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作家与作品

我所认识的陈寅恪

周一良


  陈寅恪(一八九○年—一九六九年),江西修水人,中国二十世纪杰出的史学家。作为一位学人,他并非一个抱残守缺的国粹主义者,从来也没有拒绝或者排斥外来文化,而是主张输入外来文化,以补救中国文化的缺失。只是如何输入外来文化,他同国内一些新潮学人见解大相径庭……深邃的学术眼光,以及卓越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一座难以超越的高峰。

  陈寅恪先生,是我国20世纪一位重要的史学家。对他的一生,我觉得可以用这样十二个字来概括: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史家学术。
  我觉得陈先生的文化主流是儒家思想。当初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有三位名教授,一位是陈寅恪先生,一位是汤用彤先生,一位是冯友兰先生,对于他们三位,当时就有儒、释、道三种说法。冯先生是大胡子,人称“冯老道”,代表道教;汤先生是研究佛学的,是代表释教的;陈先生就是儒生,代表儒教,故时人用儒、释、道三字来代表这三位教授。这种说法,在当时固然是开玩笑,但现在看起来也有一些道理。
  陈先生代表儒家,他的主体思想是儒家的。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我想还是用陈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的思想是介于湘乡南皮之间。湘乡指曾国藩,曾国藩的思想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孔孟之道,是儒家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陈先生说他的思想介于湘乡南皮之间,可见他对曾国藩的敬仰。南皮指张之洞,张之洞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也是陈先生钦佩之人。陈寅恪先生的思想,是以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这一点,我还想通过一些日常生活小事来加以说明。有一位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讲过这么一件小事:王静安先生遗体入殓时,清华一些老师与学生都去了,对王先生遗体三鞠躬以敬礼。不久,陈寅恪先生来了,他穿着袍子、马褂,跪在地下叩头,并是三叩头,这是封建文化、封建传统的很典型的一个表现。
  还有一个例子。陈先生在国学研究院时,有一些陈先生的学生到上海陈先生家中去谒见散原老人(陈先生的父亲),散原老人与这帮学生谈话,散原老人坐着,这帮学生也坐着,而陈先生是站在旁边的,并坚持到谈话完毕。
  接着前面“湘乡南皮之间”说,南皮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要是讲船坚炮利,指西方的声光电化,而陈先生对西方之学的认识,比张之洞要高得多。关于此点,我们从陈先生留学时期与吴宓的谈话(据《吴宓日记》)中看出,如陈先生对照中、西方哲学,认为西方哲学比东方哲学高明,更有思辨性,所以,陈先生对西方的文史之学有很深刻的认识。陈先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表现在什么方面呢?一方面表现在学术自由。陈先生送北大学生的诗,季羡林先生已引其一(“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其二是这样说的,“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说天生我这么一位狷介的儒生,我念书不是为别人,是为了我自己,我根据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研究。然后又对北大学生讲,“平生所学宁堪赠”,我平生所学没有什么值得告诉你们的,最后一句,“独此区区是秘方”,意思是只有这区区的一点是我的秘方。秘方是什么呢?就是“读书不肯为人忙”,就是强调读书一定要独立,独立思考,并有独立之思想,不为别人希望的某种实用主义左右而读书。对学术自由,陈先生是一直坚持下来的,直到解放后写《柳如是别传》,我觉得这一点是陈先生受西方学术思想影响的一个方面。
  第二讲陈先生的诗人气质。陈先生诗人气质是十分浓厚的。陈先生的父亲是大诗人,陈先生的母亲俞夫人,也有诗集传世。他的舅舅俞明震,也是清朝末年民国初年有名的诗人。所以,陈先生的家世是一个诗人的家世,他从小受到作诗的训练,受到了诗的熏陶,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我觉得陈先生的诗人气质还表现为多愁善感。这是老话了,诗人都多愁善感,陈先生也是这样的。善感,陈先生是一个有丰富感情的人,特别是《柳如是别传》中表现出感情非常丰富、非常深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多愁呢,李坚先生讲陈先生诗中体现的悲观主义,讲得十分细致。陈先生确实有悲观主义,这与他后半生的经历有关:抗战时期避难来到南方,已经流离颠沛;后来香港沦陷,又流离颠沛;然后回北京,北方又解放了。这几件事不能等量齐观,但都使他产生一种流离颠沛的感觉,因而出现害怕战争、躲避战争的想法,加上陈先生晚年眼病,经过三十年逐渐加深并最终失明,复又腿部受伤,卧床不起,这切身的折磨使他感到悲观,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由诗人气质我联想到陈先生很喜欢对联。他常以对联这一形式来开玩笑。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聚会,他作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意思是康南海(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而这帮学生为梁启超的学生,所以这帮学生也就成为了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下联是“大清天子同学门人”,意思是王国维先生是南书房行走,在某种意义上是宣统的师傅,你们呢,就是宣统的师傅的弟子,与大清天子是同学啦!可见,陈寅恪先生对联语很感兴趣,而且有一挥而就的才能。
  大家都知道,陈先生出过中文题,一题目为“孙行者”,据说考试时,有学生对为“胡适之”,这个学生就是北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谟先生。我问过周祖谟先生,他说确实如此,不过后来与胡适先生见面时,不敢把这件事告诉他。除此事外,那一年研究生的中文考试卷中也有一个对联:“墨西哥”,据说也没有人对出来,这是听北大西语系英语教授赵萝蕤先生说的。
  第三点我想谈的就是陈先生的史家学术。我的体会是,陈先生的学术是很广泛的,博大精深,但归根到底是史家,即陈先生的研究重点在历史。虽然陈先生精通多种语言,研究佛经,受西方文化影响,又对中国古典文献也非常熟悉。总而言之,他具备了各方面的条件来研究历史。陈先生的历史之学归根到底得益于什么?陈先生脑子非常灵敏、敏锐,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可以看到。陈先生的思想含有辩证因素,即对立统一思想、有矛盾有斗争的思想、事物之间普遍联系的思想。在许多浑浑沌沌之中,他能很快找出重点,能因小见大,而这些思想、方法与辩证法有关。比如说,他讲唐朝的政治,把中央的政治与少数民族的情况联系起来,把看起来没有关系的东西联在一起,陈先生的论文很多属于这一类。我们从中看不到的关系、因果和联系,陈先生却能发现。又如,讲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陈先生从这篇文学作品联想到魏晋时期堡坞的情况。还有,讲唐朝制度的来源,陈先生能找出众多来源中的重点,加以分析。
  从《柳如是别传》就更进一步看到陈先生写书时的确非常投入,设身处地,把自己搁在钱谦益与柳如是当时的环境之中。这部书与陈先生过去的著作有很大的不同,里面有很多地方表现了他自己的思想感情,如用偈语、律诗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与历史人物浑然融为一体。这种作法,是陈先生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

选自 光明网1999-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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