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作家与作品

西方有关色情文学的论争


  在西方文化学术界,有关色情文学(pornography)问题的论争,可说是由来已久,至今犹存。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由于西方经济高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再加上先进印刷技术的运用、大规模销售网络的形成等等原因,致使整个西方社会色情文学读物的发行量出现了巨大增长,各种色情文学读物似潮水到处泛滥,充斥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现代西方大众文化的显著特征。如目前在加拿大最畅销的十种杂志中,就有六种是色情杂志,最典型的两种是《花花公子》(Playboy)和《棚屋》(Penthouse)。这一现象不仅为文化学术界人士所关心,而且为整个社会所关注。色情文学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对整个社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正面有益的还是负面有害的?其影响是在读者的心理水平上,还是在行为水平上?由此而引发出的另一重要问题就是:色情文学对一般文学作品具有怎样的影响,以及怎样评价这种影响?为此,西方文化学术界从道德、法律、社会民主和个人自由以及文学心理学方面对色情文学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劳伦斯(D. H. Lawrence)曾经给色情文学下过一个定义:色情文学"是对性的侮辱和糟蹋"。被人误认为色情文学作家的劳伦斯,对色情文学的态度似乎颇为严厉,他曾公然宣称:色情文学作品漫无止境地、令人厌倦地反复描写各种性行为,这是不可宽恕的犯罪,理应受到严厉的禁止。同样被人认为是色情文学作家的纳博科夫(Nabokov)对色情文学也无好感,他认为:色情文学只是关于"性交的一些陈词滥调,色情文学作者的唯一目的只是刺激读者的性兴奋"。有趣的是,尽管两人的态度如此鲜明,却仍不能解除世人的误解,两人的作品,如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虹》和纳博科夫的《洛丽泰》都曾被欧美一些国家官方认为是色情淫秽作品而遭到查禁,不准进口。即使在今天,这几部作品的阅读在有些地方仍受到限制。不过,两人对色情文学的见解,却被人们作为重要的恰当定义而经常引用。


  众所周知,西方各国官方,对于色情文学读物始终是持否定和排斥态度的。除了宗教国家和教会基于宗教方面的理由禁止和限制色情文学之外,西方各国政府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对色情文学热衷于禁止和限制,为此而先后制订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和规定。唐纳德·托马斯(Donald Thomas)的《漫长的焚烧》(A Long Time Burning,Routledge,1969)和安妮·莱卡·海特(Anne Lyon Haight)的《古今禁书》(Banned Books,R. R. Bonker Compony,1978)两书所列的禁书中,有很大一部分即为色情文学作品。正如书中所言,许多著名作家都因为"色情淫秽"的罪名而被列入政府审查官的黑名单。由于具体承办人员特别是海关官员往往无能力分辨文学作品的优劣,有些事实上是文学上的精品,也在统一的禁令中被查禁和没收,这类事屡见不鲜。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纳博科夫的《洛丽泰》、劳伦斯的《虹》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只是本世纪几个最特殊的事例而已。不过,西方各国官方查禁和限制色情文学,各个时代却是出自其不同的理由。
  色情文学,最初是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出现并引起公众注意的。这些最早出现的色情文学作品,内容主要是对妓院中妓女和嫖客的日常生活描写。当时,英国政府将色情文学、宗教异端和鼓吹政治革命三者视为一体,因此认定,色情文学对人们和整个社会有害。当时的统治者认为:反叛者反对政府,反对政治统治,扰乱社会秩序,通常首先采取的是宗教异端的形式,继而是政治革命的形式,最后采取的则是性放纵、性自由的形式。很明显,在官方眼中,色情文学等同于反叛,色情文学的写作、出版和发行其性质相当于反政府行为,因而必须禁止。
  十九世纪以后,官方禁止色情文学的理由有所变化,放弃了色情文学等同于政治反叛那样激烈的看法,而开始注重于社会道德方面的理由。当时的官方舆论认为,色情文学造成了、至少是部分造成了社会严肃纯正的道德风气的腐败,由此对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的整个社会结构形成威胁。
  二十世纪中期以后,西方各国政府禁止色情文学的立场又有所转变,但也更为具体,其具体主要表现在,突出强调色情文学的泛滥与社会上性犯罪之间的因果关系。


  色情文学与社会上的性犯罪联系,并不仅仅是官方的观点。美国一个半官方机构"色情文学研究委员会"(Commission On Obsccenity and Pornography)在六十年代初所做的一项调查表明:色情文学会导致性犯罪这种看法普遍存在于美国公众中,受调查者中的47%男性公民和51%的妇女认为:阅读色情文学会导致人们犯强奸罪。一位女学者(P.H.Johnson)分析美国约克郡几年来所发生的儿童性虐待案件时,义正词严地指出,这类犯罪与罪犯们阅读有关性虐待、性受虐狂的色情文学作品之间有着不容否认的关联。还有人从犯罪统计上找根据,证明色情文学导致性犯罪,尤其是那些涉及暴力的性犯罪,如强奸、性凌辱、性变态和许多其他类似的犯罪。
  这种将色情文学与性犯罪之间做直接因果相连的看法,虽然为一般公众普遍认可,但却一直受到学术界的质疑。许多学者为此做了多方面的调查研究,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他们提出,色情文学作品到处泛滥因而造成性犯罪增加这样的推论是不能成立的。英、美两国由官方组成的有关色情文学问题的专门研究机构也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色情文学是引发性犯罪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联。诚然,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都会对人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只是落实在阅读者看待周围世界的思维方法上。作为一种推论,色情文学作品当然对人也有影响,但即使认定色情文学对人们有着有害的影响,这种有害的影响也只是落实在人们的心理水平上,而不是落实在人们的行为水平上。


  由此,学术界将矛头转而指向了官方。学者们指出,既然不存在色情文学对社会有危害的确切证据,那么,政府就无理由禁止。在任何民主社会中,公民都有选择自己读物的自由权利,如果要干涉或剥夺这样的权利,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
  英国艺术委员会(British Arts Council)在1969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政府禁止公民自主地选择欣赏哪一种文学艺术作品的行为是错误的,除非是有色情文学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的不可辩驳的证据。但事实上并不存在这样的证据。有些官方成立的专门调查色情文学的委员会也提出建议,对色情文学艺术出版物的法律控制应该减少或根本取消。有人更进而否定政府对此设定各种审查制度,他们认为,官方的审查制度会侵害民主社会中的最根本的原则,任何控制都会限制和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及其他自由权利。而在民主社会中,任何人都有不受政府控制、自主选择读什么的权利。此外,就严肃的创造性文艺作品而言,审查制度还有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它往往会阻碍真正有创造性的文艺作品和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的自由发行。蔼理斯的《性心理学》、山额尔夫人关于节制生育的书籍,就曾经被认为是色情文学读物而遭到禁止。


  六、七十年代以后,西方社会舆论更趋向一个极端,从对色情文学作品的无害认定,转而变为肯定和赞扬。这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
  一方面,是从文学创作的自由角度出发的。持此论者多为文学界人士,他们认为,色情文学的创作、发行自由,不仅应受到保护,而且应该积极欢迎和大力提倡,因为色情文学开拓了文学新的描写领域,为探索人的心灵和生命本质提供了新的途径。小说家斯托姆·詹姆森(Storm Janeson)的意见概括了这一派的观点,他说:色情文学的"忠诚的拥护者将其看作是道德与心智解放的伟大象征,人类精神可以不受阻碍地自由地探索这一充满生命力的肉感性欲经验的领地,这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迄今为止,这一领地仍被各种禁忌和虚伪所压抑和轻贱"。詹姆森这个观点是有说服力的。至少在英国,作家将性行为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正常部分加以描写的自由,直到六十年代才被公众所承认,这是以1960年,经过英国伦敦刑事法庭辩论,陪审团宣布劳伦斯的《查太莱夫人的情人》非色情淫秽书而是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作品、可自由发行为标志的。自此之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刻板拘谨的风气才在一般文学作品中销声匿迹。
  另一方面,是直接针对色情文学作品与性犯罪之间是否存在确定的关联所做的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这一派人士主要是社会学、心理学工作者,他们以自己的实验统计资料为根据,否认色情文学与性犯罪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他们一反常态,转而大力赞成色情文学作品的创作和大量发行,所持的理由是:色情文学作品不仅不会造成性犯罪,恰恰相反,色情文学作品还有助于减少性犯罪。正如反对色情文学的人总是寻找统计上的根据如强奸案增多等等,他们也在北欧的丹麦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证据。丹麦在1967年废除了禁止色情文学方面的有关法令,1969年又废除了色情绘画方面的禁令,在这之后若干年,丹麦社会上的性犯罪有了明显的减少。与以往将色情文学作品与性犯罪增多相关联的看法正相反,这些社会学、心理学的专家们将丹麦社会性犯罪减少的事实,看作是色情文学作品的广泛传布的有益后果,据此他们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对于那些可能成为性犯罪罪犯的人来说,色情文艺有一种心理治疗的效果,罪犯们那些难以抑制的、对社会可能造成危害的性冲动,通过阅读色情文学作品以及其他色情文艺就能够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和疏解,因而排除了直接诉诸行为的犯罪。美国一位性心理医生也做如此分析:"阅读色情文学作品的人,比那些从来不读的人更少有可能成为性犯罪者。其原因就是,经常阅读色情作品,可以平复和排遣那些会不断积聚起来的性冲动。"因此,在这些人眼中,色情文学的作者和推销者提供的乃是一种有价值的社会服务,这种服务是值得政府奖励和提倡发展的一个特殊项目。色情文学愈多,强奸案愈少,这就是他们的口号。


  论争至此,反对和支持色情文学的两派,似乎各有自己的理论和依据,论争一时陷于胶着状态。此时,一些更严肃的持中性立场的学者另辟蹊径,从方法论上着手,才使论争有了进一步发展。
  这些学者指出,有关色情文学的论争,之所以长期不曾取得实质上的进展,问题主要出在论争双方所使用的方法上。双方声嘶力竭地列举事实和数字,这只能使论争陷于困境。这些学者指出,试图用统计学的方法来证明文学作品的影响和后果,注定是徒劳无功的。文学、文艺作品诚然对人会有影响,但这种影响是不可测度,也无从测度的。我们也许可以认为,一个剧本的上演引起了观众的骚乱;我们也可以将十九世纪西方国家的某些社会改革,与狄更斯的全部小说联系起来;我们或许还可宣称,《圣经》在形成西方文明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等等。但是,文学与现实生活之间精确清楚的因果联系,我们恐怕永远无法知道。同样道理,如果我们试图确定多少强奸案是由哪些色情作品所诱发或者所避免,那纯粹是浪费时间。这类统计游戏的荒唐,可由一个实验研究来形象地说明。
  美国几位性研究专家,以194位男大学生和183位女大学生做被试,让他们观看两部色情影片,然后测试他们各自"生殖器的生理反应"。测试结果竟完全出乎主持者的意料之外。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有152位男生的生殖器达到了充分勃起,37位男生在三分钟后才达到充分勃起,而8位高大英武的男生六分钟后才完全勃起。女生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1位达到了性高潮,174位没有反应,还有6位可怜的羔羊,则自始至终都不能确定,自己是达到了高潮还是根本没有反应。学者们据此发出诘问:这样的实验统计研究,能说明什么呢?


  既不能确切证明,色情文学作品使社会上充满性犯罪;同样,也不能确切证明,色情文学作品能使社会摆脱性犯罪。这样,不可避免地也就出现了色情文学在道德上是中性的观点。有人就此提出,色情文学既无益也无害,对此人们所可能采取的唯一理智态度,就是超然和旁观。
  这种观点认为,色情文学、色情文艺已成为今天西方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正如其他大众文化一样,我们无法遽然断定它的好坏,判断它目前正在以及今后可能对我们的社会文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因此,贸然加以诅咒或赞扬都是不合适的。美国《时代》周刊文学副刊编辑部的一篇文章所持的正是这样的态度:"不要再迷恋于这样的幻觉,即色情文学是社会幸福的一种工具,而应代之以这样的看法:色情文学既无益也无害。这才是明智的态度。"
  但这种观点,许多人都不愿接受,因为这实质上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如果说色情文学既无益也无害,即色情文学对人们没有任何影响,那么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一般文学作品在影响人们的心理状况、生活观念方面,也同样是无能为力的。


  近几年来,依循方法论的路线,西方文化学术界有关色情文学的论争又有了新的进展。一些学者,比如伊恩·罗宾逊(Ian Robison)和马苏德·汗(Masud Khan)改变以往道德评判的标准,转而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展开对色情文学作品的分析批判。他们提出:我们不应从色情文学产生了什么社会影响的角度去判断,而应从它本身的文学性质上来认识;不应用社会学的语言来分析,而应用文学的语言来评价。以往的论争整个地偏离了轨道,因此长期纠缠不清。其实,色情文学的真正问题不是不道德,而在于它是一种可悲的坏文学。
  这一批评确像是抓住了要害。在文学界已出现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现象,色情文学作家及其拥护者在和道德主义者所进行的无休止的论争中,往往持满不在乎的态度,可有一种批评,却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那就是:人们指斥色情文学是一种拙劣的坏文学,所贩卖的只是一些可怜的文学和病态的心理学。
  要说色情文学是一种拙劣的坏文学,这一点是不难得到证明的。康诺利(L. W. Conolly)专门对色情文学作品的语言做了分析,他评价说:色情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和比喻往往是随心所欲的、前后矛盾的,有时又夸张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语言贫乏,总离不开如悲鸣、呻吟、迷乱、狂欢、高潮那一套陈词滥调,缺乏探索和说明那些需详细描写的主题的能力,色情文学脱离了人类在运用语言以了解和提高自己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想象的风格和传统。
  更有人指出了色情文学另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将性满足等同于性暴力。在所有色情文学作品中,几乎都能看到涉及暴力的比喻,如:"进攻"、"爆炸"、"戳刺"、"打洞"、"猛撞"、"挖空枪筒"等等,可以说,色情文学是具有侵略性的性暴力文学,是永无止境的性获得文学,是机械性质的性关系文学。事实上,色情文学是在歪曲性和丑化性,将人类性活动变得丑陋、堕落、廉价和肮脏,它是有关性的谎言,它不仅不能增进人们对性关系的理解和把握,相反阻碍了人们对人类性本质的理解。色情文学使性变得廉价,将人的性关系降低到动物的水平甚至更低,色情文学正在毁灭人类从性的复杂中所体验到的各种情感和意义。
  由此,许多西方学者开始反省,他们意识到,虽然不必为以前的社会学因果论辩护,但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色情文学与人们的观念及其行为之间仍可找出重要的关联,尽管这种关联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可以客观测量的。一个社会中有关性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实际上代表了这个社会对于性的意义的普遍理解,有关性的语言的一切表达,就是生活在这个语言环境中的人们对于性的理解和评价。人们只能够通过日常的语言去理解性,如果一个社会中,有关性的语言都被色情文学的语言所掩盖和取代,那么,人们就只能根据色情文学去理解性了。色情文学的语言粗鲁、丑陋、贫乏且充满暴力,人们对于性的理解也就只能如此丑陋和贫乏了。正如奥威尔在《政治和语言》中所作的论断,政治思想,最主要是政治行为的质量取决于人们日常所使用的政治语言。人类性关系的质量同样取决于人们解释性关系、性行为所使用的语言。
  毫无疑义,色情文学的盛行将会腐蚀一个社会的性语言,并进而腐蚀人们的性心理以至性行为本身,从而产生消极的社会后果。一位社会哲学家推论说:"如果我们允许色情文学到处泛滥,那么,从最好的方面说,人们在性的方面会变得越来越粗鲁、野蛮、忧虑、冷漠、非个性化、贪图享受;从最坏的方面说,我们社会的精神素质将整个地崩溃瓦解。"这可能有点夸大,但许多人认识到,这些夸大的部分只要有一小部分是真实的,色情文学也就是社会中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色情文学呢?
  坚持文学批评立场的学者认为:既不要像丹麦人那样,鼓励色情文学的发展,进一步耸人听闻,让这些文字垃圾供应者赚大钱;但也不必对他们起诉,不用去审查他们在写些什么和卖些什么。官方审查制度令人反感,也不起作用,再说政府也无权这么做。最好、最理智的方法就是:承认它的存在,同时毫不留情地予以批评斥责,这就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很可能,当我们承认色情文学的存在之际,它就会悄悄地溜走。我们应该使色情文学在蔑视中灭亡。

张桂华

选自 《宇慧文学视界》
此文原载于《天涯》99年第3期,作者张桂华,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怎样讲道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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