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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路历程

黄灿然


  俄罗斯诗歌纽带的断裂

  一九八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籍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病逝于纽约,享年五十五岁。据外电报导,布罗茨基是因心脏病在梦中逝世的。据说他抽烟很猛,心脏一直不好,曾做过两次手术。

  布罗茨基是当代诗歌巨人,他的逝世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是明显而直接的。他的逝世除了给他生活了二十年的美国和他的祖国俄罗斯文学界带来震惊和悲伤之外,一些中国诗人,尤其是一些青年诗人亦会陷入同样的震惊和悲伤:布罗茨基的诗歌尽管因为中译本不理想而不能使他们深入领悟他精湛的诗艺,但是他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散文和令人信服的文学评论却对他们产生深远的影响。俄罗斯的通讯社在报导他逝世的消息时说:“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殒落了。”这可以说是自普希金以来最光荣的赞颂。布罗茨基在谈到英国诗人W.H.奥登时曾说,奥登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在我看来,布罗茨基至少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之一。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布罗茨基的遗孀发去唁电时说:“连接俄罗斯当代诗歌和过去伟大诗人作品的纽带断裂了”。这句话虽然出自一位政客口中,但却是准确的,事实上这条纽带岂只是俄罗斯的,而是世界性的,现在它断裂了。

  与阿赫马托娃的来往

  布罗茨基十八岁开始写诗,与彼得堡几位写诗的青年人切磋诗艺,后来他们被称为“彼得堡集团”,他们除布罗茨基外,尚有叶根尼夫·莱因、季米特里·博比舍夫和阿纳托利·奈曼。老大哥是莱因,布罗茨基自称他从莱因那里得益匪浅,后来在接受美国《巴黎评论》访问时,仍称莱因是当今俄罗斯最杰出的诗人。最使布罗茨基得益匪浅的,应是莱因介绍他认识阿赫马托娃。“彼得堡集团”成员与阿赫马托娃有密切来往,他们都非常尊敬她。据奈曼后来说,他们把诗带给她看,还经常陪伴她,而她以她在世纪初认识的诗人的作品〈把她的时代带进我们的时代〉。

  一九六四年布罗茨基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判五年劳改。布罗茨基服刑期间,阿赫马托娃非常关心他,并说服很多朋友去探望他,还与其他人一道筹款买东西送给他。其实阿赫马托娃一直很担心布罗茨基的命运,尤其是阿赫马托娃是被当局盯梢的人,任何来往者随时都有失踪的可能。她曾在一九六二年的一首诗中写道:

  现在我不为自己哭泣,

  只愿在有生之年不要看到

  失败的金色印记

  烙在这未经风霜的额上。

  布罗茨基对阿赫马托娃也很尊敬,据曼德尔施塔姆遗孀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回忆录中记载,在所有使阿赫马托娃晚年略感宽慰的青年朋友之中,布罗茨基是最严肃、诚实和无私的一位。娜杰日达甚至认为阿赫马托娃高估了布罗茨基的诗,但认为阿赫马托娃非常担忧她所代表的传统衣钵没人承接,于是一厢情愿地爱护布罗茨基等人。

  事实证明娜杰日达的判断是错误的。阿赫马托娃不只慧眼独到,而且耳朵也非常灵敏,她在读了布罗茨基第一批给她看的诗之后即认为,布罗茨基的声音孤立,没有其他杂音。这是非常准确的判断。事实上布罗茨基的诗歌、散文甚至个人性格──孤傲、平稳、坚定──也都具有这个特点。不过娜杰日达对布罗茨基的一句预言却颇准确,她说她担心这位出众的青年人“结局恐怕会很悲惨”。

  与奥登的神交与结识

  布罗茨基服刑不到两年便在阿赫马托娃的协助下和西方作家的呼吁下提前获释。他在服刑期间收获甚丰,并不以为苦。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研读英国诗人W.H.奥登的作品。其实在此之前他已从一本翻译成俄文的英国诗选接触过奥登的诗,并且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本诗选叫做《从勃朗宁到现今》,“现今”指的是一九三七年,据说后来译者和编者均先后被捕,其中很多死去了。那首诗叫做〈地点不变〉,其中写道“没有去得比火车终点站或码头更远的人,/会不去或不送他的儿子……”。“会不去或不送他的儿子……”所揉合的否定式外延和普通常识这种句法使布罗茨基大为震惊。他自称,以后每当铺开稿纸,这个句子便会像幽灵一般纠缠着他。他在服刑期间所读到奥登是一本原文的英语诗选,一打开便是奥登那首名作〈悼叶芝〉。这首诗不仅整体上完美无缺,而且其中佳句佚出。如“水银柱沉入垂死日子的口中”,“他身体的各省都叛乱”,“因为诗歌没有使任何事情发生”,“土地啊,请接待一位贵宾”。如果说,上述句子充份体现一位匠人的精湛技艺的话,该诗第三部份这两节诗则体现出一位大师无比的思想深度:

  时间可以容忍

  勇敢和天真的人,

  并在一星期里漠视

  一个美丽的躯体,

  崇拜语言和原谅

  每个它赖以生存的人;

  宽恕懦怯、自负,

  把荣耀献在他们脚下。

  不用说,布罗茨基读得目瞪口呆,尤其是“时间……崇拜语言”。

  他一半相信这种鬼斧神工,一半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英语理解能力太差,误读了这首诗。获释后他便开始学习波兰文,以便翻译兹·赫伯特和米沃什的作品,同时钻研英语,翻译约翰·多恩和马维尔以及深入阅读奥登。

  布罗茨基对奥登的崇拜变成他命运的两个分水岭。第一个分水岭是当英国企鹅出版社要出版他的英译本时,译者问他要不要请谁写个序,他反问有没有可能请奥登写。奥登读了布罗茨基一些英译诗稿,很喜欢,便欣然接受;接着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目的地是犹太人的以色列,布罗茨基拒绝,先在维也纳落脚,拜访奥登,受到奥登的友好接待,“在奥地利那几个星期,他像刚孵出小鸡的善良母鸡那样看管我的事情。”奥登帮他穿针引线:向其代理人推荐布罗茨基,建议布罗茨基去见什么人,避见什么人。于是开始有一封封“W.H.奥登转”的电报送到布罗茨基手中,奥登还要求美国诗人协会为刈罗茨基提供一点经济援助,该协会拨出一千美元──这笔钱布罗茨基一直用到他抵达密歇根大学任教。布罗茨基离开维也纳,与奥登一齐到伦敦,在奥登的老友史蒂芬·史班德的家中住了两晚,不久奥登即安排他出席当年的国际诗歌节。第二个分水岭是布罗茨基到美国五年后的一九七七年夏天,他在纽约买了一架打字机,开始用英语写散文和评论。他说,当一个作家用母语以外的语言写作,其原因可能是基于必要(例如英籍波兰作家康拉德),或基于野心(例如美籍俄国作家纳博科夫),或为了取得更大的疏散效果(例如法籍爱尔兰作家贝克特)

  。但布罗茨基自称,他用英语写作纯粹是为了使自己更亲近他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奥登,也就是“为讨喜一个影子”。他还说,即使他被视为奥登的模仿者,“对我来说也仍然是一种恭维。”十年后的一九八六年,布罗茨基出版了他这些文章的结集《少于一》,立即获得全美图书评论奖,次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因其诗歌成就得奖,但他这本杰出的散文集肯定是他得奖的重要因素。这本散文集除了向俄罗斯现代诗的重要人物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一一致敬外,还对一些二十世纪诗坛重要人物如希腊诗人卡瓦菲斯、意大利诗人蒙塔莱和当代同行沃尔科特进行眼光独到的评论。当然还有对奥登其人其诗的评析:〈为讨喜一个影子〉深入展示奥登的成就和奥登对他的影;〈论奥登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则用了五十余页的篇幅抽丝剥茧地分析奥登这首诗。关于布罗茨基这种细读,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称赞说:“布罗茨基对〈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所作的逐行评论,是对作为人类一切知识的清音和更美好的精神的诗歌所唱的最伟大的赞歌,如果可以用评论一词来形容这篇如此欢腾、如此舒畅和如此令人心旷神怡的权威文章的话。”布罗茨基最后一次见到奥登是在伦敦史班德家中。在用餐时,由于椅子太低,女主人用两卷《牛津英语词典》给奥登当坐垫。布罗茨基当时想,“我看到唯一一位有资格用那两卷词典当坐垫的人。”

  耶稣宝训:善恶观

  布罗茨基在《少于一》中有一篇较少受人注意但非常重要的文章,叫做〈毕业典礼致词〉,是他在美国威廉斯学院任教时对毕业同学发表的演讲。说它重要,是因为它披露了布罗茨基的善恶观,从中可以看出他为人处世的方式。这篇文章的核心是耶稣的《山上宝训》,相信读者对耶稣这句话都耳熟能详:“要是有人往你右脸猛击一拳,就把另一边也凑上去。”但是很多人对这种非暴力的理解也仅止于此。

  事实上这句话还没完,接下去还有:“而要是有人想根据法律控告你,拿走你的外衣,你就把大氅也给他;要是有人想强迫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两里吧。”耶稣说话有三联徵的习惯,这则训话的重点不在第一联,而在最后一联。其主旨与非暴力或消极抵抗、与不以牙还牙或要以德报怨毫无关系。布罗茨基认为,这番话一点也不消极,因为它表明,可以通过“过量”来使恶变得荒唐;它表明,通过“大幅度的顺从”,可使恶变得毫无意义,从而把那种伤害变得毫无价值。他还举了俄罗斯北方一所监狱发生的一件事做例子。有一天早上,监狱看守向囚犯们宣布,要把放风场里堆得两三层楼高的木材劈光,并要求囚犯们与狱方人员一齐劳动,进行“社会主义竞争”。这时一名青年囚犯问道:“要是我不参加呢?”看守答道:“那你就没饭吃。”接着大家都鼓足干劲劈起木材,那个囚犯也加入了。但是当大家停下来吃午饭的时候,他仍继续挥舞斧头。囚犯和看守们都取笑他。到了傍晚时分,看守们换班了,囚犯们也停工了,但那青年囚犯仍继续挥舞斧头。五点过去了,六点过去了,那柄斧头仍在上下挥舞。这回看守和囚犯们不得不认真瞧起他,他们脸上那嘲弄的表情也逐渐变得迷惑继而恐惧。到七点,那青年囚犯才停下来,也不吃饭,走进牢房躺下来倒头便睡。在他以后坐牢的时间里,便再也没有人号召看守与囚犯进行社会主义竞争,尽管放风场里的木材堆得越来越高。布罗茨基认为,这位青年囚犯可能比宣扬非暴力主义的托尔斯泰和甘地更理解耶稣宝训的真谛。

  诗艺:孤立的声音

  布罗茨基无疑是本世纪一位诗歌巨匠,堪与奥登媲美──在我看来,他甚至比奥登更上一层楼。在散文写作方面,他比奥登更完美,简直无瑕可击:他的适而可止的分寸感,他的充满机智和自省的论述,他的练达而又复杂的文风,在我看来都要比奥登略胜一筹。不错,他自称意图模仿奥登。但是,被模仿者往往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弱点,而模仿者却能处处发挥被模仿者的优点和克服被模仿者的缺点,况且刈罗茨基远远不是一个模仿者,他是把奥登的文风发扬光大了。我在阅读奥登时,虽然对他的真知灼见拜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奥登很多文章都是应邀写书评的结果,其中不免掺杂一些水份,有时候会弄出一些很枯燥的东西。例如他的《阅读》是一篇非常个性化的散文,也体现出他一贯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卓识,但是其中却穿插一页半关于阅读别人的批评文章时本身应拥有什么条件的清单式资料,读起来真是沉闷无比,不得不跳过去──因为那一页半的清单无异于一片美丽风景遭一条新开的沟渠拦腰斩断,哪怕那条沟渠有多大的价值,也是大煞风景的。再如他在《玛丽安·穆尔》一文中评论穆尔小姐的诗歌时,用了呆板的分类法来“解剖”穆尔的作品:“一、动物寓言……二、动物比喻……”,然后是一大段“上纲上线”的评论。布罗茨基在这方面非常清醒,清醒得让人觉得要是跟他面对面,定会忐忑不安。在诗歌方面,布罗茨基虽然也是一位严谨的形式主义者,同样博古通今,但是他也经常破格,有时也写自由诗,并且风格多种多样,不像奥登,讲究得过份。

  布罗茨基在严谨的同时有非常浓厚的实验倾向,他的诗歌之刀既坚韧又锋利:在传统的、现代的基础上掺入崭新的当代感性。几乎所有诗歌形式和体裁都被布罗茨基试穿过,并且都是那么匀称、适度。就〈哀歌〉而言,他写了很多以“哀歌”为题的诗,包括〈几乎是一首哀歌〉、〈罗马哀歌〉;其他标题和体裁如〈牧歌〉、〈变奏〉、〈诗章〉、十四行诗、十二行诗节、〈六重奏〉、无题、八行诗、三行诗节、圣坛诗(圣坛形图案诗)、夜歌等等,几乎所有大师试过的并取得成绩的形式和体裁他都要试。至于风格,他更是多种多样,既可以写得很深沉广阔,又可以轻松讽剌;可以写得很日常化,又可以进行玄思冥想。在诗行的安排方面,他既可以工整严格,又可以长短不一。在意象的采集方面,从鸡毛蒜皮到海阔天空,从天文地理到机械设备,简直无所不包,又都可以运用自如,科学的意象一进入他的诗句就立即变得服服贴贴自然而然。总之,他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取得难得的平衡。

  在这一切的背后,布罗茨基那个孤立的声音一直弥漫着。这种孤立的声音是他的总体作品给人留下的印象,在具体作品上,他的声音是安静的,而他本人也一直偏爱诗歌中安静的声音。这又与他强调非个性化有关,这方面布罗茨基从奥登那里获益非浅,尤其是诗中很少出现“我”。在奥登三百多页的《短诗合集》背后的首句索引里,以“我”开头的也仅有四首。做个比较:《阿赫玛托娃诗全集》七百余页(前言后语及注释不计),索引里以“我”开头的有一百余首;《曼德尔施塔姆诗选》一百三十五页,索引里以“我”开头的则有近二十首。布罗茨基不仅在诗中避免用“我”,就是在散文中,甚至在自传性的散文中,尤其是在感情开始触动他的时候,也往往用“one”

  来代替“我”。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译法,“一个人”、“我们”、“你”、“谁”、“我”、“本人”或乾脆不译出来。在布罗茨基的语境中这个词往往要译成“一个人”、“你”或乾脆不译。他醉心于细节,醉心于具体描写,醉心于名词,醉心于发现。他在谈到奥登的魅力时说:“奥登真正吸引我的首先是他看问题的超然与客观。他有一种看问题不受环境与个人意见影响的能力,并能从不同方面的细微关系来看待自己熟悉和不熟悉的现象,特别是熟悉的。我以为那就是说对你认为了解的事物要多发呆、多想像。”布罗茨基本人的作品正是“超然与客观”的最佳范例,而他确实也很注重处理熟悉的事物,处理它们的微妙关系。只是,由于他声音平稳安静,语调倾向于冷淡,词语、意象陌生而坚固,处理的时候又超然而客观,故很多读者(包括中文读者和英文读者)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他──阅读他的作品同样需要一种安静的、“微妙的”阅读心理,因为布罗茨基“既不大惊小怪,又不多愁善感”。一般诗歌以及一般读者对诗歌的要求都是有起伏,有高潮,有出人意表的文字碰撞,这些都是好诗的要素,不但使诗人自己着迷,也能剌激读者。但是布罗茨基有点不一样,他的诗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起伏、高潮,或者准确一点说,他在诗中把这些东西压住,不对它们作耸人听闻的强调,他是在退潮的时候开始,而不是刻意去营造高潮,因这里“冰河时代前的胃口”仍然会被猎奇的读者看中,但是从“微妙关系”来看,用“立方形”、“长菱形”、“平行六面体”和“几何状”这些枯燥的数学术语来描写(华盛顿冬天的)黄昏,对老练的读者和诗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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