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茨维塔耶娃:拒绝历史感的诗人



  诗人打开了词,词打开了诗人。我不大清楚二者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关系。但有一点清楚的是,诗人养活了词,但词并不一定养活诗人。那些用词向我们敞开了世界的黑暗和光明的诗人,常常得到的回报只能冀望于后世。他们不属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但他们生活在任何一个时代之中。这几乎是适合于真正诗人的历史法则。真正拒绝历史感——他们接受历史法则但他们无视历史感;他们选择生活在别处。

  这个群体永远是少数。俄罗斯女性诗人茨维塔耶娃就是这个少数群体中的一员。

  茨维塔耶娃一生命途多舛,她不幸而生活在一个风云变换的疯狂时代。美好的记忆只能归之为童年,童年之后,所有的命运就只剩下苦难。她18岁就出版了诗集《黄昏相册》,坚定了这样一种生活和文学信念:惟有心灵的深邃才能保证自己的与众不同和自给自足。而这个信念带给她三样事物:爱情、苦难和诗。

  革命开始了。革命从其现实的意义上,用刀和剑、枪和鞭子排斥一切异己者——革命不能没有激情,但这种激情与宽恕无关。茨维塔耶娃身处革命之中,但茨维塔耶娃永远心处革命之外。当所有的人都在用历史的嘴巴说话时,茨维塔耶娃对历史说“不”。她的真诚不允许她背叛自己。在不谈论爱情的革命年代,她什么都不谈论而只谈论爱情,因此她走到哪里都遭到放逐。她在异国他乡流亡,她在自己的祖国照样流亡——世上没有地方供她安居。

  当茨维塔耶娃侨居在国外时由于她同她丈夫所持立场的关系,她的作品被拒绝发表,生活上她只得到最低的保障,但她被剥夺了创作者必不可少的与读者接触的权利。她的丈夫埃伦夫由于受骗而卷进了一系列的政治冲突之中,被迫逃离法国而回俄罗斯——或许不该用这个名字了,而应该用苏维埃——她清楚回到祖国那里有无数麻烦等着她,但她坚持说:“不能在厄运中抛弃一个人,我生就这样的信仰。”她坚持回去,迎接苦难和灭亡。卫国战争开始后,茨维塔耶娃开始在俄罗斯大大小小城市流浪。这个天才诗人,为了养活自己的儿子,甚至决定做洗碗工,甚至这样的决定也遭到了拒绝。她在自己的祖国无以为生。1941年8月31日,她留下一张小小的纸条,“原谅我吧,我已无法承受。”她去世多年之后,她的墓前才竖起一块碑,上面铭刻着诗人《我呆立着……》中的诗行:

  我用谄媚和哀求向幸福之人乞来的,仅此而已。

  我将随身带往那无声默吻世界的,仅此而已。

  茨维塔耶娃并非不清楚苦难的存在。只是她坚持面对苦难抒情,面对苦难愈加纯粹地抒情。早在1934年她就在其纲领性的文章之一《有历史感的诗人和没有历史感的诗人》中将语言艺术家划分为两个范畴,一类是有历史感的诗人,他们喊出时代的声音;另一类是没有历史感的诗人,他们是纯抒情诗人。她和帕斯捷尔纳克属于后者。这类诗人的特点之一就是抒情地沉湎于自身,而远离现实生活和历史事件。“纯粹的抒情诗是靠感情而生活。感情总是同样的。感情没有发展,没有逻辑。它们也不一贯始终。所有感情总是一下子便全给我们了。我们会有时间体验一切感情。它们就像火炬之焰,一下子压进我们的胸膛。”如梵高一样,她清楚她也不能忍受没有爱情的生活。革命的潮流冷落个体的爱情,但没有谁能阻止这样一个诗人,在她丈夫罹遭苦难时写下:“我偏要戴上他的戒指。”——因着爱情支撑的生活,她怎么可能去和自己的丈夫划清界限,而不去分享那行将到来的苦难?在爱情面前,历史感显得何其微不足道!

  拒绝历史感,这并不是说,茨维塔耶娃——他们所使用的词,没有历史的质地。恰恰相反,他们精心挑选的词,蕴涵着深厚的历史质地,很沉,很重,让凡俗之手无力捧起。这种词本质上就是生命的质地。这些词的历史质地在于,它们由诚挚的心灵孕育;它们饱含激情但决不流于情绪;它们源于养存浩气而使万物以词的形式有备于“我”。纯粹的抒情,不是使单单一个茨维塔耶娃成为诗人,而是当这抒情的语词抵达每个读者面前时,每个读者就身不由己地卷入进去,无可避免地在那瞬间也感受到自己是一个诗人。纯粹的抒情是超越时间之外的旋涡,它将周遭的一切吸纳入自己的深渊——为此我们才得以分享命运所带给茨维塔耶娃的一切以及茨维塔耶娃给我们带来的一切:爱情、苦难和诗。

  纯粹的抒情由无视历史感而提供保证。对历史说“不”的人,只能居住在自己的心灵之中,并且注定无家可归。茨维塔耶娃,全部的乡愁就是爱情和苦难。因此,茨维塔耶娃,一个承担苦难的名字;茨维塔耶娃,一个承担爱情的名字;茨维塔耶娃,一个和俄罗斯原野一样宽广、一样沉重的名字,从远方悄然落于我们的手指而震颤我们心灵。

  我——我希望是我们——之所以爱上茨维塔耶娃,因为她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因为她著名的激情仍然是不朽的,因为她在纯粹的毁灭中唱出完美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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