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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赛宁之死

俄罗斯诗人叶赛宁


  1925年12月28日凌晨,在列宁格勒一家旅馆里,俄罗斯著名抒情诗人谢尔盖·叶赛宁用一条皮带结束了自己年仅30岁的生命。噩耗传开,举国哀恸。
  1927年 9月15日黄昏,在巴黎大街上,著名芭蕾舞演员阿谢朵娜·邓肯被卷入飞驰的赛车轮下……
  就在邓肯遇难前不久,一位西方记者问她,“在您的一生中,您认为哪一个时期最难忘、最幸福?”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俄罗斯!只有俄罗斯!在那里,我获得了存在的最大价值……”
  
  未遇见舞蹈家之前的天才诗人
  
  被誉为“天才的乡村歌手”、苏维埃诗歌奠基人之一的谢尔盖·叶赛宁于1895年出生在梁赞省的农家,9岁开始写诗,15岁迈入诗坛。
  1917年春天,叶赛宁应《人民事业报》编辑部之约,前去洽谈诗稿问题,在那里结识了打字秘书吉娜伊达,她当时22岁,是一位具有“古典美”的窃窕淑女。两人一见钟情,3 个月之后便结婚了。吉娜伊达从小酷爱文艺,博览群书。她喜欢戏剧,也学过雕塑,是位具有独特鉴赏力的女子。应该说,两人在最初的两年里,生活还是幸福的,并有了一个女儿。但后来两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隙,关系恶化,最后不得不分手。关于这桩失败的婚姻,叶赛宁应该负主要责任,归咎于他狂放不羁、刚愎自用的性格,以及从不良的朋友圈里沾染的习气。另外战争的破坏、生活的不安定、经常性的分居也促成了这一事实。
  后来,吉娜伊达带着孩子嫁给了著名戏剧大师梅耶尔荷德,家庭生活十分和睦幸福。叶赛宁悔恨莫及,但为时已晚,这期间他写了大量怀旧和忧伤的抒情诗。后来叶赛宁与梅耶尔荷德夫妇一直保持着深厚的友谊,并经常去看望他们。
  叶赛宁去世周年之际,一个女子在诗人的坟头开枪自杀了。她留下一封遗书:“1926年12月 3日,我在这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我知道在我死后会有人对叶赛宁无尽无休地狂吠,但这对于他,对于我都无所谓了。对我来说,一切最珍贵的东西都在这坟墓里……”
  这位殉情的女子叫加丽雅·别尼斯拉夫卡娅,是诗人的秘书。她1897年生于彼得堡,中学毕业即获金质奖章,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国内战争期间曾越过白军的封锁线,为党做了大量工作。
  加丽雅为人正直、热情、落落大方,深得众人喜爱,正像有人在回忆录中所述的“她很聪慧、漂亮……每一次同她接触,都会被她的内在力量和心灵之美所吸引”。加丽雅初遇叶赛宁是在1918年彼得堡的一次文学晚会上,诗人忧郁深沉的朗诵给她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后来,她在莫斯科《贫农报》任编辑期间正式结识了叶赛宁,并成为诗人生活和事业中最亲密的助手。
  加丽雅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和独特的艺术见解,她不仅是诗人忠实的听众和欣赏者,更是叶赛宁艺术构思的积极参与者,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智慧的朋友”。她默默地崇拜和痴恋着叶赛宁,但这是一种富有自我牺牲和献身精神的爱,她从未向诗人提出过任何自私的情感要求,只是把全部精力花在整理、编辑、出版叶赛宁的作品上。特别在诗人情场失落、意志消沉的时候,她更是悉心呵护,充当“温柔的港湾”。对于加丽雅这种“献身”的爱,叶赛宁不可能没有察觉,但他只能以尊敬和信任的态度来感激对方,却无力报之以爱。在这个问题上,加丽雅充分显示出一个高尚女性的美德,她认为只要能和叶赛宁在一起就是幸福的,爱应该是纯粹的付出,而不是索取……
  1925年秋天,加丽雅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得不到维特尔省的农村去疗养。就在那里,她等来了叶赛宁的死讯。她的精神彻底垮了,那种只有在叶赛宁身上才能寄托的赖以生存的信念崩溃了……
  对于这位令人尊敬的女子在诗人心目中的位置,世人猜测不一。不过有一件遗物或许能揭示我们什么。1924年 4月15日,叶赛宁在给这位“朋友”的信中说:“亲爱的加丽雅,我的朋友,我再对您说一遍,对我而言,您是极其宝贵的!再说,您也知道,在我的命运里要是缺少了您的参与,那该是多么凄凉……”
  
  燃烧的激情·舞蹈家和诗人无声相拥
  
  1921年夏天,已经42岁的邓肯典当了个人私产,怀着激动的报效之情,千里迢迢,向她心爱的莫斯科进发了。
  邓肯在欧洲被誉为“手势皇后”,卢那察尔斯基曾这样评价:“她不顾威胁恫吓,毅然决定出访革命的俄国,这可能是她全部手势中最美的一次,也是面对春雷般的掌声最当之无愧的一次!”
  同时,邓肯也开始朝她一生中最珍爱的恋人——俄罗斯抒情诗人叶赛宁招手了。

叶赛宁与邓肯


  1921年10月,邓肯应邀出席著名戏剧家雅库洛夫举行的一个晚会。突然,一个穿浅灰色装束的小伙子大步流星地闯进会厅,差点把客人撞倒,嘴里不住地喊:“邓肯在哪儿?邓肯在哪儿?”
  “这个冒失鬼是谁?”邓肯笑着偷偷问翻译。翻译悄声地说:“叶赛宁……”
  晚会快结束时,主人猛然发现女主角不见了,急忙寻找。在隔壁的一间小客厅里,竟看到她和叶赛宁单独在一起,她倚在沙发上,诗人跪在她身边。
  “刚才,他给我朗诵了自己的诗篇。”邓肯对翻译说,“我一句也听不懂,但我觉得很美,因为那是音乐,真正的音乐。”
  从此,叶赛宁和邓肯几乎天天见面,耳鬓厮磨,形影不离。邓肯登台演出,诗人总要趴在前排位子的中央,孩子似的如醉如痴,邓肯赴外巡回演出,他也紧紧跟随……而舞蹈家也有空便请叶赛宁为她朗诵诗作,她被诗人那富有激情和音乐魅力的倾吐所吸引、迷醉。两个人的感情一天天如火如荼起来。
  不久,邓肯为了让学生们有更多锻炼和学习的机会,建议去欧美作巡回演出。建议很快被批准。但邓肯又提出:必须和叶赛宁同行。在临行前,他们商量好要办一件“大事”——到新设立的苏维埃婚姻登记处去。
  当书记员微笑着问他们选择什么姓时,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希望用双姓——“邓肯·叶赛宁。”
  这对伉俪整整相差了15岁。叶赛宁27岁,邓肯42岁。
  
  风云突变·诗人燃尽了自己
  
  这对世界闻名的明星夫妇在海外共呆了10个多月,直到次年 4月回国。应该说,最初一段日子里他们是幸福的。可美景不长,没多久,他们之间各方面的差异便明显暴露了出来,感情出现了裂痕。
  激情过后的夫妻生活面临着现实的考验。无论出身还是所受的教育,无论年龄还是性格,矛盾都比较突出,再有语言不通的障碍,使得他们的交流和理解始终不尽理想。从本质上讲,叶赛宁是个“忧伤”的诗人,他身上凝聚着与生俱来的悲剧气质,他追求理想的幸福,可他对现实中存在的“幸福”却缺乏消化与吸收的能力。他患有周期性的抑郁症和神经激越症,经常莫名其妙地陷入哀伤,消沉绝望,或脾气暴躁,刚愎自用。由于不适应国外氛围的“挤压”,他经常冲“快乐的妻子”发火,大吵大闹,还时时喝得酩酊大醉,做些荒唐的行为出来。叶赛宁的性格弱点再次暴露无遗,尽管他时有悔恨的表示,但他缺乏自省自制的能力,驾驭不了思想中那匹脱缰的疯狂的野马。他是一个极端自我的人,痴恋着“想像中的婚姻”,又恣意地践踏着现实的婚姻内容,他似乎永远也无法在现实中品尝一匙“平静的天伦之乐”。
  邓肯非常伤心,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男人这种近乎“自虐”的“儿童”式的表现,束手无策。作为一个女性,她所能给予丈夫的都给予了,但她最终改变不了什么。作为一位天才的艺术家,她的智慧和悟性只能用来同情和怜惜另一位不幸的天才。
  他们都努力过,宽容过,但失败了。
  终于,在巴黎,他们达成“君子协议”:回到俄罗斯后临时以“朋友”相待,并许诺尽可能修复感情。
  然而,对于邓肯来说,这只是一个梦幻而已,诗人再也没能回到她的身边。
  1925年 3月初,在一个家庭晚会上,叶赛宁与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索菲娅·安德烈耶夫娜相遇了。诗人又导演了惊人的一幕,他闪电般爱慕上了这位豆蔻年华、血统高贵的美貌女子……半年之后,叶赛宁和索菲娅结婚,搬进了一座古色古香,装饰著华的宽大住宅里。像早就注定的那样,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他感到压抑和束缚,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我所期待和希望的一切都幻灭了……看来,这个家给我的并不是轻松和快乐。”诗人再次陷入极度的抑郁和绝望之中。他离开了莫斯科的新居,去了地广人稀的高加索……
  据一位熟悉叶赛宁的作家回忆说:他给人的感觉是一生都在恋爱……他崇尚爱情,渴望能在爱情中得以栖息和彻底摆脱什么,但他的爱情是虚幻的,现实的爱情仅仅满足了他暂时的激动,他须不断地逃离又不断地停下来喘息。
  诗人突然的死令人震惊,也立即使人明白,俄罗斯失去了一位多么有价值的天才!当载着叶赛宁遗体的列车从列宁格勒开来时,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市民涌往普希金广场,悼念这位曾给他们带来巨大精神财富的人……

王开岭


选自《世纪档案》
原文出处《名人传记》1996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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