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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魂——茨维塔耶娃

甲老虫


  茨维塔耶娃(1892-1941),俄罗斯白银时代杰出的女诗人。

  诗性乃是人性中极浪漫的基质,是很难定义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所说的:人需要一个目标,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从这个层次去理解什么是诗性也就不难了。诗性就是一种内心赤裸裸的追求,内心抒情的需要,不管冷抒情还是热抒情,都是人内心的需要。诗的信念就是为内心活着的,并且能够为之死去的信念。

  茨维塔耶娃首先是一个疯狂的女人,雌性这一性征天然地决定她女人的天性,追求肉体赠予人的天然的愉悦;其次才是不羁的诗人,将爱情幻化为信念,不断追求爱情,正是作为诗人的诗性。

  她一生都在追求爱情,渴望心灵之爱。

  茨维塔耶娃自小受到普希金的影响。她在1937年流亡国外写的自传体小说《我的普希金》里曾提到:她母亲是位富有天才的音乐家,卧室里挂着以普希金为题材的《决斗》的画,从而使她对死亡产生了一种神圣感;而她父亲则身为莫斯科大学的教授、鲁缅采夫博物馆馆长,精美艺术博物馆的创建人。父亲这种身份使她在普希金纪念像下成长起来,作品《我的普希金》说“……真是个绝妙的想法——把巨人放在孩子中间。黑色的巨人在白色孩子中间,真是绝妙的想法——注定让白人的孩子去和黑人结婚……”。可见,她深受诗人普希金的影响。

  茨维塔耶娃接触的第一部普希金作品是《茨冈人》,她由此接受一个全新的词——爱情。普希金的爱情观传染给了茨维塔耶娃。她一生都与这个神秘的词汇纠缠不清。她为爱情而活着,大胆追求爱情,并因此写出或凄美或激越的诗歌,为世界诗坛留下了不朽的诗篇。

  茨维塔耶娃对十月革命很反感。这并不是她不理解俄罗斯而不接受革命,而是由于她凭着诗人特有的敏感一下子意识到“革命即暴力”,所以不接受。然而正是女诗人对十月革命采取不接受的态度,造成了她一生的不幸。

  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埃夫伦一直反对沙皇专制政体。1917年11月,反对暴力革命的茨维塔耶娃却亲自把丈夫送往白卫志愿军,使之成为沙皇专制政体的捍卫者。也因此同埃夫伦失去联系。1922年春,她带着女儿投奔在巴黎就读的丈夫,开始了她悲惨的流亡生活。

  在流亡期间,茨维塔耶娃虽过着落魄的生活,但时刻未忘精神生活:追求爱情。她追求丈夫的同学罗泽维奇,一度使她那忍隐有余的丈夫埃夫伦也无法承受。还有与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巴赫拉赫等世界名人留下有趣的情感史。

  茨维塔耶娃十分重视心灵之爱。这一点在她处理与奥地利著名诗人里尔克的关系时,可窥视到她内心世界。茨维塔耶娃在致里尔克的信中说:“我不是活在自己的嘴上,吻过我的人,会错过我的。”并且她挑明自己追求的是“无手之抚,无唇之吻”,反对“把对方举起,就近唇边——一口一口地啜饮”的肉体之爱。 同样性质的信是她在致瓦洛申的信:“我有一种无法医治的完全孤独的感觉。旁人的肉体是一堵墙,阻碍我窥视他的心灵。噢,我多么恨这堵墙啊!”可过了几个月后她又在给瓦洛申的信中说:“我主要的热情是同人倾心交谈,可性爱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钻进对方的心灵。”

  茨维塔耶娃承认爱情有追求肉体层面的淫欲,但是她还是强调真正的渴望还是心灵的交融,肉体的结合正是她达到心灵交融的必然桥梁。于是,她疯狂追求爱情时渴望与对方的肉体融合在一起,并且生下新的生命——“儿子”。因此,她不仅渴望与罗泽维奇生儿子,而且渴望同帕斯捷尔纳克、巴赫拉赫生“儿子”。这里“儿子”,即是她作为女人本能的需要,又是她诗性的体现,是诗的“生命”。爱情到底需要灵肉之分还是灵肉相融?女诗人在这个难题面前踌躇着、选择着,也正是如此种种独特于别人的感受,女诗人把之化为诗歌的形式与人见面。她的诗因此得到人们的喜爱。

  1939年,她带着儿子返回祖国,结束了17年辛酸的侨民生活。回国后,她的丈夫和女儿却遭到了无理的迫害。苏德战争爆发后,她又被疏散到荒凉的叶拉布加,终因爱情枯竭、思想痛苦、政治孤立而难以自持而自杀。

  女诗人随着肉体一同毁灭了,然而诗歌依然放射光芒。纵观女诗人的一生,我们只能试图对待诗那样,去理解、甚至去爱戴她!

  选自:“非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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