《中国文学概要》、《书林新话》、《文坛五十年》、《鲁迅评传》、《我与我的世界》、《万里行记》、《国学十二讲》等80余部,计4000余万言。

  由于各种原因,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曹聚仁及其作品几乎已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中。近20年中,已有内地17家出版社出版了20余种曹聚仁著作,其中研究曹聚仁的专著4种。随着曹聚仁作品的广为传播,曹聚仁的名字也逐渐为大陆学人和读者所熟悉。

  选自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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