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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文学奖:一场斯德哥尔摩游戏

朱大可

  英国作家哈罗德·品特(Harold Pinter)获得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是:他小说里的人物揭示闲聊中的深刻,带人们进入压抑的空间。


  2005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再爆冷门,让二流的英国戏剧家哈罗德·品特抱走了高额奖金。品特过去一直靠纽约百老汇和伦敦牛津街的演出报酬度日,如今他的钱袋再次变得饱满起来。而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诺曼·梅勒、乔伊丝·卡罗尔·奥兹和南美作家略萨,再度与桂冠失之交臂。他们是世界性作家,被各国作家和媒体人所普遍推崇,却仍然徘徊于“文学神殿”的门外。

  某份中国专家提供的问卷调查,向我们展示了20名被诺贝尔先生错失的大师名单,其中包括卡夫卡、乔伊斯、托尔斯泰、哈代、昆德拉、博尔赫斯、纳博科夫、易卜生、普鲁斯特、契诃夫、里尔克、高尔基、左拉、瓦雷里、劳伦斯、曼杰什坦姆和阿赫玛托娃等等。这份冗长的黑名单,成了诺奖的奇耻大辱。

  但诺贝尔先生的过失还远不止于此,仅以戏剧为例,在这个最敏感的样式里,它竟对迪伦马特(1921~1990)视而不见。这位易卜生和布莱希特之后最伟大的剧作家,拥有《老妇还乡》、《物理学家》、《罗慕路斯大帝》、《天使来到巴比伦》等一系列杰作,其成就令品特之辈所望尘莫及,就连他的小说《隧道》、《抛锚》、《诺言》和《法官和他的刽子手》等,其水准都远在诸多诺奖得主之上。迪伦马特毕生至少有40次与诺贝尔先生相遇的契机,却遭到令人震惊的长久的蔑视。迪伦马特的案例,再度向我们揭示了这个神圣奖项的世俗本性。

  人类的文学需要一种最高仪式来表述其信念。斯德哥尔摩承担了这项使命。一百年来,它成为权威的文学教会,订立出世界文学的统一准则,从无限荣耀的角度审判作家,用坚实的奖金雕刻文学使徒的伟大石像。它的那些颁奖词洋溢着对事物伟大性的迷恋。它颂扬永垂不朽的话语业绩,并且企图建立文学的崭新纪元。所有这些举止都为诺贝尔先生描绘了一个神圣性的轮廓。

  但对近年来诺奖的观察结果表明,它的结局越来越出人意料,也就是超出了文学的普遍经验的范畴。品特作为戏剧家的出线,隐喻着诺贝尔奖程序日益戏剧化的过程。从提名、猜测、期待、悬念、突转、在爆出冷门中走向高潮,期间还有人高声抗议,或中途退场,整个过程充满冲突和戏剧性变化。多年以来,很少有人能按诺贝尔公布的尺度去预言它的评奖结果。斯德哥尔摩的每一次颁奖,都是对文学朝圣者的智力嘲弄。导致这种情形的只能有两种原因:要么是文学公众过于愚笨,要么是诺贝尔文学奖出了严重纰漏。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变化都来自于诺奖自身的蜕变――迫于资讯资本主义时代的巨大压力,它放弃了自己的冠冕堂皇的文学承诺,并且日益沉浸于游戏的快乐之中。它的娱乐属性正在急剧扩张,变得更加扣人心弦。今天的诺贝尔文学奖,与其说是一次庄严的仪式,不如说是一副华丽的文学纸牌,洋溢着浓烈的博弈色彩。这就是我命名的“斯德哥尔摩游戏”。人们总是以为老K以上的角色才能称王,但在这类牌局里,一个普通的“J”往往可以成为赢家。所有这些结果都取决于某种内在的游戏规则。

  什么是“斯德哥尔摩游戏”的最高规则?那就是某种精英主义的平衡哲学:皇家评审人不但要在不同的文学样式(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之间寻求平衡,还要在性别、种族、语种、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确立平衡,甚至还要皇家文学院委员之间达成权力均势,如此等等。诺奖犹如一架世故的外交天平,在皇家文学院打造下,表面光滑如镜,而内部则日趋精细微妙,充满各种韬略、策略、斡旋、利弊轻重的算计,把文学价值引向一个高度中庸的状态。权力游戏的技艺在无限上升,但文学的基本原则却在急剧下降。文学不仅丧失了对世界的预言能力,而且也丧失了自我审判的能力。它是人权奖、种族奖和国家奖,却唯独不是文学奖本身。文学的天堂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

  我已经说过,所有这些变化并非只是瑞典皇家学院的责任。在某种意义上,游戏就是注定要被人玩弄的。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最高形态,资讯资本主义修订了人类价值体系,根据市场的准则重新分配精神资源,大规模削弱文化精英的权力,并把大众趣味提升到不可逾越的高度。瑞典皇家学院作为精英主义的大本营,最终无法抗拒这种全球图景的剧变。

  全世界民众每天都在打造自己的娱乐偶像,为此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他们对文学本身漠不关心。而在精英主义历史进程的尽头,斯德哥尔摩游戏出现了,仿佛是文学神殿的最后幻象,摇摇欲坠地座落在斯堪的纳半岛的岩石上。它面对一个摧毁文学的世界,并要为这种文学重新下定义,判处它不可阻挡地衰败下去。

  西方文学的无力、病弱和孤独,向我们暗示了世界价值的悲剧,边缘民族的文学,也不能摆脱相似的命运。2005年,中国作家余华经过长达十年的分娩,再次诞下他的文学婴儿――长篇小说《兄弟》,由此引发文学爱好者的激辩,他们要对这部小说的价值作出判定,并藉此为中国文学的亡灵招魂。这个事件犹如一个古怪的镜像,映射出少数人近乎绝望的激情。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其实就是一个职业作家所编织的话语花环。在文学死亡的现场,每一次艰辛的书写都是一场沉痛的悼念。

  选自 《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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