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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之恋

肖复兴


  我第一次稍微有点儿系统地读契诃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硝烟渐渐散去,我是个“逍遥派”,躲在书中成一统,不管春夏与秋冬。整整一个冬天和一个夏天,我读的几乎都是俄罗斯的文学,其中读的最多的是契诃夫和屠格涅夫。那是学校图书馆的老师特意从被封存的图书中为我偷出来的,每看完几本之后,我用报纸包好悄悄地放在传达室里,等着老师再从图书馆里偷出另外几本同样也用报纸包好放在传达室里交换,简直像是地下工作者在秘密接头传递情报之类。也许,读书的氛围直接影响着读书人对书的认识和感情。在这样极为特殊的氛围中读契诃夫,契诃夫仿佛变成了在那种艰辛黑暗年代里经过曲折和困苦方才得以相见的难得的朋友,便印象深刻而多了一份难以言说的感情。

  记得那时我还对契诃夫的剧本《樱桃园》、《海鸥》,小说《新娘》、《带阁楼的房子》等篇章做了大量的笔记。我读到的契诃夫都是汝龙先生翻译的,以后我读契诃夫都是和汝龙先生连在一起的。只是那时学校有着百年历史的图书馆已经被毁坏得千疮百孔,那样多的藏书被抄被烧被偷已经残缺不全了,要找到一部完整的契诃夫文集,是不可能的了。我说只是稍微有一点儿系统地读契诃夫,是老师在废墟般的图书馆里尽其可能为我找到的有关契诃夫的书而已。

  在那个寒风呼啸和细雨扑窗的一冬又一春,我的心中曾经埋下了一个愿望,有一天能够读到契诃夫全部的作品该多好!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要是能买到他的文集该多好!

  那是1967年的冬天和1968年的春天。那时我高三毕业却无法继续升大学读书。那时我刚刚20岁。

  第一次真正见到契诃夫的全集,是在12多年之后。那是1980年的时候,晚了整整的10年,我才在粉碎了四人帮恢复了高考制度之后上了大学。1980年,我在大学读二年级。那一天,我在学院附近的一家不大的新华书店里,见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新出版的《契诃夫文集》的第一卷,依然是汝龙先生翻译。浅灰色的封面上,印有单线条勾勒的契诃夫的头像。第一眼见到这本书有一种风雨故人来的感觉(应该包括汝龙先生在内),阔别了10多年才相逢,一下子是那样的亲切。我连内文看都没看一眼,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本。

  那时的书真是便宜,才一块多钱一本。一块多钱即可以让我和契诃夫倾心交谈,世界上现在还能再找到这样的美事吗?我回到学院的宿舍里才打开书,仔细地看契诃夫。想想那时的感情真有些像小孩子好不容易得到一块难得的奶糖,舍不得一下子就把糖吃完,要含在嘴里一口一口慢慢地吃,细细地品它的滋味。我记得《契诃夫文集》的第一卷是从1880年的小说开始,第一篇小说的名字叫作《写给有学问的邻居的信》,是契诃夫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那时契诃夫正好20岁。

  等候译文出版社继续出版《契诃夫文集》,希望早些买全《契诃夫文集》,是那几年买书时常常惦记的事。只要到书店,总要留心看看新的一卷《契诃夫文集》出来了没有?记得第二卷是在两年后的1982年出版的,第三卷是又隔了一年1983年出版的,第四卷是1984年出版的,第六卷是在1986年出版的。其中,不知为什么我没有买到第五卷。当时,我曾经到好几家书店问过,可惜都没买到。缺少了一卷,就像是有一段岁月空白了,留下许多怅惘。仿佛契诃夫一直是在我的身旁,只是这一段时光突然离开了我,连个片言只语的书信都没有寄给我,不知他到何处漂泊流浪?

  《契诃夫文集》,我买到第六卷之后好多年再没有买到下面几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莫非契诃夫就这样成为了断臂的维纳斯一般给我留下残缺的形象不成?从1986年出版的第六卷《契诃夫文集》之后,一直到了1991年,5年过去了,在报纸上看到了汝龙先生因心肺病逝世在医院的消息,方才知道出版社没有继续出版《契诃夫文集》,并不是汝龙先生没有将后面的作品译出,而是因为继续出版契诃夫的书怕赔钱。从出版第一卷的《契诃夫文集》到那时不过10来年光景,读者和出版界竟是这样风水轮转,契诃夫竟然人老珠黄一般成了明日黄花。真为契诃夫也为汝龙先生同时为世态炎凉而心寒。汝龙先生到死之前也未能见到他自己的心血《契诃夫文集》出全。想想汝龙先生病重期间连个像样的病房都住不上,最后住进8人一间的拥挤的病房,还是托人情走后门的结果,便也就明白现如今的人们冷淡了契诃夫其实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再想想汝龙先生临终之际将自己翻译契诃夫的所有稿费10多万元全部捐献给国家,是汝龙先生也是契诃夫为我们中国人做的一点贡献吧,便越发为汝龙先生为契诃夫不平。希望下几卷《契诃夫文集》尽快出版,便融和了另一番超越契诃夫之外更为复杂的情感。

  说心里话,对于《契诃夫文集》出版的中断(而这种中断偏偏恰巧因汝龙先生的突然逝世而留给汝龙先生比我们所有读者更大的遗憾),我对出版社隐隐有些意见。尽管有些事情并不是出版社能够左右并负得了责任的,或许出版社有着自己的理由,但总觉得出版社毕竟是可以做出自己的努力的。

  应该说,出版社后来是在做着自己的补偿努力。我再次见到《契诃夫文集》是1994年的时候了。北京前门原来的旧书店,改建成了专卖沪版书籍的书店。新开张时,我在那里见到了《契诃夫文集》后几卷,买到了第八、九、十卷。可惜未能买到第七卷。我想这一回不怨出版社,只怨北京的书店进书少,或是我自己的腿不勤,错过了机会。因为我看见版权页,这后几卷是在1992和1993年就出版的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为契诃夫,为汝龙先生,也为自己最后能和他们再度相逢,而感到欣慰。

  但是,十卷本的《契诃夫文集》,缺少了其中第五、第七两卷,总是遗憾。希望补全它,只好寄希望于再版,我想补全契诃夫,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契诃夫曾经滋养过中国上下几代人,可以有人淡忘他,也可以有人不熟悉他,甚至有人不喜欢他,但我相信总会有人惦记着他,他的书不会热销,但总会有人读他,便总会有人出版他。

  1996年,我在离家不远处的一家不大的新华书店里,看到了十卷本的全套《契诃夫小说全集》,终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一次出全了。是精装本,翻翻版权页方知是1995年7月版,心里暗暗地替契诃夫想还算不错,再版得够快的了。同时心里也不由自主地想,出版界和读者的风水又在轮转了,眼下文集和全集出版热,契诃夫方才得以重见天日吧?但不管怎么说,《契诃夫小说全集》能够再版并一次出全,是件好事。(但我不喜欢它的封面设计,不如原版那种浅灰色的调子、印有单线勾勒的契诃夫头像的封面端庄大方且一目了然。)

  那家书店只进了这样一套书,搁放的时间稍稍长了些,从书页完好的程度来看,并没有多少人翻看,但由于阳光的照射,十卷书中封面的颜色已经深浅不一,而且由于书架上别的书籍的挤压,十卷书中有的封面精装硬壳已经坏了角或书脊。我还是把它们买了下来。毕竟是契诃夫!想想,如果从1980年买到它的第一卷开始算起,经过了16年方才把它买全;如果从“文化大革命”后期心里惦记着能够拥有一套完整的契诃夫算起,经过的时间将近整整30年!我怎么会和它失之交臂呢?也许,是我自己见陋识浅,会有人弄一套契诃夫不会像这样费劲,而不费吹灰之力。但对于我,契诃夫就是这样伴随着我从青春时期开始一步步走来、走近,我是一点点地拥有了他。正因为如此,我对他才格外珍惜,这样一套书对我来说才意义不同寻常。这很像是自己这30年来用心血和希望种植的一棵树,从最初埋下种子开始到现在眼看着它一点点长高长大枝叶繁茂绿荫如盖,是和那种一下子就能从商店或苗圃里买回一棵完整的树木哪怕是漂亮圣诞树的感觉绝对不一样的。

  这一套新版的《契诃夫小说全集》印了四千套。我不知道这个数目是多是少?也不知道这四千套是否都已经卖出去了?对于我们有这样众多人口的中国来说如果眼下读契诃夫连四千人都没有的话,实在是可怜的事。并不是所有的书,都是可以留下来的,并不是所有的作家,可以供几代人读的。但契诃夫是可以流传下来,可以供几代人读的。

  最后,我有两个小小的愿望:一是应该再出版一卷或两卷契诃夫小说集外集,将有名的契诃夫手记和书信收进,这样会相得益彰。二是如果有可能出版社尚能找到旧版本的《契诃夫文集》第五、七两卷的话,我希望能够买到。我没有收集版本的爱好,但我希望将那一卷卷买来却缺少的那两卷契诃夫买全。与其说那是一份心愿,不如说是一份情感。

  1997年7月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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