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藏书-作家与作品-俄国相关

俄罗斯白银时代诗坛的四位“萨福”(附图)


   柏拉图曾经这样说过:“粗心的人们声称缪斯只有九位,须知,累斯博斯岛的萨福是第十位文艺女神”。萨福是古希腊著名的女诗人,公元前七世纪出生在小亚细亚海岸的累斯博斯岛上。据说,她十七岁时曾与当时的著名诗人阿尔开奥斯在赛诗会上相互酬唱赢得了诗名。她在家乡集聚了一批崇拜者,全都是美丽、可爱、活泼的少女,与她们一起吟诗、弹琴、唱歌、跳舞,在城郊山水之间纵情漫游,并为她们写下了不少诗歌,其中的内容既有传授生活教义的,也有叹惜离别的,还有表示亲昵的(据此,后世有学者认定萨福是最早的女同性恋者)。萨福的诗歌有强烈的感性、甚至官能特征,语言优美、纯朴,抒发感情时而细腻、含蓄,时而热烈、大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对古罗马诗歌,乃至整个欧洲的诗歌产生过很大影响。英国诗人拜伦在长诗《唐璜》中称她为“如火焰一般炽热的萨福”,更有批评家认为:“萨福在诗歌中给予世界的,如同米开朗基罗在雕刻中、达·芬奇在绘画中给予世界的一样——尽善尽美。”她被公认为世界文学史上女性诗歌的第一人。因此,后世常以“萨福”来褒称各个时代在诗歌中有出色表现的女诗人。在群星璀璨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坛上,也出现过这样四位被称作“萨福”的女诗人。

洛赫维茨卡娅


  
  四位“俄罗斯的萨福”中,成名最早、容貌长得最漂亮的是米拉·洛赫维茨卡娅(Mirra Lokhvitskaya,1869-1905),她出生于彼得堡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一位法学教授,母亲是法国人,谙熟欧洲文学,热爱诗歌。洛赫维茨基家共有两个女儿,两人都给俄罗斯文学增添了不少光彩。大女儿玛丽娅,笔名米拉,就是被称作“俄罗斯的萨福”的这位;小女儿娜杰日达,笔名苔菲,是一位著名的讽刺作家(据说,1946年,西蒙诺夫和爱伦堡访问巴黎时,斯大林曾交给他们一项任务:邀请普宁或苔菲回国)。与妹妹的理性、冷静、“喜欢抨击”不同,米拉身上有更多的浪漫主义因子,她多愁善感,喜欢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倘若我的幸福是一只自由的鹰,……倘若我的幸福是一朵奇异的小花,……倘若我的幸福是罕见的戒指,……倘若我的幸福就在你的心中,……”。或许是由这种幻想力的驱动,米拉很早就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活动,照她自己的说法,在“学会拿笔的时候”,已经开始写诗,“十五岁开始”真正献身于严肃的创作。1896年,她出版了一册诗集,受到了批评界的一致好评,获得了俄罗斯科学院颁发的普希金奖,这对她的诗歌探索是个不小的鼓励。此后,她一生都致力于诗歌创作中,并不时地从诗歌中汲取生活的意义。
  米拉·洛赫维茨卡娅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爱情诗,当时的一位评论家沃隆斯基认为她的诗歌“仿佛是《雅歌》的回响”,“毫不掩饰地歌颂爱情”,“勇敢地袒露自己的心灵”。无疑,这位评论家之所以使用“毫不掩饰”一词,所依据的不仅是诗人的创作,而且还与她的生活有关。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诗坛,米拉与象征主义诗歌的领袖之一康斯坦丁·巴尔蒙特的婚外恋情可说尽人皆知,因为他和她都从不希望隐瞒这种关系,并且还在创作中相互公开地赠献爱情诗:“这种幸福就是甜蜜的情欲,这对爱侣就是我和你”。平心而论,就气质和精神而言,米拉是与巴尔蒙特最为相投的一位女诗人,巴尔蒙特在诗中写道:“我来到这世界,为的是看看太阳,……直到临死的那一刻,我依然要歌唱太阳”,“我们将像太阳一样,太阳———永远地年轻,这里面珍藏着‘美’的遗言!”米拉则认为,自己就像“芬芳的玫瑰这春天可爱的孩子,恳求着太阳”,热情地呼唤:“太阳!……请给我太阳!我渴望光明!”
  米拉晚期的诗歌逐渐改变了狂热的风格,显得雅致、冷峭而理性,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她发现“地球被黑暗所笼罩”,日常生活中,“恶”替代了“美”成为审美的原则;其二,身患了在当时被视作绝症的肺结核,这使她感觉到死亡的阴影时时在胁迫着自己。她在一首诗中如是表述:“我希望在年轻时候死去,无忧无虑,了无牵挂;像一颗金星一般陨落,像永不枯萎的小花一般飘落……”。她果真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在35岁上死去,这个年龄哪怕不算十分年轻的话,至少离衰老还很遥远。同年,她在身后再度获得了普希金文学奖。作为俄罗斯颓废派的先驱者,她的作品引起了很多人的仿效,甚至有其他诗人不惜盗用她的名字来出版自己的诗集;而在众多的追随者中间,至少有两位属于二十世纪俄罗斯诗坛上的重量级人物,那就是伊·谢维里亚宁和切鲁比娜·德·加布里亚克。

吉皮乌斯


  
  俄罗斯白银时代诗坛又一位被称作“萨福”的女诗人是季娜依达·吉皮乌斯(Zinaida Gippius,1869-1945)。关于这位女诗人,勃柳索夫认为,“吉皮乌斯女士属于我们最杰出的艺术家之列。她的诗仿佛是以浓缩的、有力的语言,借助清晰的、敏感的形象,勾画出了一颗现代心灵的全部体验”,安年斯基则宣称,她的创作“有着我们抒情的现代主义整整十五年的历史”。两位象征主义诗歌的巨擘对她作出如此高的评价,可见她在俄国现代主义文学诗歌史上那不可忽略的地位。
  吉皮乌斯诞生于俄罗斯中部图拉省的别寥瓦城。父亲的远祖是德国移民,本人是律师,母亲是西伯利亚一位县警察局长的女儿。吉皮乌斯的童年和少年在乌克兰的涅仁县度过。为了让女儿能接受正规的教育,父亲曾经尝试把她送到基辅的女子学院学习。可是,由于无法承受亲人离别的悲伤,她大部分时间都不得不在学院的附属医院里度过。面对这种情形,父亲只好让步,把她重新接回家。于是,吉皮乌斯开始以自学的方式来汲取知识与智慧。吉皮乌斯的自学尽管不太系统,但阅读量大得惊人,她几乎读完了俄罗斯文学所有的名著,对果戈理、屠格涅夫了如指掌,尤其喜爱陀斯妥耶夫斯基。
  1889年1月8日,吉皮乌斯嫁给了著名作家德·梅列日柯夫斯基。婚礼举行得十分简单、朴素,按照她在回忆录中的记述,“有点像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所描写的吉蒂的婚礼”。不过,接下来的场景就超出了托尔斯泰的想象。婚礼完毕的当天晚上,这对新人依然各自进行养成了习惯的阅读。然后,梅列日柯夫斯基回到自己的旅馆里;而吉皮乌斯倒头便睡,全然“忘记了自己已经嫁人”。直到清晨,母亲来敲门:“你还在睡,你的丈夫已经来了。快起床!”而这就是他们那种婚姻-联盟-同志式的友谊的开端。对他们而言,精神上的眷恋似乎远远大于肉体的亲近,正是这对夫妻,“自从在第比利斯结婚以后,52年来,没有分离过一次,没有分离过一天”。
  婚后不久,他们就来到了彼得堡。在丈夫的引荐下,吉皮乌斯很快进入了彼得堡的文学圈子,她在《北方导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1904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1889-1903诗集》,这部诗集收入了很多在当时惊世骇俗的作品,如:“我的道路残酷无情,它把我带向死亡。可我爱自己,就像爱上帝,爱情将拯救我的灵魂”、“爱,只有一次,好比只有一次的死”、“我追求我一无所知的东西,……我追求的东西呀,这世界上没有”。在主题上,吉皮乌斯的诗歌大体与“老一代”象征主义诗人相同,描述孤独、爱、死、个性,人的无力感,神性和兽性的交织与纠缠,等等。在诗歌语言上,她喜欢运用祈使句,直抒胸臆,却又注意在诗中注入深刻的哲理,关注存在的根本问题,力图在有限中追求无限,在必然性中寻找偶然性,在绝望深处捕捉希望。
  1901年,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组织宗教-哲学协会,吉皮乌斯夫妇是它的第一批参加者。至于他们的寓所“莫罗兹之家”,就成了彼得堡的文化中心之一,被看成当时俄国知识界的一块绿洲。沙龙的女主人也博得了“彼得堡的萨福”、“颓废派的圣母”、“穿裙子的俄罗斯路德”、“绿眼美人鱼”和“俄罗斯的卡桑德拉”等称呼。吉皮乌斯根据自己的宗教观,把人类的历史划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圣父阶段,也就是“旧约”的时代,那是人类体会上帝的力量和权威,认识世界的真理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圣子耶稣阶段,也就是“新约”的时代,同时也是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爱在这一阶段成为真理的象征;第三阶段是圣灵阶段,永恒的女性-圣母阶段,也就是“第三约”的时代,那是人类的未来,自由将成为爱的象征,到那个时代,人类生存中的一切矛盾——性与禁欲、奴役与自由、恨与爱、无神论与宗教,等等,都将得到解决。在整个俄罗斯诗歌史上,吉皮乌斯或许称得上最具宗教感的大诗人之一,她认为,人的本性最自然和最迫切的需要,就是祈祷。在她的心目中,真理或探索真理,要高于人间的幸福,因此,她在诗中宣称:“我并不为你们去祈祷幸福,我祈祷的内容远比幸福高尚。”
  由于不满沙皇的专制统治和官僚们的腐败,吉皮乌斯发自内心地渴望自己的祖国能够出现变动,渴望出现革命,希冀从革命和变动中创造一个新俄罗斯。为此,她热烈欢呼1917年二月革命的来临。可是,她不久就感到了失望,在日记中写道:“这种沉重地靠压在过去的奴隶身上的‘自由’过于残酷”。她所理解的革命是精神的革命,是属于宗教层次上的革命。但是,现实的粗鄙、暴力和血腥与她的理想差距很远,以致于她根本无法接受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1920年初,吉皮乌斯与丈夫梅列日柯夫斯基偷渡出境。自1921年底开始,便一直侨居于巴黎。他们在巴黎继续宣传“第三约”和“新基督教”的精神,组织宗教-哲学团体“绿灯社”,举办沙龙“文学星期天”,在自己的周围集聚了一大批侨民知识界的精英人物,为侨民文学的第一个浪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晚年,她一直坚持着写作,留下了两部出色的回忆录《活生生的面孔》和《德·梅列日柯夫斯基》。她留下的最后一首诗则是:“最后一棵松树被照亮。/黑色的木墩在下面凸现。/而今,它也即将消失。/临近结束的白昼一去不返。/白昼消失。白昼内部有什么?/我不知道,它像鸟儿一般飞走。/它不过是一个平常的白昼,/可是,毕竟呀,——一去不返。”

阿赫玛托娃


  
  被称为“俄罗斯的萨福”的第三位白银时代女诗人是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1889-1966),在四位女诗人中间,她恐怕是中国读者了解最多的一位,其诗歌上的成就大概也是最堪与萨福相匹敌的诗人。有人认为,倘若说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话,阿赫玛托娃就是俄罗斯诗歌的月亮。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甚至认为,她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她本人的遗憾,更是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遗憾。
  在自传中,阿赫玛托娃这样写道:“我于1889年6月11(新历23)日出生于敖德萨。我的父亲是一名退伍的海军工程师。我一岁时,全家迁居到北方皇村。我在那里一直生活到十六岁”。阿赫玛托娃原姓高连科,由于父亲不愿意女儿从事文学活动,禁止她用“高连科”的姓氏发表作品。于是,她署上了母亲家族的姓(据说,她的母亲是鞑靼可汗阿赫玛特的后裔)。阿赫玛托娃的童年并没有留下美好的回忆,在她的自述中,我们知道,没有什么玩具,没有善良的阿姨,也没有吓人的叔叔,甚至没有同龄的玩伴,家里的书籍很少,仅有的诗集是涅克拉索夫的诗选。幸好她的母亲对诗歌尚有兴趣,偶尔还给孩子们朗诵一点涅克拉索夫和杰尔查文的诗歌,这成了她最初的文学启蒙。十岁时,阿赫玛托娃得了一场大病。令人诧异的是,就在那时,她开始了诗歌写作,此后,她一直觉得自己的诗歌道路与这场疾病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

阿赫玛托娃


  1910年,阿赫玛托娃嫁给古米廖夫。对后者而言,安娜是缪斯、普绪克、海洋女神、美人鱼、月亮女郎、夏娃、酋长的女儿,几乎有整整十年时间,阿赫玛托娃在他的创作和生活中一直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不过,两位天才诗人的共同生活似乎并不像常人以为的那样幸福,他们各自强烈的个性往往会给对方造成伤害。这种受挫的情绪在阿赫玛托娃早期的抒情诗中已经初露端倪:“时而像蛇一样蜷缩一团,在心灵深处施展巫术;时而整天像一只鸽子,在白色的窗前咕咕絮语。……总是那么固执、那么诡秘地挪走人的快乐、挪走安宁。”
  1912年,阿赫玛托娃的第一部诗集《黄昏》出版,获得了评论界良好的反应。诗歌语言简洁、准确,善于把抽象的感情用具体的细节来表达,在短短数行中完成戏剧的场景:“胸口是那么无助地冷却,/而我的脚步却那么轻快。/我把左手的手套/往自己的右手上戴。”批评家维诺格拉多夫对此的评论是,“诗人仿佛在镜子中观察内心状态的外在表现”。两年后,她的第二本诗集《念珠》出版,奠定了她在二十世纪俄语诗坛上的重要地位。十月革命前后,该诗集曾重印过八次,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1913年,彼得堡开设了一家专为流浪艺术家和诗人提供活动场所的酒吧——“野狗俱乐部”。阿赫玛托娃是这家酒吧的常客,她的不少诗歌都是在这里首先朗诵,然后广泛传播出去。她在一首诗中对此有所描述:“这里,我们全是酒鬼和荡妇,/我们在一起多么郁闷!/连壁画上的鲜花和小鸟/也在思念流动的彩云。……/啊,我的心多么忧伤!/莫非在等待死期的来临?/那个如今正在跳舞的女人,/她命中注定要下地狱。”
  上面最后两行献给演员苏杰依金娜的诗句几乎像谶言似地预示着诗人今后的命运。二十年代以后,阿赫玛托娃开始进入了她生活中的低谷,首先是已经离异的丈夫古米廖夫的被枪杀,随后,唯一的儿子列夫两次被捕。她本人,起初是因为诗歌中的阴郁、低沉的调子和“既没写劳动,也未写集体”而在文学界受到批评。更富于戏剧性的是,在1924年,格罗斯曼在莫斯科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将阿赫玛托娃与萨福相提并论以后,她有将近十五年的时间,被非正式地禁止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作品。1946年8月,日丹诺夫代表俄共中央宣读了一项决议,点名批判了她和左琴科,粗暴地否定了诗人的精神世界,认为阿赫玛托娃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和修女”,勒令发表她的作品的杂志《列宁格勒》和《星》分别停刊和整顿。随后,她被开除出苏联作协。
  但苦难和厄运并不能完全压倒阿赫玛托娃的创造冲动,反而玉成了她诗歌中最具精神深度的部分,帮助她走出了“室内抒情”的局限。从三十年代开始,在居无定所的生活状态下(直到1961年,她才在彼得堡附近的小镇柯马洛沃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除翻译工作以外,她一直从事着长诗《安魂曲》和《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等重要作品的创作和修改;而正是这两部作品,使她得以跻身于二十世纪世界诗歌最杰出的大师行列。五十年代后期,阿赫玛托娃被恢复名誉,以前的诗集被允许重版,新的诗歌也可以在刊物上公开发表。1964年,她在意大利被授予“埃特纳·陶尔明诺”诗歌奖。次年,英国牛津大学授予她名誉博士学位。
  最后,还需要补充的是,阿赫玛托娃灰蒙蒙的晚年生活也存在着某种暖色,那就是彼得堡的地下文学活动,她在与布罗茨基、纳伊曼、鲍贝舍夫等人的忘年交往中看到了俄罗斯诗歌的未来。尽管这些年轻人不同于萨福身旁那些天真烂漫的少女,但他们对缪斯的忠诚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巴尔诺克


  
  倘若说在这四位女诗人中间,最具激情、最富幻想力的是洛赫维茨卡娅,最具智性特征和领袖魅力的是季·吉皮乌斯,在诗歌艺术上最堪与萨福匹敌的是安娜·阿赫玛托娃,那么,就性情和生活而言,最有资格被称为“俄罗斯的萨福”的人选大概是索菲娅·巴尔诺克(Sophia Parnok,1885-1932),她不仅写有好多首题献给萨福的抒情诗,歌颂萨福自由、感性的诗歌精神,“灵感的花!皮埃里亚的玫瑰!/萨福,我的姐姐!同一个信念/越过千百年把我们的精神联结。/让我们在不同的日子里收拾/我们的篮子,——依然是它们,/那诱惑过我们的皮埃里亚的玫瑰!”并且还以同性恋的诗人身份出现在公众场合。
  巴尔诺克(原姓巴尔诺赫)出生在塔甘罗格,父亲是一名药剂师,母亲是一名医生。她自童年时代起,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被父亲认为是“一名疯疯癫癫的小女孩”。在当地中学毕业以后,她来到瑞士,先后在日内瓦音乐学院和日内瓦大学语文系学习,有一阵子与普列汉诺夫还有过来往。回国以后,一度在《北方纪事》杂志担任编辑,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诗歌、翻译作品和评论。1916年,在莫斯科出版第一本诗集(此后还出版过四本诗集:《皮埃里亚的玫瑰》、《柳枝》、《音乐》和《低语》),得到大诗人沃洛申的赏识。她的作品具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用词考究、学识渊博、富于音乐性。同时代的女诗人赫尔策克在她的诗歌中发现,它们具有“无家可归的、永远流浪的骄傲的精神”,追求“把女性灵魂特有的柔情,连同它所有的矛盾,与阳刚的男性诗行协调、结合起来”。这些特点,从下引的诗中可以略窥一斑:“在窗玻璃之外是天空的/玻璃。冰雪遮盖了/街道。唯有这轻盈的雪花/不属于冬天。/这雪花来自何方/请你告诉我?/莫非是白杨的茸毛/被吹散?/为什么,我的朋友,/忧伤了起来。/仿佛是夏天的小风暴,/实际上,/为我铺好最后的/床榻。”
  尽管曾经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经历,但巴尔诺克从来没有真正爱上过一个男人,她最感兴趣的是女人。她的第一个同性恋对象是纳杰日达·波丽雅科娃(关于她的生平资料,如今已无可查考,但巴尔诺克早期有不少抒情诗都是题献给她的,可以想见这位女友在诗人的情感历程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二个同性恋对象是著名诗人茨维塔耶娃。这次恋情开始于1914年,它刺激了后者的灵感,使她写下了一生中最出色的组诗之一《女友》和中篇小说《索涅奇卡的故事》。在组诗中,巴尔诺克被称作“无人可以拯救”的“年轻的悲剧性的夫人”,令人想起莎士比亚悲剧中所有的女主人公,她的形象“既非女人,也非男孩”,但“既有女人的温柔,又有男孩的莽撞”;至于自己,茨维塔耶娃则派定在“小男孩”、“斯巴达克式的孩子”的角色上。1916年初,她们脱离了情侣的关系。起因是茨维塔耶娃与曼杰什坦姆在彼得格勒有过一段短暂的浪漫史以后,回来发现巴尔诺克的房间里有了新的女伴——演员艾拉尔斯卡娅。这种关系的破裂在茨维塔耶娃的内心留下了无法抚平的创痛。
  对这位骄傲的女诗人而言,从来都是她主动中断与他人的爱情关系;因为,在她的眼里,这是一种“脱离的荣誉”。这一次,别人抢先了一步,这是她的自尊心所不能容忍的,以致于多年以后,有人建议她到巴尔诺克的墓前去看一下,被她冷淡地拒绝了。
  巴尔诺克交往时间最长的一位女伴是莫斯科大学的数学教授奥丽加·祖别尔比列尔。奥丽加完全是文学圈子以外的人物,在性格上也有许多与巴尔诺克不同的东西。但这并不妨碍她成为后者长期的女友,她们保持了将近十年的关系,直到巴尔诺克逝世为止。根据艾拉尔斯卡娅给赫尔策克的信中所描述,她是“一个圣人,一个身居相当高的精神高度的人。”巴尔诺克在诗歌中将她看作母亲,自己则像孩子似地依偎在她的怀中。她的最后一位恋人是维杰涅耶夫斯卡娅,巴尔诺克为后者写下了不少感人的诗篇,将她称作“银白的缪斯”、“银白的玫瑰”、“银白的夏娃”,满怀柔情地吟唱道:“牵起你的手,我们走向罪孽的天堂,……/悖逆着天上制定的计划,/五月为我们返回到冬天,/绿色的林中空地开满鲜花……”
  1933年8月25日,巴尔诺克病逝于莫斯科近郊的卡林斯基村。为她送葬的是三位女伴:祖别尔比列尔、维杰涅耶夫斯卡娅和艾拉尔斯卡娅。
  古希腊的萨福最后由于失意而投海自尽,结束了传奇而凄婉的一生,令人唏嘘不已。俄罗斯的“萨福”们似乎也没有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两位英年早逝,一位远离祖国,最终客死他乡,一位长期被排斥在文学的中心以外,时不时地遭到无理的批判,甚至被剥夺发表的权利。或许冥冥中真有命运在作怪:这四位俄罗斯女诗人在秉承了萨福的天才的同时,也仿佛继承了她的苦难。


汪剑钊

选自 《中华读书报》http://www.gmdail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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